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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州，张伯增一家为了上户口已经奔波了三十年。在此过程中，9个家庭成员的生活也被裹挟进黑洞中，离正常的轨迹越来越远。 冯中豪/摄
53岁的母亲王茂臣站在空荡荡的家中，蹙着眉头。1982年，河北高碑店人王茂臣嫁给张伯增，她的户口也随之落至北京。1984年长女出生并顺利落户，求子心切的夫妻俩顶着计生压力生了二胎，因为孩子有些许身体残疾，又接着要了三胎。这次，夫妻俩如愿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
可这对夫妇生育的脚步没有就此停下。怀上第四胎后，当地计生委在预产期的前一周要求王茂臣打掉孩子，并“拍着胸脯”承诺只要打掉，就给家里的老二老三上户口。她因此打掉了孩子，引产时的大出血让她丢掉了半条命。原以为如此惨痛代价能换来两个孩子的身份转机，可计生委却没有兑现承诺，又要求王茂臣先做绝育手术。张家因此“赌上了气”，父亲张伯增说：“他不给灭了一个嘛，灭一个补俩。”就这样，后面的四个孩子也陆续生了下来。
作为长女，30岁的张松涛是家里唯一出生就有户口的孩子。随着自己6个“黑户”弟妹的出生，她的人生出现转折。30多岁的她不敢找对象。“就怕人家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家庭，会瞧不起自己。”张松涛现在通州区一家超市的洗漱用品柜台做导购，每月3000元的工资一到，先拿出两千元给父母，其余的钱给弟弟妹妹买些衣服。为了省钱，她一顿饭分两次吃，1米62的个头只有90斤重。
1986年，张家老二张泽金出生。因为没有户口，他无法参加中考报名，父母商议了一周，决定让他辍学。到了适婚年龄，他无法正常结婚，与女友的孩子也在出生两个月后被女方家人带走。理由是张家连户口也解决不了，更没有条件让孩子过好日子。
老三张泽龙，在升学时遇到同样难题，无奈效仿了哥哥的老路，辍学。
老四张金鑫，坚持读到了高中，因为无法报名参加高考终止了学业。过早进入社会的她，刚20岁就与网恋对象结婚生子。由于没有户口，俩人并未正式登记，孩子也因此成为“黑户”。婚后老四因户口问题，与婆家的矛盾最终爆发，结束了婚姻，孩子却被留在了男方家。之后，她再没见过孩子。重创下，张金鑫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安静时沉默不语，爆发时会拿杯子砸人，甚至曾离家出走。张伯增夫妇只好将长期将她关在家里。因为服用的药物里含有激素，她的体重在一年内增加了30斤，清秀的模样也走了形。
2015年9月，张家老五终于进入张家湾中学念高中。两年前本该上初三的他，因为没有户口无法参加中考被迫在家休学一年。“老五因为户口休学一年时，我们娘俩打架打到天亮。他就不想活了，要跳沟跳井的”，王茂臣说。自从媒体报道后，老五在学校承受了很大压力，有同学嘲笑他：“狗都有狗证，你怎么没有户口”，他因此再也不愿意面对镜头。
老六和老七出生时，王茂臣已经四十多岁，张伯增也年过五十。夫妇俩将两个小女儿视若珍宝，然而因为“黑户”，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女儿也“跟着受罪”。与五哥一样，两个女儿因为报道被同学知道了黑户身份，有人追着问她们：“听说你们家都没有户口。”
“最担心他们将来会走上哥哥姐姐的老路，实在不敢想。”王茂臣说。如影随形的黑户身份让两个女儿一出生就麻烦不断。孩子生小病只能去附近的诊所，严重点去医院只能用姐姐的身份证挂号。平时王茂臣总是喊两个女儿“宝宝”，很少对两个孩子发脾气。王茂臣坦承，作为母亲，她没法让孩子顺利接受教育，却让孩子们自己承担了后果，她心里愧疚。
“拖累了孩子，甚至耽误了他们一辈子。”王茂臣每每想到这些都深感痛苦。“我们确实后悔了，当年要不是为了赌气，不会连续超生。”
没有户口，张家6个孩子生活完全偏离正常轨道，就连办理手机号也成了难题。为了给老四和老五办理手机号，张泽龙只能用自己和父亲的身份证。“我们不能上学，不能看病，不能结婚生孩子，不能找工作，根本没有基本人权。”老三张泽龙说。
2015年老四的病况有所好转，萌生了想继续上学的念头，父母支持了孩子的决定。于是张泽龙带着妹妹去了镇上拍证件照准备去学校报名，然而学校仍然以没有户口拒绝了老四重返校园的申请。
几十年来困扰张家的除了户口问题外，还有贫困。张伯增年轻时因为一次事故右眼落下了残疾，还失去了两根手指，平时出门靠残摩代步。
上个世纪90年代，张伯增家所在村庄按人口分土地。由于家里两个黑户，张家少分了16分地。后来张伯增以200元一亩承包了8亩土地种点麦子和玉米，收成好的时候每年也只有一万多元的收入。张伯增在玉米地里开辟出约10平米的小块土地，种了西红柿、黄瓜、豆角等家常菜。开饭时，王茂臣常炖满满一锅蔬菜，倒进不锈钢盆里，孩子们拌着米饭吃。
入不敷出的张伯增靠饲养鸡鸭获得点微薄的收入，但只是杯水车薪。
近些年来，张伯增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疾病缠身，“也不敢去医院，只能靠一些便宜的药物维持”。
在张伯增的账本里，一家人一天的花费不超过10元。即使两个孩子现在正在长身体，通常也是白米饭就着家里种的青菜。这段时间媒体在张家的频繁出现，张伯增不得不在村口买了些荤菜，老六见到晚饭有肉显得格外高兴。
上世纪80年代，张伯增一家9口挤在三间土坯房里。2011年，张伯增借钱在老房子前面盖了两层楼房，至今还背着10多万元的债务。请不起工匠，一家人只能自己一砖一瓦自己动手。老三依靠去附近工厂打工又换回来一些旧门窗。
空荡荡的房子至今也没有件像样的家具。一些旧沙发、旧家电也是靠张伯增打零工折算换来的。为了让家里看起来不那么空，王茂臣购买了一些年画贴在墙上。“贴些福字，也希望家里运气会好点。”张泽龙说。
几年来两个小女儿很少添置新衣。为了迎接新年，家里给老六、老七买了新衣服，让两个小女孩兴奋不已。
和二哥一样，老三张泽龙念到初中就辍学了。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没有学历和经验的他只能去周围的小工厂打零工搬搬砖。“每天要搬6000多块砖，常常累得腰酸背疼，一天也就赚60到80元。”张泽龙说。
后来周边的工厂经营状况也不太好，张泽龙更多的时候也只能呆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他与同龄人已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不少同村年轻人都上学、结婚，走了出去，而他只能留下来种地，几次同学聚会让他尴尬不已：“他们说的一些东西我没听过，也不理解。”
2009年，国家宣布将于2010年开始第六次人口普查，张泽龙认为这是一次争取户口的机会，“村里有黑户之前就靠人口普查把户口上了。”自此张泽龙开始频繁前往村、镇、区计生办申诉。
尽管每次得到的回复都是“有消息通知你”，张泽龙始终没有放弃，为了一家人的户口，他每日早出晚归，总是嘀咕着：“老五面临高考，更不能让两个妹妹也走上辍学、失婚的老路。” 2012年无计可施的张泽龙和二哥到北京市政府上访，两人特地准备了一张横幅写着“请党给我们6人上户口，请给我们公民权”。“可是横幅还没拿出来就被人按倒，没收了横幅，还把我给拘留了。”
几年下来，张泽龙一家的户口毫无进展。两年前王茂臣开始信佛，每天早上7点到9点，她都虔诚地跪拜自家的观音像，口里祈求着：“保佑几个孩子和天下所有黑户孩子都能上上户口，所有公民都能享有公民权。”
2010年村里对超生人口上户陆续放宽政策。“只要缴纳完社会抚养费，计生委就给开证明，派出所就可以上户”，2014年5月，张家收到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原本以为一家人户口有了希望，但高额的抚养费让张家人再次陷入绝望。老二和老三需缴纳2000和3000元，老四和老五需要5万和6万，最小的两个居然分别需要263616元与329520元，共计70万元。“并且限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三十天内缴纳，否则每月加收2‰的滞纳金。一天不交，钱就蹭蹭往上涨。”张泽龙说。
迫于无奈，张伯增借钱为老二和老三缴纳了费用。2015年7月7日两人拿到户口本。“我们确实有错在先，不罚款说不过去，但数额实在太高，并且四个孩子都是12年之前出生，为什么要按照2012年的收入标准来算，如果按老七出生的2006年标准，数额会少一半。”王茂臣对这份决定书并不认可。
高额的罚款让张泽龙想到了寻求媒体帮助，经过报道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这个在首都的黑户家庭。2015年10月，张家收到一封来自河南热心人信件，鼓励他们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张泽龙称：“我们只想呼吁能不能根据家庭收入状况适当予以减少，或者分期付款，先给我们上户口，这样我们才能正常接受教育，有了好的工作和收入才能还钱。”
2015年10月15日，正当一家人为罚款一筹莫展时，张家湾派出所打电话让张家去“协商上户口的事宜”。张伯增和张泽龙以为“有了希望”，到了派出所才发现对方只是再次通知了一遍先缴款再上户的流程，气愤不已的父子俩与工作人员发生了争吵。
拿到户口后，张泽龙向亲戚借了几千元报名参加驾照考试，希望能把以前没机会学习的时间补回来，还想学习电焊拿到焊工证。但他最希望的是将来自己能和村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开上出租车。
有了户口和身份证，张泽龙终于拿到驾照还办理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张银行卡。
张泽龙此前从未坐过飞机、火车出远门，有了身份证，他计划着有一天也能出去看看，但眼前的任务则是赚钱帮弟弟妹妹解决户口。为此他投递了无数的简历，但因为学历和经验始终石沉大海。
2016年2月，经亲戚介绍，张泽龙在一家工厂获得了一份学徒工作，每个月3000多元工资。
在这家工厂里，张泽龙加班1个小时能获得15元，为了多赚钱，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三个小时，然后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自己辛苦点没关系，只希望能尽快赚够钱，帮家人减轻负担。”张泽龙说。
如今，得到户口的老三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笑容也渐渐出现在这个早熟男孩的脸上，然而弟妹的“黑户”身份始终是压在他胸口的一块大石。媒体的关注好像给走入困局的事件来了一丝改变的转机，被户口问题折磨了三十年的张家迫切地希望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