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在中国传统叙事中的一个重要的形象是偏僻荒凉，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旅行者的笔下，西北的形象仍没有根本的变化。而同时期西北科学考察之风的勃兴，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时人们的固有印象。
1927—1933年，由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近现代的科学发展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存在。考察团不仅在多个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而且对于中国后来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从此结束了外国人无视中国主权掠夺我国文物的耻辱历史。
资料图：西北科考团1927年秋离开包头（左一为丁道衡）
资料图：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此次西北考察途中
资料图：斯文赫定曾四次对中国西北进行考察 图为其中一次考察后的成书
资料图：1928年科考成员袁复礼在新疆
资料图：斯文赫定在西北科考过程中所写的家书的信封
中国学界首次夺回国内科考活动主导权
西北科学考察团亦称中(国)瑞(典)联合考察团，瑞典方面的团长是斯文赫定，成员包括来自瑞典、丹麦和德国的16名专家；中方的团长是北大教务长、哲学教授徐炳昶， 成员有地质学家袁复礼、考古学家黄文弼、地质学家丁道衡、研究地图学的专家詹蕃勋及4名学生和一名照相员。所考察的主要事项是地质学、地磁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和民俗学， 考察往返路线原则上定为由北京经包头、索果诺尔、哈密、迪化、罗布诺尔至车尔城。计划考察期限为两年，于1927年6月8日出发。但后来随着考察的深入，双方的合作长达6年，考察面积涵盖中国西北部460万平方公里。
说到考察团的组成，不得不说当时中国科学考察所面临的大环境。按照前辈学者王忱、徐恒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西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现代科学的处女地，这就不能不引起各国科学家的极大兴趣，而各路冒险家也把这里看成一个“满储奇物之囊袋”。西方和日本等国形形色色的探险队、考察团穿梭式地活跃在我国内地，特别是大西北，其中有科学考察，也有强盗式的掠夺。其中若干著名“盗贼”早已“名垂青史”，这段历史成为中国科学和文化史上令人扼腕叹息的耻辱记忆。
1926年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一支大规模的远征队来我国进行考察。这是他第四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来华考察。北洋政府农商部与斯文赫定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的内容很苛刻，特别是如下两条：“（一）只容中国人二人负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即需东返；（二）关于将来采集之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关再送还。”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
王忱、徐恒指出，实际上这种由外国人自由考察，采集品完全运往外国的做法，是清末以来的“惯例”。但在北伐胜利鼓舞下，中国社会再难接受这种做法。1927年3月5日，北京各学术团体在北大三院研究所召开了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反对斯文赫定率远征队去我国西北各省考察之事。参加联席会的学术团体包括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清华研究院、京师图书馆、天文学会等。大会在宣言中明确宣布：“凡一国内所有之特种学术材料，如历史材料，及希有之古生物动植矿等材料，因便利研究，尊重国权等理由，皆宜由本国各学术团体自为妥实保存，以供学者之研究，绝对不允许输出国外。”
斯文赫定没有料到在得到北洋政府的支持后，竟会遭到中国学术界如此强烈的反对。他通过北京大学研究所的沈兼士转达学术团体联席会，谋求妥协。由于斯文赫定提出的条件与原协议并没有大的变动，遭到了学术团体联席会的拒绝。
不过，当时完全拒绝斯文赫定去西北考察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的条件下靠我国学术界的力量筹措巨资自行考察也无此可能。最可行的办法是借此机会与国外合作，把这次考察活动控制在我国学术团体手中。于是联席会派出北大教授、语言学家刘半农与斯文赫定进行了多次会谈。斯文赫定也认识到：“假如我拒绝了和中国人合作，那这全部事体都要得坏名声，而我也只好解散它，准备归程了。”他毕竟是一位科学家，来华探险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科学考察，因此也愿意坐下来谈判。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一切考察工作要在联席会的领导下进行，采集品归中国。这一协议的签订，是我国学术界斗争的一大胜利。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以我为主与外国科学家组成平等合作的科学考察团。刘半农曾兴奋地戏称这一协议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它大大振奋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292匹骆驼驮起史上最大西北考察队
王忱、徐恒指出，西北科学考察团初期计划主要考察内蒙古西部和新疆，以后又扩展到甘肃的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青海北部柴达木盆地周围，以及西藏北部、昆仑山南麓。三十多位中外科学家，在这大片土地上进行了为期六年的考察，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学科之众都是空前的。
第一批团员于1927年5月9日由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乘专车出发。当天出发的人员是中方徐炳昶团长率领的九名中国团员（袁复礼教授晚出发三天)和瑞方斯文赫定团长、郝默尔医生。搭乘考察团专车同去包头的还有李四光教授和他带领的五名学生，“大家都为李四光教授不能同去西北感到遗憾”。5月10日晚到达包头，这里已是铁路尽头，也是他们考察的起点，大部分欧洲团员已到达这里，进行准备工作。大队的目的地是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
5月20日，大队乘骆驼向茂明安旗(百灵庙)进发。26日到达百灵庙以西四十公里处的哈那郭罗，全体人员在这里会合，包括28名中外团员、3名采集员、30多名蒙汉各族工人，共计60多人，购买骆驼292匹，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西北部考察队伍。6月末基本准备就绪，大队向内蒙西部的额济纳何(弱水)进发，到古居延海一带考察。那里是古代河西与漠北往来要道，西汉时设居延县，这是科学家们极感兴趣的地区之一。
为了扩大沿途考察范围，科考队决定专门分出南北两个分队。瑞典地质学家那林博士率领的北分队由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满、我国地质学家丁道衡和其他四名欧洲团员及采集员靳士贵组成；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率领的南分队完全由我国团员组成，有地图学者詹蕃勋、摄影师龚元忠、采集员白万玉等。其他人随大队于7月22日出发。
整个旅途中基本上保持了这一队形，但也时有分合。北分队一直与大队相距不远，而南分队则单独开辟了一条路线，远离大队进行考察。
1933年6月，最后一名团员安博特取道印度返回北平。至此，考察团结束了历时六年的考察。其中，袁复礼教授单独带领一支队伍在北疆考察。1931年第一批团员的工作全部结束以后，他取道一条靠近中蒙边界的新路线，一路继续考察，历时半年，于1932年5月抵达北平，他的考察活动历时五年，是连续考察时间最长、采集品最多的团员。
发现白云鄂博铁矿和居延汉简 首次掌握中亚地区气象资料
王忱、徐恒指出，这次科考影响深远，形成了一批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本次考察共运回岩石、矿石、化石标本，石器、考古文物及植物标本四五百箱。根据协议规定，考古物品完全由中方保存，地质采集品以副本一份交瑞典方面。1933年野外考察工作结束后，中国和瑞典方面都组织了有关专家对考察成果进行研究，发表专著。我国学者的数十种研究专著大部分是结合以后的工作分散发表的。瑞典方面的研究成果汇集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共十一大类五十五卷，包括：地理学、大地测量学、地质学、古植物学、无脊椎古生物学、脊椎古生物学、考古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中瑞双方研究文献的出版自上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这些中外专著已成为国际国内有关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考察更有一些极为重要的大发现，比如白云鄂博铁矿。1927年7月2日，那林率领的北分队到达白云布拉克，白云鄂博蜿蜒于其北。7月3日清晨，我国28岁的地质学者丁道衡到白云鄂博考察，他发现沿沟都有铁矿砂，越往上矿质越纯，登高俯瞰，南坡半边全是矿体。他兴奋地向大队汇报。丁道衡回到北平后对带回的矿石标本进行研究，于1933年发表《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他在文中写道：“苟能由该地修一铁道联接包头等地……则煤铁可集于一地，非特铁矿可开，大青山之煤亦可利用，实一举而两得其利。苟能于包头附近建设一钢铁企业，则对于西北交通应有深切之关系，其要又不仅在经济方面而已。”这一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变成现实。白云鄂博也是我国稀土矿蕴藏最多、开发最早的一座宝山。
又如古脊椎动物的空前发现。袁复礼四年中共发掘到72个爬行动物化石，数量即使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他发现恐龙化石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学术界，有学者认为这一发现的价值“殆不在中国猿人发现之下”。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完整的爬行动物化石，并由中国人自行进行研究，把我国的古脊椎动物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发现白垩纪以前的爬行动物化石。
1927年，黄文弼在土堡处发现了五枚汉简，这是居延汉简出土之始。1929年，贝格曼重返额济纳河地区进行发掘，在463个坑中采获了一万多枚汉简。居延汉简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现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简牍。居延汉简中蕴涵着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补正文献记载，如烽和燧的应用、戍卒的来源及分工、屯田制、以及河西经济生活等。而“勒士贵挖掘出用绳子捆在一起的，由78枚有字木简组成的一卷完整的‘木头书’，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此后，世人才知道简书的真正形状，知道书分章称卷的来历。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它的气象变化对整个大陆都有重大影响，是研究世界范围气象变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在1927年以前，这里却是现代气象系统观测的空白区。
郝德博士领导的气象组在这一地区先后建立了6所设备先进的气象台，进行了气象观测，其中若羌等台还进行了当时很少见的辐射、地磁等观测。全部观测记录汇集为地面观测及高空探测资料两大本。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些资料尚是可供国际气象工作者利用的唯一完整的中亚气象权威资料。
原标题：中瑞西北科考团 结束中国文物遭掠夺屈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