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征文|那些年，我在中印边界的坚守

孙子还有十来天就要高考了，我们全家人都盼望他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将来学以致用，过上安稳舒适的生活。可小朋友却说不管考得怎么样，都要去当兵。大家都不去当兵，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孙子指着书房墙上的中国地图问我：“爷爷当年中专毕业后，已经在兰州炼油厂当了技术员，却报名去新疆当兵。现在爷爷不会不支持我的选择吧？”

“爷爷支持你！我孙子热爱祖国，身体健康，去当兵一定是好样的！”我激动地回答。顺着孙子的手指，我看到地图上的西藏。五十年前在寸草不生的雪域高原，挥洒血汗、奉献青春，为国戍边的情景，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1962年5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我瞒着所有亲人报名参军。7月1号从兰州上火车，两天一夜到达新疆大河沿车站；再换乘汽车跑七天，到达新疆喀什新兵营。往年都在年底征兵，那年是夏天征兵，而且招的特别多。当时在新疆，中苏边界军事冲突不断，中印边界正准备打仗。我们去新疆部队，明摆着是“当兵去打仗”的。

一个贫下中农家庭，举全家之力供我上了十年学。刚参加工作拿到工资，该回报家人时，我却一拍屁股当兵去了，心里也很愧疚。我参军前每月工资32元5角，入伍后每月战士津贴八元五角，拿了整整五年。图什么呢？我是共产党员，积极参军、保家卫国责无旁贷！

我被分到新疆军区驻中印边界的边防二团通讯连，我们一编入连队就投入了紧张的备战训练，在62年10月份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印边界新疆部队防区分东、中、西三段：东段地处西藏阿里地区，也就是孔繁森工作过的地方，是三段中海拔最低的防区；西段天文点防区，是海拔最高的防区。我们团就驻守在天防区，它是中印边界全线的制高点。天防区地形对我有利，所以仗打得好，牺牲也比较少。而另外两个防区打得艰苦，伤亡较大。我们同期兵有很多战友牺牲了，在阿里防区的狮泉河建有烈士陵园。我当时在二线，看过俘虏营，没有直接参战。

我们天防区的总卡叫5243，海拔高度就是5243米，是天防区最低的哨卡；海拔高度接近6000米，全国闻名的神仙湾哨卡；还有海拔6085米的河尾滩哨卡都在我们防区，这些哨卡我都去过。由于前方哨卡海拔高、空气稀薄，不适合人类长期生活。在那里指战员的脏腑器官，都会留下损伤疾患。当时守卡部队流传着“八疼十二炎”的说法，战友们把它叫做“昆仑纪念品”，我的心脏病就是这种纪念品。在山上待的时间越长受损越严重！守卡部队连续在山上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年以上，超过了这个极限，人的心脏等器官受损后就不可逆转、不可康复。因此，守卡部队实行一年在山上，一年在山下的轮换制度。

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以后，我所在的连队移防到和田地区皮山县。从1963年初到1971年6月我除上昆仑山边防守卡外，就一直在皮山。从皮山连续坐五天汽车，才能到达我们驻守的边防哨卡。记得当时家里来信说父亲要来部队看我，我回信叫千万别来。来了也找不着啊！从1963年3月开始，我在炊事班给连队种了两年菜，然后当上士，再后来当炊事班长，1967年7月由炊事班长直接提升为连部的副指导员。

在昆仑山上守边防，是我这一生中最艰苦的经历。从山下的新疆叶城到我们哨卡乘汽车要走五天：第一天从叶城出发，翻过阿克赛钦冰大坂，夜宿库地兵站。库地海拔近3000米，可以看到绿树青草，和成片的青稞，初上高原的人会感到头晕，没有食欲；第二天到达30里营房兵站。这里海拔近4000米，山沟里还长着青草和红柳，偶尔能看到的野牦牛和野兔、麻雀。初上山的人有明显的高山反应症，感到头痛恶心。第三天翻过黑卡冰大坂，夜宿海拔超过5000米的黑卡兵站。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终年积雪不化，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初上山的人有剧烈的头疼、呕吐，反应严重的把胃里的食物吐光了，最后吐出来的是胆汁黄水。

第四天翻过康西瓦冰大坂，夜宿康西瓦兵站。这里建有医疗站，我和妻子凌茂茹就是在这里相遇、相识的。她是62年从江苏南通卫校毕业，报名参军，来到南疆叶城县152野战医院的。当时我们仅是相识而已，谈婚论嫁还是1968年，我俩参加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才开始的。

康西瓦建有烈士陵园，1962年打完仗我第一次上山时，那里只有70多位烈士。1970年我最后一次上山守卡时，那里已安葬了数百位烈士。不到10年时间里增加的数百位烈士，都是非战斗牺牲的。

第五天才到达总卡5243哨卡。爬昆仑山一路上会遭遇雪崩、泥石流等突发灾害。1966年上山换防，当我们炊事班的车爬到康西瓦大坂半山腰时，冷不防从对面山坡上滚下一块大石头，正好砸到我们车厢的后半部，把一口铁锅砸得粉碎，给车厢砸出个大窟窿。好险啊！所幸我们炊事班五六个人都坐在车厢前半部，炊具和食品装在后半部。那些年，我亲眼看到过军车掉进山崖，战友被雪崩埋掉，哨卡帐篷被泥石流冲跑的惨祸。

由于哨卡设在终年只下雪不下雨，河沟终年封冻不开河的永冻区，官兵吃的水是用冰化成的。因此每半个月。都要全连出动开着大卡车，扛着钢钎铁锤去打一次冰。到了冰河上，就象开山凿石一样，扶钎抡锤，花整整一上午时间才能打满一卡车冰。有一次打冰时气温特别低，打着打着就看见我们连长陈练才的鼻子由红变白冻坏了。在高原上，人的手足、耳鼻等暴露部分时常在不经意间就被冻坏了。

因为高原空气稀薄，紫外线辐射强。在高原连续待上一年，人的皮肤颜色就变成黑灰色，等下山后过上一年才能恢复正常，人们生活在那里应该增加营养，但由于条件限制，高原边防官兵因为终年吃不到新鲜蔬果，普遍缺乏维生素，嘴唇干裂，指甲盖凹陷，指甲缝流血，甚至因此患上夜盲症。

在高原边防哨卡能吃到的蔬菜只有白菜干、萝卜干、茄子干和洋葱干。我们吃的鸡蛋是用麻袋装的，鸡蛋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入库时就往水泥地上一倒，如同倒核桃一般。在那里假如有人用一个新鲜的西红柿或萝卜跟你换一听1000克的大肉罐头，也是求之不得！

1963年初，总后勤部有位两鬓斑白的处长，到我们天文点防区调查研究。当他看了边防战士的生活条件后，哭得直不起腰来。打那以后，边防哨所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第一个变化是每个边防哨所发了一部收音机。从此，哨卡可以听到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国内外大事了。以往，驻守一个哨卡的青年小伙子，每天除了站岗放哨就无所事事；放眼四野，除了雪就是石头；寒气逼人，死气沉沉。一年365个日日夜夜，都是寂寞、孤独陪伴着边防战士，这是另一种无声的折磨和考验！我们的家信和报纸，一年只能看到一两次，因为通往边防哨卡没有正式公路，加上多半年大雪封山，每年通往前沿哨卡的车就只有一两趟。所以每当边防战士看到上山的汽车到来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欢呼雀跃！

第二个变化是各个哨卡住上了棉帐篷，取暖用的煤炭换成了焦炭。你可知道，在终年积雪、全年平均气温在零下20度以下的风雪高原上，常年睡在单布帐篷里的滋味吗？

第三个变化是置换了炊具。为解决边防战士吃不上熟饭的问题，每个连队配置了一套汽油炉子和高压锅。在海拔5000米以上，水的沸点不到80度，因此普通锅在高原上煮的面条、蒸的馒头只有七成熟，长年吃这样的“夹生饭”，致使边防官兵们各个都患上了肠胃病。高压锅既可以做米饭，又可以下面条、蒸馒头。只不过用高压锅下出来的面条熟是熟了，但却成了糊糊面；用它蒸出来的馒头虽然也能熟，但却死硬死硬的咬不动，吃下去难以消化。

第四个变化是每人配发了一床鸭绒睡袋，着装配成了“四皮一筒”：皮大衣、皮帽子、毛皮鞋、皮手套，外加一双羊毛毡筒。因为穿毛皮鞋站哨会冻坏脚的，只有毛毡筒既能防雪水渗透，又能抵御寒风侵入。

在海拔50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正常值的一半，1967年的一个夏日，在岔沟口总卡午休后，我在炊事班的帐篷里听到连部的集合哨声，就跑步赶到距离不足20米的连部去集合，结果跑了不到十步就因为缺氧晕倒在半路上不省人事了。从此我就得了个“晕厥症”，它一直伴我到老，而且越来越严重，这也是我的“昆仑纪念品”。

1964年春天轮到我们连上山换防。一上山我的高山反应就很强烈，并且断断续续一直不见缓解。我一直坚持到65年过完春节，眼看全身浮肿呼吸困难，已处于危重状态。这时贲金录来到了总卡，他本来在海拔6085米的河尾滩当摇机员，因得了高原高血压，便回到海拔5000米左右的总卡。这时通讯连就有我和贲金录两个人需要送下山治病。但是连里的给养员无人接替，因为再过两三个月就要换防，连队价值几万元的储备物资都在给养员手上经管。贲金录到总卡后血压有所下降，他原来也是炊事班的，对连里的储备物资比较了解，于是连里经过权衡，决定让贲金录接替我的给养员工作，先送我下山治病。

由于我病情比较危重，康西瓦医疗站专门派了一辆救护车、一个专职医生，把我直接送到山下152野战医院救治。1965年3月我在152医院治疗了一个月，体重从137斤降到105斤（消肿），出院后回到皮山老营房休养。转眼到了换防时间，连里考虑到我对哨卡物资熟悉，决定让我再上山移交哨卡物资。

我5月1日接到贲金录写给我的信说：“你刚出院身体尚未恢复，就别上来了，我保证把卡上的物资交接好！”但当我按照连里的决定上山，5月5日到达康西瓦时，他已经埋到康西瓦烈士陵园了。

贲金录，是和我同期从兰州入伍的亲密战友，他比我小几岁，牺牲时刚满20岁。他父母早亡了，是跟着姐姐长大的。当年，为了实现保家卫国的夙愿，他不满18岁力争入伍当了兵。在两年多的军旅生涯中，他因军事训练等工作成绩突出，曾受到连里的嘉奖。在1964年上山守防时，他主动担任了通信连最苦的摇机员，争取到了全防区最高的哨卡河尾滩哨卡。在连里讨论他和我的去留问题时，他主动请缨留下。听说他是和战友们打牌时，把一把赢牌打出去，高兴得喊了一声，就倒下去再没有了回声。他的遗物是我亲自整理寄出的，他姐姐给我回了封信，信纸上斑斑点点尽是泪痕！从客观上说，贲金录是替我牺牲的。他不仅是我的亲密战友，而且是我的救命恩人！至今，他的照片仍然镶嵌在我影集的封面上。贲金录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1966年初夏，我们连又一次换防上山。这次上山我患上了高原胃溃疡，常常胃疼得寝食难安。我一直坚持到1967年的7月2号，当夜我的胃倒没有怎么疼，但总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彻夜未眠，天快亮时跑出帐篷去解手，就感到头晕恶心，接着吐了两口，我一看是血，便昏昏沉沉走回帐篷。因当时感到有点口干，便在火炉上烧了一杯开水喝下去后和衣而睡了。

等到天亮时指导员蒲德生发现血迹，便挨个儿巡查到我的床前，看到我鞋子上有血迹，急忙把我送到防区卫生所，医生对我进行紧急抢救，刚一挂上吊针便出现了大出血。我一阵恶吐，吐出的都是鲜红的血，地上、墙上、床上，到处都是血，足有大半洗脸盆。病历上记载这次我失血2000毫升，血压降到30mm汞柱，人处于半昏迷状态。团里动员总卡全体官兵为我输血，包括我的连长和指导员。听说经过血型检验，有九个人为我献了血。可惜至今我还不知道，是哪九位战友为我输了血。

你可知道，在风雪高原上每个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此时此地为他人献血那是舍命啊！当时我们的团长张昌奎亲自坐在我的病床边，一边组织现场抢救，一边给山下152野战医院发电报，要求医院紧急派人上山抢救！我是一个普通士兵，张团长和我非亲非故，我以前从没有跟他说上过一句话。只因为大家说我工作踏实公道，不怕吃苦，不怕危险，他就亲自守在我身边组织抢救。152医院派出三个医生两个护士连夜赶到岔沟口，那些医护人员因为高山反应，一边呕吐一边为我治疗，他（她）们花了一周时间，才把我抢救到了山下医院。

当我离开总卡卫生所时，团卫生队长刘昭瑞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命是保住了。生命来之不易，你要保重啊！”在那远离亲人、人迹罕至的莽莽昆仑雪原上，这舍命相救的恩情，让我终身难忘!

1970年冬天部队在南疆皮山搞野营拉练，一昼夜连续行军150里路，并且露宿在戈壁滩上，十多天下来我又一次突发胃出血。不久，师里收到了新疆军区的调令，调我到乌鲁木齐工作，我才依依不舍离开了边防团。后来我去西安陆军学院学习三年，回到乌鲁木齐陆军学校做政治经济学教师。1987年百万裁军，我转业到南通市委党校，和妻子一起带着两个上高中的儿子到了江苏南通。

在我的带动下，1971年堂弟马德昌到最艰苦的工程兵当兵；73年我弟马志昌到原47军当兵，荣立三等功；74年我侄子马家禄到铁道兵第10师当兵，吃苦耐劳当了连长；侄子马家有80年当兵。成长为特务连班长，是全连武打功夫冠军。他培养的战士参加了中越反击战，立有大功。

我孙子叫马岳，当初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像昆仑山一样志存高远。如我们所愿，岳儿正在努力实现自己保家卫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