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Spotlight》报道原文：教会多年放任神父性侵行为
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两项大奖的《聚焦》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2年1月6日，《波士顿环球报》刊发报道，揭露了波士顿地区天主教会的神父性侵男童丑闻，震惊全美。而这篇报道，也因为其社会影响力获得2003年普利策新闻奖公共服务奖。
今天，为你推送这篇报道的原文。
教会多年放任神父性侵行为
明知吉欧根的过往，教会仍然将他从一个教堂调到另一个教堂
（点击阅读原文可以查看《波士顿环球报》英文原版报道）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超过130人出面讲述了可怕的童年经历，揭露前任神父约翰·吉欧根30年间在6个大波士顿地区的堂区大肆猥亵或强奸他们的行为。
受害者几乎全是上小学的男孩，其中一个只有4岁。
去年七月，有消息透露，红衣主教伯纳德·劳 (红衣主教是波士顿总教区的最高负责人，译者注) 从1984年开始就已经知晓吉欧根的行径，但劳还是批准他转到圣茱莉亚教堂，那是劳在波士顿担任主教的第一年。小威尔森·罗杰斯，这位红衣主教的律师，在去年夏天为这一次调任辩护道，总教区具有医疗措施，每一次吉欧根的职位调配都是“适宜且安全的”。
但一位下属主教认为1984年对吉欧根的调任是非常冒险的，他写了一封信向红衣主教抗议。聚焦团队 (即本篇的报道小组，译者注)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吉欧根之前的性癖好，总教区已经掌握了切实的证据。证据包括他在1980年的一段陈述，根据记录，他表示对一个大家族内7个男孩子的频繁性侵并不算什么“严重”的问题。
事实证明，调任圣茱莉亚教堂是灾难性的。吉欧根被委任负责3个青年团体，包括辅祭（举行弥撒时的辅助者，过去多为男童，译者注）。1989年，更多的性侵投诉迫使他因病离开，在专治神父性侵癖的机构里待了几个月。即便是这样，总教区依然让他返回了圣茱莉亚教堂，此后三年，吉欧根仍然在此持续性侵儿童。
现在，吉欧根将在下周第一次面临两个刑事犯罪指控，即使是他性侵罪行的细节，在这样一个问题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许多天主教徒：吉欧根历经三任红衣主教和诸多教堂主教，但竟然在34年之后，这些孩子才终于逃离了他的魔爪。这究竟是为什么？
红衣主教劳的发言人多娜·莫里西表示，红衣主教和其它教会高层拒绝回应关于吉欧根的问题，她说教会没兴趣知道《波士顿环球报》想问什么。
在1984年前往韦斯顿之前，吉欧根已经屡次因猥亵男童而接受治疗，至少一次接受入院治疗。因为性侵，他至少被从两个堂区调离。举例来说，1980年，他被勒令调离牙买加平原的圣安德鲁斯教堂，因为他承认在那儿猥亵了7名男童。
“你最好在发生爆炸前限制折断他的翅膀。”罗伯特·班克斯主教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到吉欧根，而抬头中的布莱南医生，而明显指的是吉欧根的精神科医师/global staff
1981年，在一年的病休之后，吉欧根被派到了多切斯特地区的圣布兰登教堂，看起来他仍然没有受到监管：与他共事三年半的牧师詹姆斯·莱恩告诉朋友，从来没有人告诉他吉欧根有过性侵的前科。
1984年11月，关于吉欧根性侵儿童的投诉迫使红衣主教劳将吉欧根调离多切斯特地区。过了两个月，红衣主教劳让吉欧根在圣茱莉亚教堂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1993年吉欧根不再担任教堂教职，至此，红衣主教劳已经纵容吉欧根在韦斯顿待了超过8年之久。然而，根据一些对吉欧根的民事诉讼和刑事指控来看，即使这一决定重新安排吉欧根在退休神父之家担任公职，也没能阻止66岁的吉欧根继续寻觅、猥亵幼童。
最终，1998年，教会“开除”了吉欧根，剥夺了他教会神职人员的身份。
吉欧根的犯罪辩护律师，杰弗里·帕卡德，说他的客户对针对他的指控不予评论。吉欧根性侵案的第一起刑事诉讼将于1月14日在密德萨斯高等法院开庭（本文刊发日期是2002年1月6日，译者注）。第二起将于2月在萨福克高等法院审理，他将面临一些更加严厉的指控。至于民事诉讼，吉欧根没请律师，也并不抗辩对他的指控。
红衣主教的律师罗杰斯七月份时曾暗示，教会可能就医生对吉欧根的康复认定进行法律辩护。《环球报》得到的教会记录显示，吉欧根调任圣茱莉亚教堂时确实已经在医学层面戒除性侵强迫症状，但就职后仅1个月，他又再次犯案。
在1984年的时候，许多临床医生仍然相信猥亵儿童的人是可以被治愈的。但其他专家很早就警告了天主教的主教们，曾经性侵过儿童的神父可能变成频繁作案的惯犯。
除此以外，研究儿童性侵问题专家和受害者的代理律师们说，很显然对总教区来说，1984年就不该让吉欧根这种有着习惯性性侵记录的人回到教堂。
“在吉欧根的案子里，教会违背了它自己最基本的价值观——保护幼儿、培养禁欲精神。”曾任神父的理查德·西普如是说。西普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同时也是研究神职人员性侵方面的专家，长久以来，他认为天主教会在处理性侵儿童的神父上行动迟缓。
聚焦团队发现，有证据表明，一名红衣主教劳的高级下属曾经担忧吉欧根可能会在韦斯顿地区的圣茱莉亚教堂引起更多的丑闻，吉欧根从1984年11月13日起在那里任职。12月7日，主教约翰·达西向红衣主教劳写信，考虑到“一些与年轻小男孩们有同性恋牵扯的过往”，他质疑对吉欧根的任命是否明智。
不到一周，就有两名医生为吉欧根的神职扫清了障碍。一份法院文件中的总教区年鉴记载着，“1984年12月11日，医生：[罗伯特]-吉欧根神父‘完全康复’……1984年12月14日，医生[约翰]：没有精神病问题或者缺陷，不影响他教会神父的工作。”
这些法庭文件中还包含着一封悲惨又带着预见性的信，这封信是1982年8月写给劳之前的红衣主教梅德罗斯的，来自吉欧根在牙买加平原地区时迫害的7个受害者的姨妈。她对自己奉献一生的教会表示了质疑：教会在吉欧根对她们家庭做出了那样的事情之后，竟然给了吉欧根又一次机会在圣布兰登教堂任职。
“不管他或者治过他的医生怎么说，我不相信他被治好了。他的行为明显说明了他并没有，根本就没什么能保证一个有着类似癖好的人可以被治好。”玛格丽特·加兰特在给前任红衣主教梅代罗斯的恳求信中如此说道。
“这让我觉得非常困惑，教会对此表现得这么不上心。”加兰特写到，《环球报》拿到的总教区记录，大概能解释为什么加兰特在性侵发生后的两年写了这封愤怒的信：吉欧根再次出现在了牙买加平原，而且有人看到他和一个小男孩在一起。这一份记录显示了第二个月，“又一封来自加兰特女士的信。为什么没有人做点什么？”
单单就牙买加平原案一个案子，总教区的高层官员就发现了吉欧根对年轻男孩子们的吸引力，并且知道了他是怎样选择受害者的：和蔼可亲的吉欧根通常和信天主教并且挣扎着养活一大家子的妈妈们成为朋友，通常是单身妈妈。他提出要帮忙，通常是提出带孩子们去吃冰激凌或者陪孩子做睡前祷告，毫无疑问，他的提议会被接受。
曾经在海德公园住宅项目居住(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房,译者注)，帕里克·麦索利在12岁时成为了吉欧根的受害者。那是1986年，即吉欧根被派往韦斯顿的两年之后。
麦索利说，吉欧根在圣安德鲁斯教堂结识了他们一家人。当他了解到自己父亲自杀了，便来拜访并向他患精神分裂的母亲致以哀悼。接着，这位神父就提出要给麦索利买冰激凌。
“我甚至觉得有点滑稽。”麦索利在采访中回忆。“我才十二岁，他是个老头啊。”
麦索利说，在买完冰激凌开车回家的路上，吉欧根安慰了他。但接着他拍了拍他的大腿上边，然后手就滑到了他的裆部。“我呆住了，我没法思考了。他把他的手放在了我的生殖器上，开始为我手/淫。我吓呆了。”他还补充道，吉欧根随后开始自/慰。
“当吉欧根把浑身打颤的麦索利送回家的时候，他建议把发生的这些事儿都当成他俩的秘密。“他说‘我们都很擅长保守秘密吧。’”麦索利说。
多年以来，麦索利都在和酒精、抑郁作斗争。现在，作为起诉吉欧根的原告之一，麦索利过得很苦。“后来我发现，天主教会其实知道他是一个猥亵儿童的人。每一天，这事都越来越困扰着我。”麦索利说。
许多文件尚待启封
来自达西主教和玛格丽特·加兰特的信件是《环球报》在查看法院的公开文件中发现的，共有84桩待决民事诉讼起诉吉欧根。但是对于吉欧根的丑事来说，这些公开记录显然只是冰山一角。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关于教会对吉欧根监管的证据都被法院令秘密封存了，只允许教会的律师查看。
11月，高等法院法官康斯坦斯·斯威尼下令将这些文件公之于众。于是总教区向州上诉法院上诉，辩称《环球报》以及公众，不应该有权接触有关教会内部工作的文件。但是教会的上诉上个月被驳回了。这些记录，包括主教们的证词和人事档案，将在1月26日公开（本文写在2002年的1月，译者注）
多年来，红衣主教，还有其他五个曾任吉欧根上级的主教，在多个民事诉讼中被控玩忽职守，因为他们知道吉欧根的性侵行为却并未作出行动制止事情的发生。在此之前，从没有这么多的主教需要在针对一个神父的性侵指控中来为自己辩护。这五个主教，如今都已经成了他们各自教区的领导。这些主教是：纽约州布鲁克林地区的Thomas V. Daily，威斯康星州的格林湾地区的Robert J. Banks，纽约州洛克维尔中心地区的William F. Murphy，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地区的John B.McCormack, 还有新奥尔良的大主教ArchbishopAlfred C. Hughes。
这起事件是自1992年以来，在美国教区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丑闻。
1992年，在霍巴克河教区，超过100名受害者公开露面，出示证据证明詹姆斯·波特神父强制性侵儿童，而时任高级教士的马德里奥在父母知晓波特的性侵行为之后，只是将其从一个教堂调离到另一个教堂。
1997年以来，总教区共解决了约50件针对吉欧根的诉讼，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但没有公开任何保密文件。
84件待决诉案中的原告拒绝轻易索赔了事，教堂方面的内部文档也必须按要求在诉讼中公开。于是，总教区强行拿走了与监管吉欧根有关的信息，不让公众看到。例如，当其中25件诉案将红衣主教老作为被告人之一时，罗杰斯律师要求法官按下所有关于这位红衣主教的信息，声称他的名誉将有可能因此受损。这一要求遭到了法官的拒绝。
12月17日，总教区律师罗杰斯致函《环球报》律师乔纳森·阿尔巴诺, 威胁如果报道中公开了任何案件中的保密记录，他们将会对报社及律所采取法律制裁。他警告称，如果记者采访涉案的神职人员，他将会采取法庭强制措施。
数十年来，在美国的天主教堂之中，神父的性侵行为被层层掩盖。包括吉欧根在内，性侵儿童的神父大多要求那些身心受创的儿童对事情保密。而发现真相的父母大多感到羞愧和罪恶，拒绝承认事实，试图忘掉教堂所做的种种。少数选择投诉的家长也被要求噤声。与此同时，牧师和主教将性侵行为视作违反戒律而非一种难以控制的强迫症状，他们认为神父可以通过忏悔来改过。
图为一家专门针对天主教会中施行性侵者的治疗中心/global staff
马塞诸塞州的法律甚至也默许这种隐秘的行为，至今仍然如此。在吉欧根猥亵儿童的数十年间，尽管大多数监护人应当依法向警方报告性侵事件，并有可能提出诉讼，但神职人员并不受到这项法律的约束。直到去年夏天，教区才出人意料地放弃长期以来与法律相悖的立场，将神职人员加入到“强制报告”名单之中。但该法案在审议中不了了之。
近几年，尽管教堂对法庭依然有恃无恐，但情况还是有所变化。1985年，在包括红衣主教劳在内的一些国家高级教职人员的敦促下，教会做出了一份针对神职人员性侵行为的机密报告，报告也预测到了这一点。报告中说：“过去，我们依靠罗马教廷法官和律师保护教区和神职人员，这种日子一去不返。”
十二月中旬，《环球报》要求采访劳主教和其它教会官员。但迟迟不见答复，直到上周五教会发言人莫里西在电话中表明，他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包括书面采访。当被问到这是不是意味着总教区对采访问题毫无兴趣的时候，莫里西回答：“对”。
为了准备这篇文章，《环球报》的记者试图采访吉欧根曾经的的上司或同事，但没有一个主教愿意做出评论。同事中，也几乎很少有神父愿意公开发言。其中一个教堂主管神父直接挂了电话，而另外一个人在听到吉欧根的名字时就狠狠地甩上了门。
授职之后的性侵记录
毫无疑问，吉欧根在1962年接受神职于索格斯任职之时，就曾经性侵过儿童。主教区近日就曾经的指控进行赔偿，从《环球报》得到的教堂记录中可以看到，吉欧根在1995年承认，曾经猥亵过来自同一个家庭的4名男孩。在目前的案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是，教堂官员是否已经知晓当时的性侵事件。
前神父安东尼·本茨维奇表示，他曾经警告过教堂高层，吉欧根经常将年轻的男孩带到他的住处。在针对吉欧根的指控浮出水面之后，一些新闻报道中也引用了本茨维奇的话。他曾提到，教堂官员曾经就揭露吉欧根事件威胁他，扬言要将他调离到南美洲担任传教士。
他将故事告诉了近期代理一系列与吉欧根、教堂发生民事诉讼律师的米切尔·加拉巴蒂安，这些都可以在法庭书面陈述上看到。
但是《环球报》回看法庭记录时发现，当2000年10月，本茨维奇前往加拉巴蒂安的办公室准备进书面作证的时候，威尔森·罗杰斯三世，成为了他的代理律师。这位律师的父亲正是红衣主教劳的律师。接着，宣誓后的本茨维奇改变了自己的证词。他说自己并不确定吉欧根是否带那些男孩去了自己的房间，也不记得是否向上级报告了吉欧根对儿童的行为。
在最近一次接受《环球报》采访的时候，本茨维奇表示他的确记得吉欧根将男孩们带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说，吉欧根总是去找男孩并喜欢让他们穿成神父的样子。但是，他再一次重复了自己宣誓时的证言，不记得就此事通报过上级。
本茨维奇说，宣誓前，威尔森·罗杰斯三世曾经找过他，告诉他教会在试图保护他免于成为被告，并且愿意成为他的代理律师。本茨维奇还说，自己之前同记者所说的话被误解了。
加拉巴蒂安因为保密规定，拒绝同《环球报》讨论本茨维奇的情况。然而，一旦有证据显示上级对吉欧根的性侵行为知情，教堂在未决诉讼中需要支付的经济赔偿将会大幅提高。
吉欧根的第二次任命发生在1966年，他被派遣至圣伯纳德教堂。根据教区提供的吉欧根任职记录详细年表，这次任职为期7个月。教区并没有解释为何派遣记录如此简略。
在待决案件中，吉欧根再次被指控于1967年到1974年间，猥亵其当时任职的辛厄姆圣保罗教堂堂区中数个家庭的男孩。其中一名受害者，安东尼·穆茨在上周的一次采访中说，除了自己的这一起性侵事件，他的叔叔也曾经发现吉欧根猥亵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叔叔要求吉欧根离开自己的房子，并且向圣保罗教堂的主管提出抗议。
当时在巴尔地摩西顿协会任职的精神科治疗师西普表示，这一抗议的时间恰恰与吉欧根在西顿协会接受性侵个人治疗的时间相符。但吉欧根并非西普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