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4000岁的石峁遗址到底藏着多少秘密？
石峁遗址的东门遗址
石峁遗址发现的玉器
石峁遗址发现的石雕人面像
中国最大史前城址新发现不断
最近，震惊中外的陕西石峁遗址又不断有新发现公布，比如发现目前最大的一块史前壁画，发现高等级史前院落以及二十多块石雕人面像，将人们的目光牢牢聚集在这里。
位于神木县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大史前城址，总面积超过五平方公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有承载着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遗存发掘出来。这里究竟和黄帝有否联系？她还深藏着多少秘密？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 卜松竹
4000多件石峁玉器 流失海内外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县高家堡镇东山之上，因所在地石峁村而得名。被今人视为拱璧的四千年前古人用过的石材，在这个人口密集的村落中曾经被大量地垒成猪圈、厕所、饭桌、院墙；没用的也存放起来，家家院子里码放着一个个囤子形状的石塔。
石峁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文化遗址，2006年公布为国家级文保单位。遗址发现于上世纪初，其出名的原因是该地玉器特多，据说当地村民在生活困难年月曾“斗玉易升米”，因而引起一些文物贩子和少数考古人员的注意。
最早正式发布石峁玉器信息的是一个叫萨尔蒙尼（Salmony）的美籍德国人。1931年，萨尔蒙尼以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代表的身份来到了北京，参加一次在中国举行的学术会议，顺带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做一些实地探访。一天，他走在北平的街上，无意中碰到了几个来自陕北高家堡石峁村的农民。根据当时的记载，他们衣衫不整，其中一个还扎着羊肚子手巾，说话土里土气，声震路人。但他们手里的物器却不一般：羊毛褡裢里装着30多件墨玉器，6件绿玉器，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萨尔蒙尼预感到，眼前的“宝贝”绝不是一般玉器。他挑买了其中最大的刀形端刃器（后藏于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这件53.4厘米之长的墨玉质玉器后来成为考古界和收藏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经过调查发现，包括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大英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在内的众多海外机构都藏有出土于石峁遗址的玉器。根据不完全统计，有四千多件石峁玉器已流失海内外。
很不巧，石峁遗址被发现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原板荡，民穷国困。出于谋生等各种各样的目的，形形色色的人到石峁挖宝。民国时期的荒年，这里的玉器被“笼垛驮卖”，大量珍贵文物从此不知去向。当地村民在耕种、修造梯田、开坡筑路时，也不断发现古玉。这些古玉，有的被农民带回家里做镇宅之宝，有的被文物贩子廉价收走，有的则通过农副产品收购站等渠道流入市场。
1976年夏天，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去山西考察，在山西民间听到关于神木高家堡石峁的一些信息。他没有回西安，连夜转道来到石峁。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残破城址下潜藏着的有关人类源头的重要信息，按照当地媒体的说法：“北方的黄土下沉睡四千多年的石峁遗址，从此与考古的目光有了连接。”
条件所限，当时对遗址的范围并未确定，虽然大家均一致认为这个遗址意义非凡，但认定遗址的范围仅90万平方米左右，遗址的外城墙被误认为是战国秦长城。
2009年，为配合县情展厅图片收集和编制石峁文物保护规划所需要的地形图，当地文物部门请测绘公司为高家堡和石峁拍了一张航拍片，从图上才知道了石峁外城的大致范围。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石峁遗址开始了前期调查，发现遗址由皇城台核心区、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2012年，经重新测量，确定石峁遗址面积在500万平方米以上，故成为全国目前发现的最大史前古遗址。
东门发掘“石破天惊” 或为古国联盟高层驻地
2012年，石峁遗址开始发掘，专家们选中了石峁外城墙的东门作为第一个重点发掘点。没想到这个发掘“石破天惊”，使石峁一下子名扬天下。外东门整个城门呈S形，由城门、马面、瓮城、城阙、角楼等组成。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闫文明说：“它是中国城门的老祖宗，后世城门的所有要素它都有了。”令专家们兴奋的不仅是城门，还有城门内墙壁上的大型壁画，据说它的发现将把中国壁画史向前推进数百年。此外，城门内外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内各有24 颗成年人头骨，可想当年祭祀场面的惨烈。在不到100米的延伸发掘中，考古人员从墙体中发现了五块玉牙璋，它们规律地砌在墙体之中，加上那些精细打造的墙体石块，如此宏大的工程需要怎样强大的国力来支撑？
“就知道陕西神木石峁古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会取得震惊学界的重要成果。但是，真的来到现场一睹古城的雄姿和风采，收获却完全超出预料。高大壮观的门楼，精心整治的城墙垒石，独具匠心的马面设计，杀戮祭祀的威严铁血，无不令人震撼和感叹，虔诚敬仰和怀古探秘之情油然而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的提出者卜工近日撰文分析石峁遗址时不禁感叹，“石峁古城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当时社会的动员能力强大、组织能力高超、规划设计能力大手笔，而这一切又与文明的程度息息相关。鬼斧神工般的杰作是怎样建造的？究竟是何种力量才能保障宏基伟业的完成？”
卜工认为，石峁遗址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早期中国社会组织的构架，“那个时候，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族组织，以家族联盟为基础的联盟制度将数以万计的家族组织起来。家族联盟构筑村落，属于基层联盟；基层联盟组成古老小国，属于中小型联盟；古国联盟构成考古学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或称国家大联盟；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联合结盟组成超大型联盟集团。早期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实际上是古国联盟的文化”。研究表明，早期中国的盟誓遗存连绵不绝，特征鲜明，而且分布广泛。石峁古城的壮观场景足证当时联盟制度必定存在。
卜工指出，石峁古城的整体的布局、虔诚的仪式都表现出庄严肃穆的古礼，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和感召力。石峁古城可能正处于联盟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因此，才能释放出如此超乎想象的巨大能量。若然，石峁古城极有可能是联盟集团高层的驻地或总部，而非某一古国之都城。
未来考古大发现 或需深入荒漠地区
一些研究者认为，石峁遗址可能就是当年黄帝的都城所在。卜工认为，如果这种推测成立，中国古史的年代体系就得重新编排了。因为没有史料说黄帝活动的年代如此贴近夏代。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可夏代始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石峁古城早期的碳十四测年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所以，该城年代只与五帝晚期接近，而与黄帝无涉。
卜工认为，石峁遗址出现在并非传统意义文明中心的陕北地区，就必然启发人们思考；而且，比以往考古发现的同期古城更具可视性，极容易引发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与特色产生进一步的联想。其文化遗存中的“排头兵”为双鋬耳袋足陶鬲，“是土生土长的分布于黄土高原及其山前地带的土著遗存”。陶鬲的遗存在河北太行山东麓、河南北部、山西的许多地区、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多有发现。石峁古城重见天日，令“人们自然有条件将这类文化遗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思考，并能够从文化的整体性方面揭示其所代表的文化大系不仅仅具有独立分布的广袤空间，而且拥有超强族群集团的实力，足以与山东地区以陶鬶代表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大系相媲美，相呼应，是早期中国龙山时期西部文化的中流砥柱”。在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进程中，陶鬲大系的重要作用和杰出贡献彪炳史册。有戎氏、有鬲氏都与这个超强集团具有文化上的亲缘关系。
旅美学者郭政凯也指出，在中国传统文明的中心地带，考古文化的链条已经基本完整，再有发现，只能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偶尔可以捡到妇好墓、马王堆、海昏侯等大漏，但对整个文明的评价不会产生颠覆或重建的影响。而在传统文明中心地带之外，由于缺乏文献记载，每有发现，必定轰动，亮瞎人眼，如红山、三星堆、江西新干的大洋洲等，石峁也是这样。今后想要做出具有轰动性和突破性的成绩，不深入荒漠地区，很难做到。而“石峁和陕北地区的古代文明与中原地带最大的区别，我以为在石材的运用上。以石筑城、以石雕刻、以石（包括玉）为礼器和工具的主体，均有别于中原。说这里有一种石文化，可能并不过分。”
此外，从玉雕人像和石雕人像看，与传统认识上的华夏人不同，“从商周时期，山陕北部生活着一支佩戴金耳坠、金头饰、金胸饰以及大镂空铜箭镞的部族来看，这里可能一直是世代相传的戎狄之地。只是这些部族并非如以前认为的那般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