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地标修典籍传承书院精神

2016-07-08 03:14 新快报

原标题:建地标修典籍传承书院精神

日期:[2016-07-08] 版次:[A14] 版名:[广东书院] 字体:【大中小】

■阮元像

■陈澧像

经世策

曾经并存于越秀山南麓的学海堂、菊坡精舍和应元书院,一度是享誉全国的书院,成为清代后期广东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然而,当年越秀山书香缭绕,文人墨客云集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三大书院的遗址也难觅其踪。时至今日,该如何传承三大书院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呢?

新快报记者先后采访了越秀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越秀区档案局、广州二中应元学校、执信中学等相关负责人。上述单位相关负责人均为三大书院的不复存在感到惋惜。执信中学语文老师禤广辉还曾多次前往越秀山南麓,希望能找到三大书院(旧时执信中学原址)痕迹,可均无功而返。

虽然昔日院舍已湮没于青山绿树之中,但是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希望让三大书院以另一种形式得以保留与传承。

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正通过编撰书籍,希望让三大书院得以留芳;越秀区档案局则建议在原址附近,通过浮雕、立标志等方式,供市民、学者走访考察。

大宗师

两广总督阮元:创立学海堂致力文教发展

学海堂的创立,与阮元个人的经历和学识有着莫大的关系。出任两广总督为阮元提供了创立学海堂所需的客观条件;而他的学术造诣与眼光,则是创立学海堂的内在驱动力。

开学堂期望“专勉实学”

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25岁的阮元即中进士,选庶吉士,次年授编修之职。逾年大考,取得一等第一,乾隆对其极为赏识,并喜曰:“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初放外任,即署山东学政。又先后任浙江学政、浙江巡抚、漕运总督、江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

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他不仅在仕途上有着显赫的地位,而且也是一位经学大师。阮元通过创办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以期以“专勉实学”,达到“以励品学”和尊经崇汉的宗旨。

学海堂三易选址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政府调阮元赴两广。这一任命,不仅使当时广州的局势有所缓解,对于广东的文化事业也是一件大好事。

阮元督粤初期,主持了广东有关文化教育的两件盛事,为这种人才的聚集提供了契机。一是重修《广东通志》。二是修缮广东贡院号舍。阮元因兼任监临之时,“悯试舍揪隘,撤棘,即捐棒倡修”,“易以石,斥而广之,民房买而拆之,士子免淋雨潦浸之患”。他的这一举措,使广东的士子们深受鼓舞,并且对他更为敬佩和感激,这使得阮元更加得到广东士人的信任和支持。

学海堂开课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而校舍建成于道光四年(1824年)。之所以迟迟没有建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阮元一直在为学海堂挑选一个合适的地点。“初拟于前明南园旧址,略觉揪隘;又拟于城西文澜书院,以地少风景;最后拟于河南海幢寺旁,亦嫌近市。相视久之,遂定于粤秀山。”

“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

当时绝大多数书院均教时文以备科举应试,猎取功名利禄。而学海堂则引导学生从整个古文化中去开掘、探求知识宝藏,要求学生不论为经为史为诗为赋,都要探其源、究其委、传其真,成为既长于经史又工于文笔的有用之才。

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进入学海堂读书深造。学海堂着重以训诂词章来教导学生。梁启超说,学海堂“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教导梁启超的老师是吕拨湖、陈梅坪、石星巢等,都对汉学颇有研究。梁启超在学海堂里,埋头读书,刻苦钻研,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成为学海堂的高才生。1889年,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州的乡试,中了举人,榜上名列第八。

治学论

学海堂: 刊刻大量书籍 共3334卷1254册

学海堂设立书局,刊刻了大量的书籍,先后选刻了《学海堂二集》、《三集》、《四集》,其后又刻了《学海堂丛集》2函27卷,都是学海堂中优秀的著作。其他一些本地学人的优秀著作,也有很多种。还大量重刻了经典性的史学著作,如《通典》、《续通典》、《皇朝通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另外还有一些名人文集,如纪昀的《纪文达遗集》等。

阮元在粤时,为了方便生徒学习经史古文,便着手编辑《皇清经解》(又名《学海堂经解》),选取了清代以来解经各书,修订凡例,酌定去取。全书计1400卷,续集8卷,共360册,从1824年开始刊刻,直到1829年才刻完。学海堂共刊刻书籍3334卷,1254册,规模宏大,影响深远。这些书籍不仅为学海堂的教学提供了条件,而且为岭南文化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菊坡精舍:

收藏众多典籍使学术著作得以流传

比起学海堂的刊刻与藏书,菊坡精舍显得不遑多让。菊坡精舍开学后,广东书局也随之成立。

广东书局重刻或辑刻几种大编书籍:复刻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13种346卷,重刊《通志堂经解》144种1792卷;辑刻《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37种283卷。此三种均为经部书,皆题“菊坡精舍藏版”。

越秀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艳玲告诉记者:“三大书院藏书立著甚多。当时优秀著作的出版,使广东的学术著作得以流传,影响得以推广,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广东在这一文化领域中长期滞后的局面,为广东近代学术及文化的大发展准备了厚实的物质基础”。

分享到
热点新闻

手机凤凰网 i.if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