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时“四野”正红，“中央文革小组”想把我父亲当成炮弹打“刘邓”，但我父亲的性格决定了他不是那种当炮弹的人。他一听“中央文革小组”要他打“刘邓”就很反感，主动站到“刘邓”那边。
本文摘自：《鲁豫有约·名门》，作者: 陈鲁豫，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8年12月，一篇长达万余字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轰动。女儿对含冤而逝的父亲的无尽思念，勾起了无数饱经乱世离合者的共鸣。陶斯亮因而闻名全国，她的父亲陶铸也在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获得平反。
杨叔叔是童年最亲的人
在中共的革命历史上，有7对“弄假成真”的著名夫妻，陶铸和曾志就是其中一对。1933年初，根据组织的安排和工作需要，22岁的曾志与大她3岁的陶铸假扮成夫妻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短短几个月的相处后，陶铸被调往上海，两人就此分别，几年后，重逢于延安，两人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女儿陶斯亮，意思是“这儿，最光明”。
鲁豫：您长得像谁？
陶斯亮：我很愿意像我妈，但还是像我爸了。我妈长得秀气，到老都很清秀。她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漂亮老太太。有人说，革命的美人永远不老。
鲁豫：妈妈讲过您出生时的故事吗？
陶斯亮：我生在延安，是一个苏联妇科医生给我接生的。生我时妈妈子宫大出血，差点儿死掉。生下我不久，因为整风运动，她被隔离了，整得很惨。
曾志怀孕7个月时，曾被惊马摔到地上，造成脑震荡；分娩的时候，由于护士缺乏经验，孩子直接掉在地上。生产后没多久，又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她成了延安整风运动审查的重点对象。虽然经历了严酷的车轮战和颇有“创意”的体罚，她依然有则说有，无则说无，始终不掉一滴眼泪，只是更加想念女儿斯亮。最终，为了甩掉压在身上的“错误”包袱，证明自己政治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她打报告给毛泽东，主动要求随丈夫北上打游击。
1945年，陶铸和曾志双双被派往东北，年幼的陶斯亮被留在延安保育院，托付给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二级残疾战士杨顺卿照看。在陶斯亮的记忆中，这位曾给朱德当过马夫的杨叔叔曾是她童年最亲的人。
陶斯亮和杨顺卿相依为命。杨顺卿对这个小女孩投入了全部情感：养鸡下了蛋，自己不吃留给她吃；业余时间纺线，卖线得来的钱全给她买了零食。同时，杨顺卿温和、安详的性格也潜移默化了这位“养女”。陶斯亮日后回忆起杨叔叔时说：“虽然他没文化，但是他却教会了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善良。”
第一次见爸爸，吓得大哭
1946年，国共战火炙烈，随时可能烧到延安，中央决定让所有非战斗单位转移别处。这一年8月，杨顺卿带着年幼的陶斯亮到东北寻找陶铸夫妇。刚走出延安不到30里，就遇见飞机轰炸，坐在驴背柳条筐里的陶斯亮吓得大哭。杨顺卿赶紧拽着毛驴躲进青纱帐，天黑才敢出来。
此后，为绕开危险的国统区，他们先绕道至晋察冀解放区，继而南下邯郸，再东行烟台，然后渡海至大连，最后改乘海轮取道平壤，再转回安东(今丹东)，最终到达辽吉省委的所在地白城子。这一路，陶斯亮几次病重难治，几次险些走失，又几次险象环生。一个40多岁的残疾军人和一个5岁的小女孩，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硬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完成了一段传奇之旅。
鲁豫：路费从哪儿来？
陶斯亮：那时候没有“钱”的概念，就拿着介绍信，说这是陶铸同志的女儿，要去东北找父母，请你们一路上照顾。一封介绍信，就这么走天下。走到张家口，胡耀邦在那儿，给了我们一些盘缠，但主要还是拿着介绍信办事，好像运包裹一样，一站一站运过去。
走了一年，我们到了东北。我爸在辽宁当省委书记，他们原来以为我死路上了，已经把我的相片挂出来当遗像了。当时我爸正在开会，一听到门卫报告，高兴坏了，一下冲出来，而且一屋子开会的人都跟他冲出来。我被那阵势吓坏了。
他抱着我，我吓得直哭。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杨叔叔，第一次见爸爸，我是以大哭来对待他的。
鲁豫：您妈妈在旁边吗？
陶斯亮：我妈当时在前线，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她回来那天，我吓得躲在门背后不敢出来。我一回来就被带去洗澡、换衣服、剪头发。打理整齐后，和杨叔叔照了一张相。照片上我们俩的样子傻极了，呆若木鸡。杨叔叔后来一直跟着我，一直到我9岁，全国已经解放好几年了，我爸妈对他说，老杨啊，你该回去了，该有自己的家了，亮亮大了，你不可能老跟着她了。当时正好我爸一个战友到贵州当省长，把他带走了。分别的时候，我和他哭得死去活来，像生离死别。他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留给我，走了。
妈妈女强人，爸爸慈母心
无论在中共的党史上，还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陶铸都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他1908年出生于湖南祁阳。18岁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共产党，立下赫赫战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陶铸性格豪放强硬，对待自己的独生女儿，七尺男儿却换上了一副慈母心肠。陶斯亮的学生时代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甚至小学六年级时还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天天要等到父亲回来才肯睡觉。
鲁豫：对父母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陶斯亮：忙，老是忙忙碌碌，没有时间。我妈妈干工作不屑于跟在我爸后面，老是在前面自己挑头干，属于骑马挎枪走天下的那种女性。但他们只要有点时间、精力，就把爱放在我的身上。
鲁豫：听说您爸爸每天起床后都要来看看你，晚上回来不管多晚也要来看您？
陶斯亮：对，他来查房啊，看我是不是穿睡衣了，蚊帐是不是放好了。广东太热了，我睡觉不爱穿睡衣，我爸老让我穿。他希望我打扮得漂亮一点儿，我要是梳头梳得太板正，他会给我弄乱一点儿。
曾志是位出名的女强人。与陶铸结婚后，这位颇有事业心的女性不愿意生活在丈夫的盛名之下，更不愿意只做夫人和配角。1952年，曾志出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她把家安在电厂里，所有时间都用来调查和学习，周末才回家看看丈夫和孩子。
在家里，这位女部长也不苟言笑，丈夫和女儿说说笑笑，她在一旁静静听着，很少插话。在女儿的印象中，对工作抱有无限热情的母亲对他们父女两人少了些温存和柔情，所以陶斯亮跟父亲特别亲，称自己是“爸爸派”。
鲁豫：成长的过程中，妈妈去做女强人，不在您身边，您当时能理解吗？
陶斯亮：我跟我妈不是很亲，跟我爸亲。我妈没时间顾我们，家里就我和爸爸爷儿俩。所以我小时候一直搞不清楚“两口子”是什么意思。人家问，你们家几口人？我说，我和我爸两口子。我爸很关心我，会给我讲故事，跟我聊天，表现出对我的喜爱，比如亲亲抱抱之类。
我妈总是一本正经。比如我不爱洗衣服，把衣服泡上就懒得洗了，广州又热，一泡就臭。我爸不管我，我妈不行，她回来要是看见我泡一盆衣服没洗，就是半夜12点也会敲门把我敲醒，非把我叫起来，让我洗完衣服再睡。我小时候和她不亲，甚至不记得妈妈的吻是什么样的。
陶斯亮从小喜欢文学，一度想报考中山大学中文系或历史系，但这种想法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陶铸在政坛上摸爬滚打几十年，深知学习文科的政治风险，坚持要女儿务实一点，建议她学医。陶斯亮拗不过父亲，考上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刚进校时，陶斯亮的发型、说话、着装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她委屈得偷偷地哭。第一次从解剖室出来，她吓得腿直打颤，被同学搀扶着回到寝室，但最终还是慢慢学着从精神到身体适应医学院学生的生活，后来甚至可以大胆地拎着一条人腿骨回宿舍，躲在蚊帐里钻研。
耿直的爸爸惹怒了江青
1966年5月，“文革”阴霾逼近，陶铸从广东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刚刚被打倒的彭真。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成为接班人。而刚由地方调到中央工作才两个多月的陶铸出人意料地成为“第四号人物”。
陶斯亮：我父亲刚开始被当做拉拢对象，因为他不是“刘邓”山头上的人，非要分的话，他属于“四野”山头，就是林彪那一系。当时“四野”正红，“中央文革小组”想把我父亲当成炮弹打“刘邓”，但我父亲的性格决定了他不是那种当炮弹的人。他一听“中央文革小组”要他打“刘邓”就很反感，主动站到“刘邓”那边。
后来他跟我说，中国不能再乱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这些做地方工作的人真是搞怕了，粮库没粮，眼看一个省都要断顿儿，这种状况不能再来了。所以他赞成“刘邓”把“造反派”压下去。
我父亲原以为主席很欣赏他，后来胡耀邦跟我妈说，其实主席不喜欢像陶铸这样的人，说他有点英雄主义。我父亲在许多事情上争强好胜，他一直以为是主席把他调到中央来的。
有人说，陶铸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实际上是江青的主意。江青原本希望借陶铸打压“刘邓”。陶与刘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埋下了关系不睦的种子。根据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的记述：“1942年，我（陶铸）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柯庆施）的问题上，我觉得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对刘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但是从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刘少奇主持经济调整，收束激进政策，收拾困难局面，众望所归。因此，当江青试图利用陶铸这颗棋子“倒刘”时，却发现此人并不听话，很快就与陶铸爆发了直接冲突。
陶斯亮：第一个冲突是对待“造反派”的态度。我父亲认为这些人不可靠，历史上都有问题。江青非要让他宣布他们是“革命的造反派”，宣布中央支持他们。我父亲不愿意，他们就吵开了。江青说我父亲是国民党。
鲁豫：当着很多人的面吗？
陶斯亮：对，当时是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她说我父亲是国民党。我父亲急了，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集体入了国民党。我父亲说，毛主席也是国民党。这句话他说得有点儿过，好多人认为是这句话把问题搞严重了。江青说陶铸镇压她，当场大哭起来。我父亲是有点声色俱厉的，江青哪受得了啊。后来直接的导火线出在王任重问题上，他们要把王任重打倒，我父亲不同意，又吵起来。最后他们瞒着我父亲把他踢出“中央文革小组”，我父亲自己还不知道。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这番讲话公布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明眼人一下就知道，江青是故意省略了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是说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对陶铸来说，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果然，仅仅40天后，北京街头的传单、大字报上最醒目的口号就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此时，陶斯亮正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等待分配。
鲁豫：父亲出事的消息您怎么知道的？
陶斯亮：我当时在上海，是应届毕业生，因为“文革”开始了，还没分配工作。我父亲1967年1月4日被揪出来，当天晚上两三点钟，同学把我叫起来，给我一张油印传单，上面写着“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我一看，知道完了，爸爸出事了。变化太快了，我心理上完全转不过来，忽然就体验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我爸出事以后，我不住宿舍了，因为受不了那些同学。他们也别扭，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我。那时大家说起陶铸，都觉得他是坏人，而我就是坏人的女儿。我和一个大学同学搬了出来。“文革”中学校停课，大家占地为王，占到哪儿算哪儿。我俩就占了一间微生物实验室，在水池子上铺了个木板，睡那儿。我也不敢去食堂吃饭，都是这位朋友替我打饭。我们很穷，一个月只有15块钱，她尽量给我买点营养品什么的。后来我病倒了，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肌炎，一分钟心跳120次。
陶斯亮陶铸和曾志夫妇的独生女儿。她1941年生于延安，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当了20年医生。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暨中国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等职，致力于“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等公益活动。
为母亲，他第一次流泪
陶斯亮万万没有想到大难临头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她被这突如其来的惊涛骇浪打得头晕目眩。1967年8月，她想尽办法回京探望父母，但是，这时她已经无法像往常那样自如地见到父亲了。陶铸夫妇被软禁在住所，他们的女儿站在门口，几经请示之后才得进家门。这次难得的团聚是陶斯亮成年以后一家三口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陶斯亮：我爸妈不知道我要回去，所以一看见我，我爸喜出望外。但是，我只是几个月不见他，他已经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原先那么一个生龙活虎的人，一下子变成这样，我受不了，当时就冲到厕所里大哭，眼泪擦不干。后来我妈进来说，你坚强点，你爸和我不喜欢看见你这个样子。
鲁豫：当时他们有行动自由吗？
陶斯亮：我爸没有，被软禁了，电话都给撤了。24小时有人盯着他，他吃饭、写字，跟我们说话，都有人在旁边站着。他们也不是要怎么斗你、打你，就这么盯着你。我父亲每天晚上睡觉都有强光灯对着他的头。
鲁豫：睡觉都要开着灯？
陶斯亮：对。上厕所都被盯着，极不自由。我们有三间房，中间客厅，一边是我爸的卧室，一边是我妈的卧室。我和我妈睡一起，说话都不敢大声，躺在床上咬耳朵，就怕被人窃听。我爸去世以后，我整理他的东西，看到他练字的纸上写着好多诗，我赶快藏起来，因为当时他还没平反。平反以后，我给他出了个诗集，很多诗都写得特别悲愤。
在1967年至1969年两年多的圈禁中，失去了人身自由的陶铸经常在室内读书练字，用毛笔把诗写在旧报纸上。有一次，他给女儿讲李贺的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挈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困厄苦闷与不甘消沉的心情可见一斑。
1967年9月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借题发挥，掀起新一轮的阶级斗争高潮。陶铸悲愤中写道：“自杀，就是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归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请相信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鲁豫：他们会被“造反派”揪到外面批斗吗？
陶斯亮：有一次在中南海同时批斗刘、邓、陶三人，一大群人突然冲进屋子，把我爸妈带走了。我坐立不安。有个警卫说，你跟在后面悄悄看，没事的。我就去了，看到那群人这个按一下他的头，那个按一下他的头，他还老是很倔强地挺起头来。他们声色俱厉地喊口号，批斗他。
爸爸回来后，我端了盆洗脚水，想让我爸泡泡脚。结果看见他头上有一个大包，是刚才批斗时打出来的。我扑上去说，爸爸，我给你揉一揉。他一下把我甩开，说，如果我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就跟他们拼了。他说，要批斗就批斗我，为什么把曾志拉去，她是个病人。说到这儿，他流泪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我爸流泪，他是心疼我母亲，我母亲那时候有甲亢。
后来他们不提“保皇派”的问题了，直接说他是叛徒，给蒋介石写过信，出卖过同志，又在南京监狱写过悔过书——这些把我也弄糊涂了。我那时候还真挺相信党的，就问他，你有没有出卖过同志？我爸气得眼睛快喷出火来了，说，难道你也不相信爸爸？我是宁愿自己的热血洒在地上，也不会做对不起党的事的！
从那以后，我再没怀疑过他了，因为只有受到最大委屈的人才可能有那种眼神。我觉得他特别屈辱，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遭到那样的对待，“虎落平阳被犬欺”。
一天，一个警卫破门而入，让他背《毛主席语录》，他可能背错了，这人就训他，说你怎么对待毛主席的，语录都记不清，可见你的本性。把我爸批得一塌糊涂。然后这人自己念了一段语录。我在学校天天念语录，一听他也念错了，赶紧找出语录本，翻到那一页就冲出去，说你也念错了，你是怎么对待毛主席的，你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那人顿时觉得尴尬，走了。然后，我和我爸哈哈大笑，觉得打了一场胜仗。我从没见他那么开心。他说，我这个傻亮亮还真行啊。
爸爸突患癌症含冤去世
1967年，在和父母短短一个月的相聚之后，陶斯亮接到工作分配通知，只身前往东北一所军队医院任职。离家那天，她怕伤心，没有向父亲告别。她没想到，这将成为永生的遗憾，因为这一别是和父亲的永别。
陶斯亮：早上走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告别。我怕见他，跟他告别，我肯定会哭。父亲去世以后，我整理他的遗物，看到他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上密密麻麻批了很多字，最后一句是：“女儿离家之夜，9月13日。”说明他那晚没睡，想着我要走了。当时我没想到自己再也见不着父亲了。
有两年时间，我不知道父亲发生了什么事，我妈不告诉我。一直到1969年10月林彪的“一号令”出来，因为我妈要被疏散，他们让我回来看看，我才回京。当时我妈已经搬出中南海，住在华北局的一个招待所。我问她，爸爸在哪儿？她说，回头再告诉你。后来有一天她跟我说，亮亮，我要跟你谈谈你爸爸。突然间，没有任何过渡的话，我妈跟我说，你爸爸活不长了，他得了癌症。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哭都哭不出来，整个人晕了，好半天才“哇”的一声哭出来。
1968年10月，陶铸就感到身体不适。拖到第二年4月，胆囊受压，全身变黄，病显危态后，才被送进医院。周恩来亲自批示给陶铸做剖腹探查，指名让全国最好的肿瘤和外科专家共同手术。
探查结果证明是胰腺癌，虽然做了根治手术，但几个月后病情再度恶化。此时，身为医生的陶斯亮已从东北调到西北，并结婚有了一个儿子。她的丈夫抱着孩子站在岳父家门口，请求能让他进去或让外公出来，看一眼外孙，但不被批准。陶斯亮始终对父亲的病情一无所知，一方面母亲刻意对她隐瞒了真相，另一方面她与父母的书信往来根本不能提到父亲，否则这些信件都将被扣留。曾志写给女儿的信中，也只能用“我们”来代替“我和陶铸”。尽管已经完全失去行动的能力，但陶铸所在的病房还是被警卫严密把守，甚至所有窗户都被木板钉死。
陶斯亮：医生的治疗水平比较好，但他们非得把病房布置成个监狱的样子。胰腺癌一旦疼起来非常剧烈，我父亲从开始得病一直到死，没有呻吟过一次。我妈说，你哼哼一下会疏解一些。我爸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疼得受不了，就让护士拿一片止痛片。他对医生、护士都很客气。有人稍微对他好一点，他就对人家说，你们不要对我这么好，将来会受牵连，会挨整的。我父亲到了癌症晚期，他们还不让他顺顺利利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还折腾他。那时候他已经骨瘦如柴，因为肠梗阻已经不能吃饭了，中央还让他走，让他离开中南海。
陶铸明知患了不治之症，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对妻子说：“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但是这个时候，中央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把当时许多被打倒和半打倒的老帅送到外地。陶铸被疏散到合肥之前，曾志接到指示，让她或者随丈夫一起南下，但从此不得与女儿有任何联系；或者选择永远地离开陶铸，还能和女儿保持联络。
陶斯亮：我妈跟我爸商量。我爸说，你还是跟亮亮去吧，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跟着我也帮不了什么忙。就这样，他俩决定了让我爸一个人去合肥。他俩都知道这是生离死别，是最后一面。
从接到通知到离开只有3天时间，这3天他俩表现得非常理性、克制。我爸以为他们会让他去农场住，就让我妈给他准备雨鞋、雨伞、被套。临走那天，我妈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我爸已经肠梗阻了，根本不能吃东西，但是为了感谢我妈这份情谊，他硬是吃下去了，每吃一口，就流一头的汗，吃这顿饭花了一个钟头。
他跟我妈说，你告诉亮亮，我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她要知道，爸爸在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他要了我妈的相片、我的相片、我儿子的相片，拿纸包起来，揣在贴身的内衣口袋。他说，我带上相片，就能感觉到跟你们在一起了。打了一支杜冷丁，他就上路了。
1969年年底，曾志被下放到广东农村改造思想。这时，已是癌症晚期、又被隔离到合肥长达一个多月的陶铸音讯全无。陶铸被疏散到合肥第43天就去世了，死时61岁。
陶斯亮：我们住在招待所，广州军区的人奉命通知我们，说陶铸死了。我妈当时很镇定，没有流露一点痛苦的表情，只问，那我们能去看看吗？他们说，不行。我忍不住了，冲到厕所哭，待在厕所里不敢出来，因为不敢当他们的面哭，否则又说你跟陶铸划不清界线。后来听105医院的医生说，我父亲去世前直喊我的名字，说“让我女儿来”。他死了以后，被当做烈性传染病患者，尸体送往火葬场，骨灰盒上用的是“王和”这个假名，烧完了放在没人管的骨灰架上，一放9年，9年后我才把他领回来。
邓小平说，陶铸没什么问题
父亲含冤而逝，母亲在广州农村一间四面漏风的破屋里独自生活。陶斯亮返回了西北。她无法原谅自己。身为医生，她看过许多人，救过许多人，甚至守护着他们离开人世，但是对于病危的父亲，却没能给他喂过一次药，打过一次针，甚至在临终之际也不能看上一眼。陶斯亮自责，心痛，无奈。昔日的“红色公主”在父亲被打倒、逝世后，命运已完全改变。所幸，她学医出身，凭技术吃饭，在小心翼翼之中尚能保全自己的尊严。此时，她才完全明白父亲当初的苦心和远见。
1970年，陶斯亮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曾志此时正在广州农村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多次希望和女儿团聚，都没成功。
直到1972年，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两人一起来到陕西临潼定居下来。陶斯亮在临潼26医院工作，曾志则在一家干休所生活。经过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后，这对母女暂时过上了一段平稳的生活。
1973年，曾志又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回北京看病。接到曾志的信后，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安排她们回京。这时已经有一些老同志获得解放，陶斯亮也开始四处奔走，争取为父亲平反。
陶斯亮：回北京之后，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我父亲平反。那几年我活着就为这件事，只要上完班，就去图书馆去翻20世纪30年代的报纸，再不就是联系我爸当年在南京同监狱的人，让他们回忆情况，我抄写材料，一份一份地送。
鲁豫：往哪儿送？
陶斯亮：像现在上访的人一样，不知道该往哪儿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反正谁在台上给谁送，也没有别的途径，周围的人都垮了。
我妈曾经拿着我爸的材料，带着我，去找邓小平。他属于那种绝对不会当面给你承诺什么的人。我们从他那出来，心都凉了，因为我们郑重递上我爸的申诉材料，当时他很不经意地放在一起，开始跟我们谈他的孙子、孙女，谈他的天伦之乐。我和我妈出来以后，谁也不吭气，心说这下完了，又没希望了。
没想到邓小平一复出，立刻就给我爸平反。他作了批示，让胡耀邦重新调查我爸的案子，说陶铸没什么问题，是我党的老同志，表现很坚定。所以马上就给他平反了。1978年12月平反，他和彭德怀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非常隆重，来了几千人。我站那儿一滴泪流不出来，我妈是泪飞如雨。我只是觉得茫然，觉得父亲平反了，觉得自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活了，人到了这种地步，得有点目标才行。
平生最大心愿已了，陶斯亮和母亲在北京过起了平静的生活。她在空军总医院当医生，曾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母女俩相依为命。陶斯亮感受到了迟来的母爱。虽然在她的记忆中，母亲从没抚摸、拥抱、亲吻过她，她也从不对母亲说“爱”字，但是父亲去世以后她逐渐明白了，母亲是怎样一个非凡的女性。母亲坚强的性格，母亲忍受苦难的能力，给了她巨大的鼓励。陶斯亮的一双儿女也在母亲曾志的抚养下长大成人。
1994年，曾志病重住进医院，母亲将不久于人世的那段日子，陶斯亮也搬进了医院，母女俩常谈些过去不曾涉及的话题。谈的最多的是陶铸。陶斯亮问，你现在还想念爸爸吗？曾志说，我做梦老梦见他，可是很奇怪，在梦里两人总是碰不到一起。1998年6月21日，曾志与陶铸终于在另一个世界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