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姚文元提出“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局总编室要把6分钟的哀乐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这些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封面图
本文摘自：《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2015年8月13日第16版，作者：杨正泉，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
从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重大宣传报道，是中央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也是一段历史。把这一历史性的治丧活动广播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如实地详细地记载下来，并借此让我们的读者从中了解中央电台工作的某些情况，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凌晨噩耗传来
9月9日凌晨5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放下话筒，我的心怦怦直跳，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呢？这种闪念并非偶然，1976年突然发生的大事也太多了：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一件接一件，今年以来，中央电台的领导白天黑夜没有离开过办公室。这一次会是什么事呢？
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不在，有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见此情景，我怔住了，目光扫着每个人的脸，想竭力寻找出某种答案。过了一会儿，一位副局长抬起头来，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他说不下去了，一阵沉默，沉默中有啜泣声。
“啊！”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直接的感觉是天塌地陷，全国的混乱局面谁来收拾？中国的未来……。脑子里又快速地回顾过去：听说“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后，毛主席几天几夜没合过眼，得了一场重病。从那以后，看得出毛主席明显衰老了；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起坐要有人搀扶着，他说自己老了，腿脚不方便了，快去见马克思了。叫人听了心酸的这类话后来又说过多次；1973年，听说毛主席有眼病，周总理再三叮嘱摄影记者拍片时灯光不要太强，不要冲着主席打灯光，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拍摄毛主席活动的摄制组；不久，又内部正式传达，以后毛主席不再出面会见外宾了。我记得，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时，大家盼望着毛主席能突然出现，向亲密的战友告别。追悼大会推迟了近10分钟，却没有见到毛主席的高大身影。这些不祥之兆曾经不断浮现出来，但总不敢多想，不敢深想，只是暗暗担心，万一……谁想到，这可怕的“万一”成了现实。
“毛主席是今天凌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长说，“中央已发了内部通知，先给各地和一些单位打招呼。你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往下传达，要绝对保密，但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工作。邓岗同志到中南海开会去了，具体安排等他回来再布置。”
我走出局长办公室，紧张思索着：“这事情太大了，又要做好台内的工作，又要准备报道，这怎么办？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回到办公室，我坐立不安，还是打电话把副台长张冬兴叫来了。台长杨祚铭因患眼疾在家休息，当时台里只有我们两位副台长主持工作。我们二人商议，必须尽快告诉台长，请他来主持工作。在等待台长时，看到了中央的通知。通知中说，毛泽东主席是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9月9日零时10分去世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坚守岗位，坚定沉着，不要惊慌失措，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工作。
保密，关起门来做预案
保密，必须绝对保密，如果走漏风声，不仅让他人抢发了消息，也许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保密，又必须争取时间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怎么办？只好由我们三人关起门来制订宣传的预案。
也许有的听众和读者对中央电台的工作还不了解，有的人认为电台的工作很简单：一个男播音员，一个女播音员，念念稿子就行了。至今有的听众，甚至某些领导还持这种看法。其实，这并不奇怪，隔行如隔山，我在未接触广播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就是电台的工作人员，熟悉其中的一部分工作，也未必知道全貌、全过程。
电台的工作头绪繁杂、紧张，但有规律。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积累、总结、提高，许多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如遇有重大节目、重要活动和会议等，虽然还没有上级的布置和要求，但有以前的经验可借鉴，有过去的规章可遵循。当然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重复，又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而变动。关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以后治丧活动的报道，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但这一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自然是最高规格、特高规格，高到什么程度？无先例可借鉴，无规定可遵循，只能参照过去的某些做法，尽可能以最高规格来安排。那么，应该如何安排，应该处理好哪些关系呢？我们三人冥思苦想。
播好讣告。讣告即是报丧的信息。这是首要的，如何播好？过去凡重要文章的播出，大体经过这么几步：拿到稿子后，领导和播音员一起领会文章的内容和精神，明确重点和新的内容；分析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确定播音基调，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重要文章，播音的基调、语气、速度是不同的；然后进播音室录音，安排播出。播出讣告则更为复杂，难度更大。讣告的内容由中央定，我们的任务是播好、录好、安排好播出。说来简单，做好不易。就播音基调而言，这是讣告，又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的讣告，不同于播出大文章，也不同于其他讣告的播出，要悲痛、庄重、深沉。悲痛，极其悲痛，这是播音员、电台工作人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情感，但又不同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不能悲悲切切、哭哭啼啼，这是国家电台代表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郑重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一沉痛消息，悲痛中透着内在的庄重、深沉。播音的调子不能高，也不能过低；播音的速度放缓，但也不能太慢，应恰当地表达出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沉痛哀悼和深切怀念之情。对播音员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是不难的，但要他把这种种要求和情感通过声音确切表达出来，是多么不容易，何况播音员又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呢！
选定哀乐。根据过去治丧活动的宣传安排，播出讣告之后是哀乐，然后是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哀乐，用还是不用，用多长时间，都是按照治丧规格规定的。一般说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去世，如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几位老帅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去世时用哀乐。有时候也有例外，所以，特殊情况下要请示。事实上，听众也摸到了规律，凡听到广播哀乐，马上会意识到可能某位高级领导人去世了。治丧规格不同，用哀乐的长短亦有区别，有的用30多秒，有的用1分多钟，毛主席去世自然要用最长的哀乐，最长是多少？初定为6分钟。
播放《国际歌》。一般用不带歌词的吹奏乐，庄重，有气势。由于各个乐团演奏《国际歌》的速度和处理不同，有好几个版本，听起来效果不大一样。周总理在世时，曾经审定过一个版本，中央电台一直使用，演奏三遍共5分52秒钟。
并机播出。这是遇有重大宣传报道时，中央电台经常采用的做法。什么叫并机？当时，中央电台有4套节目(对全国广播的两套，对少数民族广播的一套，对台湾广播的一套)，全天播音70多个小时，这4套节目的播出，各自按照自己的节目时间表运行，自成系统。并机，就是把其中的两套或三套节目联通，在同一时间播出一样的内容。除了中央电台的节目外，有时还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它的好处是，不管听众正在收听哪一套节目，都能同时收听到重要广播，尽快知道最新消息；从电台内部工作来说，这样便于安排节目，只发播好一套节目就行了，防止在交叉安排的忙乱中出差错。播出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既要保证万无一失安全播出，又要让全国人民尽快收听到，自然应该并机广播。
随时准备处理好播出讣告前后的节目。什么时候播出讣告，由中央决定，但我们必须做好随时播出的准备，保证准确及时。为此，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播出时间一旦确定，必须做过细的工作。比如，临近播出讣告前的节目，不能太高亢、欢快，不能是打斗或轻松的文艺节目，要与将播出的讣告气氛相协调。虽然听众不知道将要播出什么，我们自己是清楚的，不能没有过渡，不然，听众在事后会提出强烈批评的。但是，讣告播出前的节目又不能太低沉，让听众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住这个“度”，叫人左右为难。与此同时，必须研究如何处理好播出讣告以后的节目。将全部取消文艺节目，文字节目的内容、播音基调必须与整个气氛一致，有些常用语要取消，如“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而这些用语到处都有。去掉旧的节目，又必须用大量新节目来填补出现的空白。须知，这几十个小时的节目，在事先毫无准备、也不可能让大家事先准备的情况下，临时选编、播音、录音、制作、发播，工作量之大不言自明，只能采取过渡措施，尽可能争取时间。
停播一切文艺节目。这既是一种需要，又是一种规格。保留文艺节目与治丧气氛不协调，跟人们的悲痛心情相悖。在以往一些领导人去世后的治丧活动中，对此有几种做法：不停播文艺节目；在追悼大会那天停播文艺节目；在播出讣告和追悼大会时，也就是治丧活动的开始和最后停播文艺节目；整个治丧活动期间全部停播文艺节目。周总理逝世时，“四人帮”下令照常播出文艺节目，遭到全国人民和中央电台职工的强烈反对。毛泽东主席逝世，毫无疑问应该全部停播文艺节目。不仅如此，大部分节目停止使用“开始曲”，只保留全台四套节目全天开始播音用的《东方红》乐曲和全天播音结束时用的《国际歌》乐曲，保留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开始曲。
重新安排节目时间表。事实上，一旦播出讣告，无论从治丧宣传的安排、听众的要求，还是从内部的工作程序，都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节目时间表运行。过去遇有重大宣传，也时常这样做，问题是必须有专人负责安排节目，使节目内容得当、运行有序，绝不能出现空播。
我们三人连续几小时的紧张运筹，这还只是计划中的事，实践中能否行得通？如何才能落实？中央会有什么安排和要求呢？
紧张，一切准备抢在播出前
上午8点，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从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他说，中央已决定今天下午6点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以下简称《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邓岗听取了中央电台的汇报后，同意中央电台提出的播出方案。
经请示，直到上午11点，才允许向中央电台直接参与播出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传达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在作了布置之后，我就安全播出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要绝对保证准确、及时、安全播音，必须镇定而有秩序地工作。另外，除了思想上的动员和要求以外，针对过去容易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措施：为了防止误播、错播，把过去用过的稿件、节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节目，重新选编、审定、制作，掌握统一提法和口径；过去用过的哀乐录音带一律封存，这次用的6分钟哀乐全部重新制作，发往有播出任务的新闻部、对少数民族广播部、对台湾广播部。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行，临时成立了录制组，负责播音、录音、复制节目；节目审查组，负责审听、发播和安排节目的播出。
大家立即分头去准备，谁也没有心思吃午饭。
正在这时候，接到中央的通知，将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时间由下午6点提前到下午4点，而且中央已经发电将中央电台广播的时间通知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时间提前了2小时，本来的紧张更紧张了，又要打乱原来的部署，重新做出安排，一切都要提前，包括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的节目处理，需要立即动手。
还有预告。过去有重要广播，经过请示同意，一般情况下事先发预告，让各地电台转播，便于听众收听。如何预告？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告诉听众将播出什么，这属于机密性、新闻性不强的内容，播出前可以让国内外知道，因为预告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简明新闻；机密性、新闻性强的内容，一般采用“将有重要广播，欢迎大家到时收听”的说法，事先不透露内容。这次预告，自然属于后者。
经请示批准，下午3点，中央电台开始预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多年来已经形成这样的做法：凡国内外大事的消息，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发。这次预告的密度是少有的，为了让全国听众及时收听，在距离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一小时内，连续预告6次，每次播两遍，共播出12遍，除了1970年4月27日为了让人们观看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预告以外，这种密集程度还没有过。
录音是播出前的重要环节。“文革”中，中央电台的全部节目都是录音播出，重要广播的录音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要求严而挑剔。上午11点30分才拿到《告各族人民书》的定稿。只有定稿后才能够播录。稍作备稿后，12点开始录音，由夏青播音，他的声音庄重、浑厚、逻辑感强。所以提前4个小时录音，一是难度大，二是留有余地。正式录音前要试音。试音，是为了调试机器，调试到适合某个播音员的最佳状态；是为了让播音员找准感觉，确定播音基调。这项工作往往占去大部分时间，犹如弹琴、写文章定调子和找感觉一般。许多领导、专家在场，品头论足，众说不一，能做到大多数人认可实属不易。2560字的稿子，录音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录完。按照正常的播音速度，那时是一分钟180字上下，这次录音长23分钟，平均每分钟约111字，其中原因是不宜快，也有感情因素。
局领导审听了录音，不太满意，让重录。这时，夏青已近乎精疲力竭，况且时间已不从容，再录以后谁能保证比这一次更好？即使能通过，还须复制合成，还要为中央电台的对台湾广播、北京电台(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华侨广播、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复制录音带(那时北京电视台用中央电台的录音)。为保证万无一失，在第二次录音时，我决定保留第一次录音，并着手复制，有备无患。果然，第二次录音一直到下午3点30分才录完，审听后一致认为不如第一次好。由于事先有准备，而赢得了下午4点钟按时播出的主动权。
在首播之后，又由女播音员赵培录了《告各族人民书》。
这样，首次播出的内容是：《告各族人民书》23分钟，哀乐6分钟，《国际歌》5分52秒，加上报时、台号，合成后共36分钟。
下午4时播出“地球停止了转动”
夏青典范播音：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1976.9.9）
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也是向全世界广播了《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地宣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震惊了！8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极其悲痛！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便纷纷打来电话，倾诉悲痛之情，寄托哀思。全世界震惊了！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作为特大新闻纷纷报道，一些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政党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接连发表谈话、打来唁电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有的外国记者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据《参考消息》载，中央电台广播之后，世界几大通讯社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报道的具体时间分别是：
路透社：下午4点零6分；
美联社(东京电)：下午4点零7分；
路透社(香港电)：下午4点零9分；
合众社(东京电)：下午4点10分；
法新社(香港电)：下午4点15分。
它们都采取连续报道的方式，先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主要事实，然后不断深化、完善。下午4点28分，路透社向驻北京和各大国的分社发出内部通报，要记者赶快补发各方面，特别是政要对毛泽东逝世的反应；其他通讯社也发出了类似的“内部通报”。
《告各族人民书》等首播之后，接着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预先的安排有秩序地进行着。全国的听众守候在收音机旁，听了一遍又一遍。可是，万万没有料到，竟会在播出第三遍时发生了严重的播出差错：竟然在哀乐之后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知出了什么事，不知所措。中央电台的领导和职工涌到节目传送室，急切询问“是怎么回事”；全国各地听众纷纷打来电话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这就是中央电台的“九九”事故。事过几年、十几年之后，仍然有听众记忆犹新，询问事故的原因。“九九”事故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发生后的情况，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将在最后部分向读者作详细说明。
在第二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过程中，上级通知下午6时播出《公告》，这就忙着录音、合成节目，重新安排播出时间。接着，上级又通知下午8点播出《治丧委员会名单》，又重新忙碌一番。9月9日从凌晨到晚间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并机播出从下午4点直到晚上10点零2分。
播出次序是：《告各族人民书》、哀乐、《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总共59分50秒，正好每个小时播一遍。
当天播出的次数是：《告各族人民书》13次，《治丧委员会名单》6次，《公告》9次。中央电台第二套节目，用记录新闻速度各播出一次，供各地抄收刊用。
9月9日夜，全台职工通宵未眠。
“九九事故”是这样发生的
先谈一谈事故发生后接连出现的情况。
正如前文所说，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第三遍时，在哀乐之后突然播出了“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造成了严重的重大差错。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如雷轰顶，使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惊恐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在事故发生的现场，我是播出的总指挥，看到现场那种惊慌的情景，我清醒过来，必须马上镇静下来，恢复秩序，还有许多的事要做，不然还会继续出差错。我说：“请大家冷静下来，赶紧做好后头的工作，千万不要再出问题！这次事故的责任由我来负！”接着，我让台总编室主任去向局长汇报。
因为我知道，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紧张，越是强调严格，越是接连出问题，像多米诺骨牌。我比喻为犹如学骑自行车，越怕撞人越撞人。古人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个道理。何况这一事故是罕见的，又发生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正是全国人民极其悲痛的时刻，谁能不肉颤心惊！当时急切需要的是稳定情绪，沉着冷静，搞好安全播音，不能也不应该停下来追查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者。
刹那之间，张冬兴副台长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台里许多人跑来了，他们急促地追问：“怎么啦！怎么啦！”接着，到处响起了电话铃，应接不暇，听众询问、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
等我安排完工作，我赶紧到广播局局长那里汇报、承担责任和作检讨。当时局长邓岗不在办公室，一位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说：“你赶快回去指挥，不要再出差错，这事以后再说！”我然后向台长作了汇报。当晚邓岗局长召开会议布置宣传报道工作，他谈到这一事故时，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他提高声音说：“今天出的乱子大极了！天大的事啊！纷纷来电话质问，说有敌人破坏！胶带怎么没有卡住呢？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听着收音机，一下子听到了，别人问‘怎么回事？’我让家里查，当场口头向文元同志汇报了，他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邓岗又说：“造成严重后果，我们没法向群众交代！请求中央处分，我们承担责任！”我说：“责任由我来负。”他还说，“公安部已经来人调查过，是否有坏人破坏”。当时我的心情和压力可想而知！
当天深夜11点多，我向中央电台各部主任和支部书记痛哭流涕地做了沉痛检查，要求立即传达到中央电台全体，从中吸取教训。第二天上午我向局核心小组写了检查报告，请求处分；随后，中央电台核心小组也向局写了检查报告，局又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须知，那是在“文革”中，事故发生后，电台院子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要求立即把问题追查清楚，把杨正泉从台领导的位子上撤下来，给予严厉的处分。我检讨后，有的人认为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事故不是有意的，叫我不要背包袱；但也有些人不满意，要求立即做出严肃处理。对此，我都是很理解的，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央电台过去出的差错，有哪一次不是层层检查、层层处理的呢？尤其是当事人，总要脱几层皮，何况是这样严重的事故！
事故发生的当天晚上，接到从全国各地打来的45起电话(那时通讯很困难)，这两天，继续接到电话、电报，其中有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车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59170部队、清华大学、光华仪器厂、内燃机厂总厂、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湖南湘阴广播站等。
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电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电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的认为是由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的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革委会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向中央发电，向中央电台提出抗议，要求中央一定要追查清楚，有没有“五一六”分子搞破坏！
外边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中央电台的同事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听说杨正泉已经被捕？”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仍不放心，坚持要我亲自接电话，听到我的声音才相信。
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事故发生后内疚和压力，工作的紧张和责任，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中央电台离我的宿舍不到5分钟的路程，已几天没有回家了。我妻子也是中央电台的记者、编辑，她学广播、办广播多年，自然知道广播的重要，更知道这一差错的严重性以及意味着什么；她生活在中央电台这个环境里，每时每刻听到各种议论，默默地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又无助无奈，甚至见到我都很困难，她担心、焦虑，只能暗暗地流泪。第二天晚上，妻子送来一饭盒我爱吃的面条，望着我，要我吃下去。我着急地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吃饭！”妻子哭了：“我知道你忙，心里不好受，可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呀！”她打开饭盒，面条上面还有两个荷包蛋！我的眼睛湿润了。
事故发生后，组织上没有对我进行处分，我依然负责毛主席治丧期间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工作。不久，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在后来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时候，我成为“说清楚对象”，除了长期宣传上存在的问题，这一事故是重要原因。当时推断，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新闻舆论的要害单位，“四人帮”长期抓住不放，电台一定会有他们的代理人，是谁？有些人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大字报又是接连不断，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过去中央电台出了播出差错，都要严肃处理，“四人帮”都不放过，这次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姚文元说了“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而没有立即采取处理措施，是“四人帮”把他保下来的！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许多人的确想过，有的人问过我，我也想过。我认为，一是因为事故的发生与姚文元提出要缩短哀乐有关，不然不会出问题。二是姚文元分管宣传，他不愿意看到接连出事故。但这都不是主要的。三是他是一定要处理的，但不是在当时，而是“秋后算账”，他耍了政治手腕。他当时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当然很大”，他不会手软的，只是没有来得及，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四人帮”就垮了台。
以上是事故发生后的情况，那么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事故发生的情节复杂、头绪多，而原因却非常简单。历史上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一旦弄清楚，原因常常是很简单的。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姚文元提出“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局总编室要把6分钟的哀乐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这些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里来得及！我提出等播出进入正常、稳定下来后再改。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张主动地派人去取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为防止用错哀乐，将所有过去用过的胶带一律封存，现用哀乐必须重新复制。过去已有过多次的教训，用错胶带是最容易出差错的环节。谁知历史在重演，事急中阴错阳差，他们辗转又从过去的哀乐胶带中拿了一盘，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正是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多处隐患。这是事故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所在。今天说起来是这么明白、简单、轻松，弄清这个问题却用了几年的时间。这种隐患能成为事实，却又是违背了一系列安全播音的规定、闯过许多关口而造成的恶果。
第一，周总理逝世时，先广播讣告，然后播3分35秒的哀乐，再往后播治丧委员会名单。按照安全播音规定，哀乐是单独一盘胶带，不允许在其前后录其他内容。而当时负责录音的同志，图一时方便，把下面将要播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头子录在了哀乐后头。这样做违反了规定。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这么做了，用后销掉还有情可原，但他没有这样做。
第二，按照规定，录音完了以后，每盘录音带要填“卡”，记明开头、结尾用语和时间，让用者一目了然。而这盘录音带却没有填记录卡，只在胶带盒上写明“哀乐3分35秒”。又违反了操作规定，给人以“只有哀乐”的错觉。
第三，按照规定，每盘胶带录音后，在最后一句话后卡上纸条，传音员放到纸条为止，提前停放或过了纸条停放，都是传音员的责任。而这盘胶带的纸条不是卡在哀乐之后，是卡在了“名单”之后。
第四，对这盘录音带的审查是严格而慎重的，拿到胶带后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只是速度慢了点”。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纸条为止，而开了“可用”的绿灯。三次都违背审听规定。
第五，当录音带上了机器，开始播放时，在场的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于缩短哀乐会不会出现空播上。放完哀乐，突然出来“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时，因未到卡纸条处，传音员不敢自行停机。在场的人惊呆了，没反应过来。当传音员清醒过来，急忙按住转动的录音带时，只差“名单”两个字未播出去。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的错，错，错！责任心不强，违背了种种安全播音的规章制度，才使几个月以前的差错闯过了五关而酿成事实！在中央电台的历史上，有不少差错都是发生在“想当然”和“侥幸”的疏忽之间，主要是缺乏责任心和不执行规章制度所造成的，为此不知付出过多少沉痛的代价！
事故发生时，因为责任重大和那时的政治气氛，中间环节又多，当事人不敢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事后也并没有认真调查。直到事过三年以后的1979年底，在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时，政治气氛已起了变化，比较宽松，才把事故的原因、过程和责任人调查清楚，给我做了结论，把我解脱出来。
今天谈这个问题，早已不是在分清事故的责任，而是在了解那一段历史。这是中央电台在那一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故，但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引发出值得汲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