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的真相》背后：这三大审判确立了人体试验的伦理规范

这三次涉及二战中科学研究犯罪的审判具有的深远意义不只伸张了正义，更重要的是为后世创立了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但是也有一些遗憾。因为，对日本医生和研究人员的反人类罪行并未进行彻底清算。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张田勘

8月13日晚，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专题节目：《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学者和人体实验室》。

专题片通过原731部队成员在苏联的庭审录音和分析相关史料，揭露了日军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展开细菌武器的开发工作，并把中国和苏联民众当成“实验材料”的滔天罪行。

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只是二战或人类历史上反人类科学试验的一个缩影，在二战中还有纳粹德国犯下的更大的人体实验的弥天大罪。

虽然战后对这类医学犯罪进行了审判和清算，但是，这类以科学名义违背人道和伦理并且完全是反人类的罪行并未得到完全和彻底的清算。比较二战后对反人类医学罪行的审判，可以获得历久弥新的教训和意义，能让人类永远牢记，没有伦理的科学将毁灭人类。

▲《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学者和人体实验室》

国际社会至少从二战后的三次审判（纽伦堡、克拉科夫和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汲取了教训，并奠定了科学研究的普世原则和底线。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借用科学实验和优生之名，用人体实验杀害了600万犹太人、战俘及其他无辜者，这些人被纳粹统称为"没有价值的生命"。战后，根据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4国在伦敦签订的《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和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由4国指派法官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进行审讯。

主要包括两次，一是纽伦堡法庭从1945年11月~1946年9月对22名纳粹首要战犯进行公审，称为纽伦堡审判。

二是1946年5月~1949年4月，驻德美军对抓获在案的185名纳粹甲、乙级战犯进行第二次纽伦堡审判（又称后继纽伦堡审判）。案犯中包括部长和政府官员、军人（将军、军官和士兵）、党卫军军官、法官和医生，其中女性被告5名，医生和医务人员23名。

后纽伦堡审判分12个案件进行，首先是医生审判案，被告均为在纳粹全国性卫生部门或机关工作的官员，或在国家级医疗研究机械供职的高级医务人员（不包括在纳粹集中营供职的现职党卫军男女医生）。

▲纽伦堡审判

他们被控犯有违反人道罪，参与制定和起草对重残病人和犹太人、吉普赛人的“无痛致死纲领”，并组织和指导了利用集中营囚犯进行非人道的活人试验，包括绝育计划、最终灭绝、死亡集中营、人体实验、人种比较、双胞胎比较、取骨接骨、疟疾试验、新药致死剂量试验、黄磷严重灼伤救治试验等令人发指的人体试验以及毒气室谋杀、磷制燃烧弹等试验。

这些医生都被判处从死刑到监禁的各种刑罚，例如，当时德国红十字会主席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被判处绞刑，医生审判案中唯一的女被告荷尔塔·欧勃霍泽被判20年监禁。

第二个涉及医生和科学研究的审判是1947年波兰在克拉科夫进行的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人员的审判。审判共涉及40位被告，从集中营负责人到守卫、医生，乃至司机均有涉及。这40位被告有39名被判有罪，其中21人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第三个涉及医生和科学研究的审判是1949年12月25日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的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日本731号部队和100号部队从事细菌战进行的审判，有12名被告。审判于1949年12月30日结束。这些被告被指控在实验室对霍乱、伤寒、炭疽热、气性坏疽和鼠疫细菌进行实验，杀害了数千人，大部分感染者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

12名被告均被认定罪名成立，法庭按照1943年4月苏联公布的《关于杀害苏联公民、屠杀苏联平民和折磨战俘的法西斯恶棍的惩罚措施》判决，包括山田乙三（关东军司令官）和川岛清（731部队细菌研究部部长）在内的4名被告被判处25年徒刑，其余人也获得了从2年到20年不等的刑期。

出庭受审的山田乙三在法庭上说：“我承认自己的罪行，从1944年到投降之日为止，我作为关东军总司令，直接监管了隶属于我的731号和100号两支细菌战部队的工作，以寻求使用细菌武器实现军事目的的最有效方法，并进行大规模生产。换言之，我承认我是有罪的。”

这几个审判最有意义的是两次纽伦堡审判，既体现在政治和法律上，也体现在科学研究上。前者是确认了国际法六原则。

1.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因而应受惩罚。

2.国内法不处罚违犯国际法的罪行的事实，不能作为实施该行为的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3.以国家元首或负有责任的政府官员身份行事，实施了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其官方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4.依据政府或其上级命令行事的人，假如他能够进行道德选择的话，不能免除其国际法上的责任。

5.被控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有权在事实和法律上得到公平的审判。

6.违反国际法应受处罚的罪行是：（1）计划、准备、发起或进行侵略战争或破坏国际条约、协定或承诺的战争；参与共同策划或胁从实施上述第（1）项所述任何一项行为的。

纽伦堡审判后产生的关于科学研究的《纽伦堡法典》（Nuremberg Code，又称人体试验行为规范，1946年公布），包括10项内容，第一项就规定了在任何涉及人的科学试验中，“受试者的自愿同意绝对必要”，第4条“实验进行必须力求避免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第5条“事先就有理由相信会发生死亡或残废的实验一律不得进行，除了实验的医生自己也成为受试者的实验不在此限”等。

更重要的是，在关于人体试验的纽伦堡法典之上，完善并催生了现代科学试验伦理的一系列金科玉律。

在1946年产生的《纽伦堡法典》基础上，1975年第29届世界医学大会上修订了《赫尔辛基宣言》，例如把《纽伦堡法典》中的“自愿同意”改为“知情同意”（称为知情同意权，并且包括三项必要条件，即知情、自由意识和有能力），这是对《纽伦堡法典》的补充和完善。

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CIOMS）联合指出《赫尔辛基宣言》中知情同意方法的局限性，并公布了《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国际指南》，进一步完善了人体试验和研究的伦理原则。

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又对该指南作了修订，联合发表了《伦理学与人体研究国际指南》和《人体研究国际伦理学指南》。这些金科玉律在今天和未来都是科学研究必遵守的法则。

尽管克拉科夫审判只是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纳粹罪行进行了清算，但意义大于哈巴罗夫斯克审判。

在这个审判中，唯一被判无罪的是曾在集中营中担任医生职务的汉斯·穆奇（Hans Münch），他拒绝执行上级指派给他的犯人“甄别”任务（在犯人下火车后决定哪些人应该被送入毒气室处死，符合处死标准的大都是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以及不愿意与孩子分开的母亲）。

▲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个判决与纽伦堡判决后确立的国际法六原则中的第4条（依据政府或其上级命令行事的人，假如他能够进行道德选择的话，不能免除其国际法上的责任）遥相呼应，在医生或科研人员面临职务行为时，只要遵从了道德选择，就可以免除法律责任，反之则必须接受惩处。

汉斯·穆奇正是采取了正确的道德选择，以致后来美国作家里夫顿（Robert Jay Lifton）在其《纳粹医生》一书中称汉斯·穆奇选择了“希波克拉底誓言远重于党卫军的命令”。而且，这也可以看作是后来东西德解体，柏林墙倒塌时一位东德士兵枪口抬高一寸的滥殇。

尽管哈巴罗夫斯克清算了进行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一些日本战犯，让正义得到部分伸张，但根本比不上前面两次涉及科学和医学的审判，因为，此次审判没有为后来提供更多的借鉴和人类社会必须遵守的法规。

同时，此次审判还使得正义并没有完全实现。体现为，一是法庭在1949年12月30日基于苏联已在1947年宣布废除死刑的原则上进行宣判，没有判处任何一名日本战犯死刑，但是苏联从1950年1月1日开始重新恢复死刑。

二是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后，苏联政府还提名包括日本裕仁天皇和石井四郎在内的5名细菌战责任人，并建议未来组织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对其进一步追责，但并未实现。

原因在于，1947年石井四郎与美军达成交换，把731部队的资料数据全部提供给美国，以免除731部队全体人员的战犯罪。美国同意这一条件，并通知苏军：“石井四郎等人下落不明，731部队成员不能作为战犯处理。”因此，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只是审判了极少数731部队的罪犯。

同时，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12名被判有罪的被告中，刑期较短的数人不久便被遣送回日本，而且1956年苏共中央签署赦免令，刑期高达20年以上的罪犯也全部返回日本。这意味着他们的真正刑期只有不到7年。

对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犯下最大罪恶的731部队在1939年8月~1945年8月共导致3000人被当作试验品遇害，战后有79名日本细菌战犯在日本受到重用。例如，731部队冻伤课课长吉村寿人，战后曾任日本京都府医科大学校长。

这三次涉及二战中科学研究犯罪的审判具有的深远意义不只是伸张正义，更重要的是为后世创立了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但是也有一些遗憾。因为，对日本医生和研究人员的反人类罪行并未进行彻底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