电视认罪该成为历史了

文|凤凰网评论员 熊志

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不久即被安排在电视上认罪、悔罪，这一现象在近来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中不时上演，屡引争议。针对这一问题，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就此提案，他强调，让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不利于法院的独立审判，应减少甚至取消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的做法。

这不是朱征夫第一次谈及此问题。去年同样是“两会”期间，朱征夫即表示，现在全社会缺少“无罪推定“意识，当天抓人，第二天就面对电视镜头认罪了；嫌犯一招供，好像就算破案了，办案机关就忙着开表彰大会、搞立功授奖了……

作为相关法律专业的人士，朱征夫此言切中时弊。《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现如今已耳熟能详。以往让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悔过，往往是在法院审理完成之前，侦查环节刚完成，甚至侦查取证可能都没有彻底结束，犯罪嫌疑人就衣着囚服、剪着光头，上电视悔过。

值得警惕的是，电视认罪的潜在危害绝非个案层面。公检法本该是相互制衡的一套体系，尤其庭审一环，能对前期的证据链，进行法律层面的检验，进而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未经审判而让在押嫌疑人在媒体自诉其罪，等于用侦查的证据给案件在社会层面盖棺定论，说到底还是侦查中心主义的旧思路。之所以强调审判的独立以及无罪推定，正是这种模式很容易让公检法之间的制衡时失效，让三者的分工制衡变成了相互配合，一条龙办案，存在把冤案办成铁案的风险。

有声音认为，电视认罪的案件多为社会高度关切，部分甚至是敏感案件，让嫌犯走进电视等媒体诉罪，也是脱敏过程。道理上讲，对于这类社会关注度高的敏感案件，公众的确有知情权，但这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嫌疑人基本权利。

更何况，电视认罪也达不到回应舆情的效果，因为嫌犯电视供述的所有信息，在未经法院审理之前，谁都不能说就等于事实真相。认罪在客观上反而会强化嫌犯有罪的社会观感，诱导宣传的意义大于脱敏效果，还给后期法院的公正审理制造了压力。

以法治方式来审理案件，已逐渐深入人心，所以，在让嫌犯上电视认罪前必须考虑到其反效果。2014年12月，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在受审时，曾拒穿囚服受审，并当庭自行脱下“黄马甲”。周文斌此举一度引发热议，不少法律人士为之叫好。从整个社会司法观念的更新来讲，它揭示的趋势确凿无疑——一切审判都是建立在尊重基本权利的前提上的。不是说周文斌蒙冤，而是这种渗透在细节的有罪推定逻辑，危害远甚于个案本身，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电视悔罪的那些案件。

敏感化的案件要脱敏，司法机构当然也该通过媒体引导大众，警示后者，媒体无疑也有责任正面引导舆论。但司法改革走到今天，我们不能继续把所谓敏感案件政治化，忽视异质的声音；更不能把媒体工具化，当作定罪的工具来使用。给所有犯罪嫌疑人一个公正、透明的裁决，才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普法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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