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春华(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编者按：关于芝加哥大学教学的高强度我们早有所耳闻，刘思达所著的一篇《我活着走出了方庭》文章中称芝加哥大学是“让快乐去死的地方”。这多少让人感到夸张，但是对 于美国TOP10大学的留学生们来说却是每天发生的情景。与国内大学的宽松教育不同，越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课业负担越大。如果你觉得不可思议，可以来看 看这篇文章，跟着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一起了解下芝加哥大学学生的学习状态。
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一个小朋友迈克，今年刚上大学一年级。芝大经济系诺贝尔奖得主云集，是闻名全球的“芝加哥学派”的发祥地。在他的帮助下，我像一个大一新生一样背起书包，走进他们的课堂听课。
“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我选了一门希腊思想史的讨论课。本来我还想多选一些，但迈克建议我最好只选一门，从头到尾听下来。我听了很不服气。想当年，我在北大读书时一学期至少要选十门课。
现在虽然年纪大了点，芝大的课程难一点，但也不至于差距这么大。迈克很直率地告诉我，他一学期只选了五门课，已经快要崩溃了。我将信将疑。
果不其然，这门课的难度极大。学生平均两到三个星期要读完一本像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样的著作，一学期下来大约要读四本原著，还不包括补充阅读材料。
在课堂上，一般会有一个学生先做一个15分钟左右的报告，然后大家开始讨论。一节课90分钟，老师只讲大约50分钟，而且老师讲课并非一个人的表演，会提很多问题，学生也可以随时插话提问，参与讨论。
课后还有大量的作业。学生在课后必须要读原著，否则既不能完成作业，也无法参与课程讨论，而这些会统统计入学生的最终成绩。
更为要害的是，上这样的课，从一开始就必须非常努力，也不能逃课，否则，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有一次我因为要参加一个会议，落了一节课，结果后面立即陷入听不懂的状态。
吃饭的时间都很紧张
上完课后，迈克带我到食堂去吃饭。他几乎是连跑带颠地取完东西——顺带帮我也取了午餐——坐下之后就从书包里拿出书和笔，一边吃一边在书上写写画画。说是吃饭，他基本上是在看书，饭其实是在五分钟之内吃完的。
我问他怎么会这么紧张。他告诉我下午化学实验课的内容还没有完成，而如果完不成的话，课就没法上了。这使我大为惊奇。迈克的专业是经济学，如果要选数学课还可以理解，但和化学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匆匆吃完饭后，迈克对我说，下个星期他会非常忙，因为要开始期中考试了。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不一定有时间和我见面。我马上说，没关系，你先忙，我 们可以两个星期后再见面。迈克面露难色地说，恐怕也不行。这些期中考试会一直持续到学期结束，也就是说，是和期末考试连在一起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迈克以及其他芝大的学生那么忙，以至于几乎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但不要以为这些学生只是在读书。迈克每个周日要到城里去上班，平时还要参加和欣赏各种各样的音乐会。
再辛苦，也不偷懒混日子
相比而言，国内本科学生的单位课程压力要小很多。北大学生算是辛苦，但对于一些特别聪明的理科生和大部分文科生来说，日子要轻松得多——他(她)可以偷懒。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很辛苦，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但我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读自己喜欢的书和社会活动上，真正用在课业上的时间并不多。即便如此，我的成绩也还不错。
原因很简单，每次期末考试之前，我就把班里笔记记得最好的同学的笔记借来抄一遍，往往得分比他还要高。他的笔记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包括老师讲的笑话，然后在笔记本上注明。
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偷懒在芝大几乎不可能发生。而且，和国内本科教育恰好相反，越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单位课业负担反而越重。因此，芝大学生在选课 时非常谨慎，一定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绝对不会出现借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来凑学分的情形——而这种情况在国内大学实在是太普遍了，越是文科学生越 好混日子。
要算经济账，更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迈克告诉我，芝大学生很少偷懒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善于“算经济账”——上芝大的费用太高，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接近6万美元。因此，在芝大学习的每一天，上的每一堂课，都可以相应地折算成学费。他必须要在芝大学习尽可能多的东西，否则对不起爸爸妈妈付出的高昂成本。
换句话说，当每一个学生付出的学费同样多时，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谁学到的东西越多，就意味着谁获得的超额利润越高。因此，每个学生都卯足了劲儿拼命地学习。对于那些依靠奖学金读书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
这当然不是说把中国大学的学费提高就能治理懒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学生高考之前的重复性训练，实在是过于艰苦，以至于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难免 会产生出一些混混日子的想法。再加上大学课程和社会需求脱节，用人机构不能从课程成绩单中观测到学生的实际能力，就难怪学生对课程学习不够重视了。
这一现象，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和两国大学制度、就业市场多样性和社会诚信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现在，国内高校忽略了这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制度性 因素，而单纯倡导甚至移植某些具体措施和政策——比如所谓的“宽进严出”和AP课程，等等——是不可能收到理想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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