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祖康：儒家文化能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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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年12月16日，博鳌儒商论坛2017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儒商论坛以“对世界说”“中华文化构建新商业文明”等为主题词，并首次推出全球儒商评估体系标准以及博鳌儒商人物榜。那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迈入世界市场，其中儒商群体如何提升竞争力与影响力？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基因如何影响商业文明与当今社会？利用参与本届论坛的机会，凤凰网国学频道推出系列专访，深度解读“儒商”内涵。
下文系凤凰网国学频道专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沙祖康：
沙祖康接受凤凰网国学专访
凤凰网国学：西方经济学家如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曾对“企业家精神”提出很多定义，那么，您如何看待我们现在一直谈的企业家精神和儒商之间的关系？
沙祖康（联合国原副秘书长）：不论是企业家精神也好，儒商的价值观也好，我认为归根结底是要放在新的全球发展这样一个大框架下来看，因为现在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新的技术（如互联网）也把所有的企业包括中小企业推到竞争与合作的平台中来，大家在合作与竞争中更加透明。当今社会有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所以在这样一个比过去更透明，更规范的环境中，各企业之间只能进行公平的竞争与互利共赢的合作，才可能树立一个新的商业规则体系，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整个新的商业文明建立在一个高度全球化和技术已经把所有的商业和经济的活动变得更加透明的这样一个基础上，这样才能树立一个新的价值观，而一些弄虚作假，不遵守规则的很快就暴露在公众和消费者当中，给他们以施压，这样一个新的商业文明可能以一种自觉的方式带给每一个企业及每一位企业家，我认为当今世界已变得如此紧密，如此透明。所以，新的商业文明的出现是必然的。谁不想在这个新的商业文明中成为自觉的一员，谁就会被淘汰。
凤凰网国学：您如何看待现在中国企业家群体？
沙祖康：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已日趋成熟，而且中国已经到了进入小康的时代，过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为了捞取第一桶金而不惜互相残杀或不惜破坏规则的事情越来越不被人所接受，现在应该说大家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在一个比较高的范围和水平中进行合作与竞争，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就像刚才我讲的由于整个环境变得更加透明，技术也更加发展，所以大家必须要以一种完全自觉的企业家道德来参与整个商业活动，这样才使得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和当前的全球化发展的气势以及现代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大趋势把它融合在一起，使得整个企业的发展能够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顺应全球新技术的发展。
凤凰网国学：这次会议主题叫做“对世界说”，儒家精神和思想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提升中国企业在世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有什么样的意义？
沙祖康：我觉得在当前形势下，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在国际上确实造成了一些误解，因为他们西方的媒体也好，一些政治家也好，他们尽管人已经进入21世纪，但脑袋还留在20世纪的冷战时期，他们总喜欢习惯把中国看成是前苏联，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看法，所以我说这是偏见。其实他们对中国并不了解，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我们历来主张“以和为贵，天下为公”。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后，特别是在我们30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么一个伟大的倡议，所以这个倡议的背景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中国举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当然也有教训，中国所大量从事的公路建设，高铁建设，机场建设，港口建设，包括信息方面，电信电缆建设，应该说在世界还是一流的。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些先进的技术包括我们的设备，包括我们一些经验能够为大家所分享。当然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我们也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共商共建共赢的这么一个倡议。到目前为止可以这样说，尽管有些杂音，得到了全世界普遍的支持和理解。
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做得更好，这里边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承担着非常巨大的责任。那么中国的企业家有两类，一类就是国有企业，一类就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从组织的角度来讲做得相对比较好，他们实力也很强，他们是“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主力军。但是民营企业成千上万，那么根据中央的文件所说，它是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生力军。
通过企业走出去、企业家走出去，同时也就伴随着就把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就带出去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是随着人员，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企业家而同时走出去的。“一带一路”将推动中国文化传播，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传播，同时通过儒家文化的传播，将会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更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实施和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所以儒家文化和我们的企业家走出去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过程，所以我是衷心地祝愿和希望我们的企业家能够更多地走出去，这实际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利，对地区有利，对世界有利的一个重要举措。
凤凰网国学：所以这些儒商企业家也肩负着重任，要对世界说，要去改变那些可能对中国的一些不太好的认知或者不够全面的认知，能够发出中国的声音，对世界说，发出中国好声音。
沙祖康：发出中国的声音这是应该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们不太爱说，有的时候有文化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有时候也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不善于说，也不大会说，所以习主席要求我们要努力讲好中国的故事，这是非常重要的，讲故事当然必须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否则你的故事就没有吸引力，也不会打动人心，所以儒家文化走出去，企业家走出去，应该学习一些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些技巧和能力，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做得比我们好，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凤凰网国学：这个儒商“儒”与“商”的身份合一，儒家思想它是以德治为基础的，但商业的本质是趋利，您觉得怎么来看待这背后的义利关系呢？
沙祖康：我觉得这并不矛盾，我们觉得任何企业如果是商人，衡量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就是你能不能盈利，能不能赚钱，在商言商，商人不赚钱，商人不能盈利，那你绝对不是一个好商人，这一点必须要明确的。“一带一路”也是为了推动贸易的流通，贸易就是要赚钱，就是要互利，我们不要讳言或者羞于谈论赚钱，因为“一带一路”它是为世界的国家特别是沿线国家的人民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公共平台，这是互利合作的平台，我们不用讳言这一点。
我在讲话中也说过，“一带一路”首先是对中国有利的，这没有什么惭愧的，特朗普先生说美国第一，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那么中国提出这个倡议，当然是中国第一，这也没有什么好惭愧的，我们应该坦坦荡荡地告诉大家。
但是谋取利益不是唯一的目的，你要怎么能够谋取你的利益？你必须做事要公正，要公道，要遵守国际上所规定的各种法律法规，要尊重当地驻在国的各种规定，你必须遵守联合国所一直推荐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你的企业必须要同时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带来切切实实的好处。我们的儒学，我们儒家的思想就是主张要造福社会，造福天下。这并不是矛盾的，但是只有把企业搞好了，人家才能增加对你儒商的了解，儒商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来宣传我们自己的理念，而且在你经营项目的过程中给驻在国带来切切实实的好处，说这两级之间确实也并不是矛盾的。
另外我需要说的是，中国人是讲情讲义的，我在讲话中说，做人做事特别是做人，首先要为国尽忠；第二，为父母尽孝；第三，要为朋友尽义。沿海的“一带一路”的国家绝大多数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中国的外交能够走到今天，那是与那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作为联合国工作近30年的一个外交官，知道中国到1971年才进入了联合国，中国之所以能够进入联合国那就是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沿海的国家他们对我们的支持是有很大关系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是非洲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穷兄弟们是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这份情意那真是比山高，比海深。我们的伟大邻国巴基斯坦他们比我们还穷，至少在现阶段是这样，他们的发展也与我们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当中国汶川地震的时候，在中国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倾全国之力来支援中国，把所有全国的每一顶帐篷一个不留的运到了中国，为了给运送帐篷争取有更大的空间，他们每个人站在飞机上，没有位置，腾出地方上放上援助中国的帐篷，这种情意难道能用钱来衡量的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强调企业的盈利，我们更要以义为先，叫“利义兼顾、以义为先”，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甚至可以牺牲一些暂时的利益，来让我们“一带一路”沿海的国家和人民真正地得到好处，我觉得必要的“牺牲”和“损失”甚至是有必要的，因为他们曾经有恩于我，有恩于我们中国，有恩于中国人民。我们中国人常说，有恩不报非君子，我想我们的儒商都是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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