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云 资料图
来源：作者赐稿，原题为：《再论龙云与汪精卫出逃事件——兼述龙云的谎言与两面行为，并答谢本书教授》，作者：杨天石。
提要：龙云于1937年8月初到南京时，即对汪精卫推崇备至。抗战爆发，龙云初期表现良好。广州、武汉失守后，龙云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在和汪的秘密通信中接受其妥协、求和思想，汪即将龙作为叛降、卖国计划的领头羊。1938年11月，汪精卫经昆明出逃，向龙坦述全部计划，得到龙的充分支持和帮助。事后，龙一面掩盖自己和汪的密切联系以及助汪出逃的关键事实，一面敷衍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同时则潜通汪精卫。1939年，军统在越南河内谋刺汪精卫，龙派人携款慰问。事后，龙一面向蒋介石交出汪的密函，一面派人联络河内的日特机关，继续勾连西南实力派，谋划反蒋，改变抗日国策。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政府，龙云曾图谋从抗日前线撤出滇军，通电主和。在抗战大潮中，他虽为抗战做过若干有益的工作，但又与日、汪长期秘密联系，是抗日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
重庆国民政府既须外抗强敌，又须对付内部的反侧力量，妥善处理动摇不定分子和随时可能的反戈投敌者，其处境十分艰难、危险。对龙云，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既拉拢、安抚，争取其留在抗战营垒之中，为抗战出力，又须始终保持警戒、防范。蒋与龙，抗战期间，始终存在着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正文
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一行乘蒋介石赴陕西召开军事会议之机，自重庆出逃，经昆明飞往越南河内，叛国投日。在此过程中，汪精卫等人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充分支持和帮助。然而在事后，龙云却多方掩饰，企图遮盖相关史实。当时，蒋介石为团结龙云抗日，未予深究；1949年以后，史学界由于种种原因，也未深入探讨，谢本书教授甚至著文认为，龙云在事件中是清白的。 [1] 几年前，我曾著《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一文，阐述相关过程。 [2] 2014年11月，我参加“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云南”活动，在云南大学发表了相关学术演讲。此后，我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又发现若干新资料，有助于揭示龙云与汪精卫的密切关系、龙为掩盖真相而散布的谎言及其在蒋汪、中日之间的两面行为，从而有助于深入了解抗战阵营的内部危机和当年坚持抗战的艰难。不久前，发现谢本书教授所著文，批评我在云南大学的演讲“没有道理” [3] ，因将此文发表，以与谢教授讨论。
一、龙云是汪精卫反蒋降日计划的领头羊
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早有与日本议和、反蒋、自立的打算。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中国抗战面临第一次重大危机。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 [4] 12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 [5] 所谓“第三者”，即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当局之外，由汪出面“组织”另一政权，与日本议和。此议遭到蒋介石的否定。汪精卫表面未坚持，但暗中却继续为此努力。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本加紧对汪精卫集团的诱降活动，汪精卫集团也加紧了与日本的勾连，逐步制订叛降计划。当时，其所依恃的基本力量即是龙云等原西南地方实力派和广东的张发奎等原反蒋派将领。
1938年8月29日至9月初，梅思平与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香港五次会谈，梅思平称：“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取得联络。反对停战、撤兵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6]
同年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新秩序”，其成员包括中国、“满洲国”，其目的为“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和“经济的结合”。11月12日、13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在上海会谈。20日，在重光堂再谈，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决定成立汪精卫政权，将龙云作为新一波“反蒋独立”运动的领头羊。其步骤是：1、汪精卫等逃出重庆，日本公布“和平条件”，汪精卫发表反蒋声明，在国内及南洋开展“和平运动”。云南省首先反蒋独立，四川随即响应。2、在云南及四川成立“独立”政府，联合广东、广西，共四省，建立汪精卫“新政府”。3、由“新政府”宣布“日华提携”，阐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政策，聘请日人为军事及其他教官。《协议记录》规定和平条件为：双方签订防共协定；承认日军在中国驻扎；承认“满洲国”；允许日人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经济提携，日本优先权等。双方预定，汪精卫于12月5日前自重庆到达昆明。
11月26日，梅思平将《重光堂协议》及准备发表的《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抄录在丝绸上，缝在夹衣内，带到重庆。11月29日，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等决定，分别往昆明集中。当时，蒋介石正在桂林组织行营，估计15日前不会回到重庆。汪精卫决定利用这一空隙，于12月8日，由重庆飞成都，12月11日，飞昆明。
12月5日，周佛海先赴昆明，联络龙云，布置一切，等候汪到。12月6日，周佛海得讯，蒋介石将于7日回重庆。实际上当日回重庆的是陈布雷，并非蒋介石。12月8日，蒋介石回到重庆。汪精卫取消当日飞赴成都的计划，改派陈璧君之侄陈春圃先到昆明，和周佛海联系，等候汪精卫飞赴昆明的电报，以便通知龙云；同时，预订由昆明到河内的铁路包厢，将全部叛逃人员送往河内。
近卫原拟12月11日在大阪演说，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但由于汪精卫改变逃离重庆时间，近卫遂决定将《对华声明》延期发表。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等人会议，研究今后对日方针。蒋称：“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志）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 [7] “汪精卫提出：“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两者皆有困难”，“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 [8]
这一天，蒋介石、汪精卫之间激烈辩论。据汪自称：“复彻切言之，卒不纳。” [9]
12月14日，蒋介石因得了重感冒，终日卧床休养。15日，因感冒仍未工作。16日，汪精卫前往蒋介石处探病。汪精卫坚持日本所提非亡国条件，应及时谋和。
12月18日，蒋介石飞西安，计划在武功召开军事会议。汪精卫决定当日出逃。上午10
时余，汪精卫等一行自重庆乘机出逃，在昆明住一晚。与龙云深谈。19日下午2时，乘龙云所租欧亚航空公司包机，飞往越南河内。
关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分歧，除了抗日与和日、降日的分歧之外，同时伴生的还有联共与继续反共的分歧，关于此，陶希圣称：“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眼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 [10] 当时，蒋介石正主张联合中共共同抗日，12月6日，蒋介石和周恩来谈话，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最好合并为一个组织”，或者“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12日，又邀周恩来、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等人谈话，力劝周恩来等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保证他们会成为国民党的强有力的骨干，为国家民族共同努力。 [11] 陶希圣所言蒋介石“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指此。
二、龙云在回忆中说谎
关于汪精卫自重庆出逃，到达昆明以至离开经过，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中写道：
在他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即希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夜深，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他说：“我还要转来的。”（我曾把他要去越南的事电告蒋介石）。他叫曾仲鸣到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 [12]
汪于12月18日自重庆到达昆明。据龙称，当晚未见面，仅19日匆匆谈了几句，而且事后又电告了蒋介石，似乎并无很大不妥。
这一段回忆，由龙云口述，龙云秘书蒋家骅记录、卢汉秘书马子华整理成文，读给龙云听，一字一句斟酌定稿。有的学者认为“主要事实不会有明显出入，应当是可信的”。 [13] 然而，恰恰是这一段回忆，龙云撒了好几个谎。
据龙云回忆，他虽然知道汪精卫要到昆明，但不知确切日期，所以事前无准备，但据汪的亲信，被汪派到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回忆：
记得汪精卫到昆明机场的时候，看见龙云以外各厅、署、局长都来了，而且军乐大作，……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的挂起了所谓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
显然，汪在昆明机场受到的不是草率接待，而是盛大欢迎，说明龙对汪的重视和努力溜须、拍马的情况。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谎。
龙云回忆的最大谎言是：18日晚，汪、龙未接触，未谈话，只是19日上午，龙往见汪，才有所交谈。事实是，18日晚，汪、龙不仅见了面，而且作了深度交谈。据陈春圃回忆，当晚二人会谈之后，汪即与陈见面，首先叙述自重庆登机，巧遇空军将领周至柔的险况，汪称：“上了飞机之后忽然发现周至柔（当时的蒋帮空军司令）也同在机上，鬼知道他有没有作用的，所以心里一急，打定主意在昆明不多耽搁，越快走越好。” 接着，汪向陈叙述与龙云的谈话内容。汪称：
幸而现在没有问题了。已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龙云，得到龙的赞同。我最后是这样说的：‘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龙云听了之后说：‘汪先生说哪里的话，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接着我就讲：如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至于改为一年之内撤兵的意思很好，将来试试交涉看。’龙云听了之后就拍胸脯说：‘定机位的事情包在我身上，由省政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据陈回忆，汪精卫说到这里，“言下汪像是松了一口气。” [14]
汪精卫在和日方交涉时，曾有“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之议，因此龙云在和汪谈话时表示“最好改为一年”。关于这一点，可从后来汪精卫的一次演讲中得到验证：
我于17日（应为18日——杨）到昆明的时候，云南省主席龙云问我道：听说撤兵以二年为期是吗？我答：“是的，停战以后，二年撤兵完了。龙云道：”能否早些？”我答：“我也想早点，但是能这样已不易了。” [15]
将龙、汪二人的回忆对比，确证陈春圃所言可靠。
关于汪、龙二人18日的夜谈，周佛海未参加，到10点钟，周一直在等待谈话结果。其日记记载说：
今后能否离昆，惟在志舟态度，大约不至留难。
今晚汪先生与志舟谈话，结果必甚佳，因此刻尚未召见。否则，汪性急，必召商也。 [16]
周佛海是遵汪之命，先期到达昆明，联系龙云的人。18日汪精卫到达昆明后，周于下午5时后应汪之召，与汪谈话30分钟，辞出后即致电香港报告。此后，即在寓等待汪、龙会谈结果。他的这段日记证明，汪、、龙当晚确有会谈。
汪、龙19日的第二次谈话也有周佛海的日记为证：
12时赴汪处，适龙志舟亦在，同谈一小时。与龙第二次晤谈，觉其有毅力，个性甚强，头脑实际。
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之一，长期对日主和，周佛海评龙云“有毅力，个性甚强，头脑实际”，说明龙当时必然同样主和，而且坚决支持汪精卫。
关于汪、龙18日夜谈情况，还有陈璧君回忆为证。陈称：
到了昆明，周佛海已先在，汪与滇省长龙云，详谈此行的意义，龙极赞成。我们欲候陈公博同行，周佛海惧，龙云也愿汪先行，乃谓汪：“公博来，必送至河内。 [17]
陈璧君和汪精卫同时自重庆逃到昆明，其所称汪“详谈此行的意义，龙极赞成”，云云，必是汪、龙18日夜谈后即时得到的第一手消息。
在汪、龙18日夜谈中，汪将自己的“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龙，并以激将法要龙电告蒋介石，同时扣留自己。龙不仅拒绝向蒋报告，而且表示对汪的计划“完全同意”，还主动包机，将汪一行人送往越南。这自然是知情不报，协助汪精卫叛变通敌的严重行为。龙之所以隐瞒该次夜谈，其原因在此。
龙云上述回忆，似作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之后，不过，他编造谎言，隐瞒和汪18日夜谈一事由来已久。1939年4月13日，当外界对汪、龙之间的暧昧关系有所怀疑的时候，龙云即曾致电其上峰、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托辞此前未将和汪精卫“面谈”内容电告，是由于“忘未详达”，因此有必要特别加以“补述”。该电称：
当夜适美使亦到滇，省府开招待会。顺便约汪聚餐，汪以病为辞，而次晨即离滇。兄往送，问何以如此匆卒？答云：“将往香港访日本某要人，洽商议和，如日果有诚意，即建议中央，以备采择。兄意以为此种办法亦尚不差，且有战自必有和，故未加反对。
这段“补述”将汪精卫离开昆明的时间从下午2点半提早到“次晨”，特别强调其行色“匆卒”，目的在于表明，自己得知汪精卫赴港意图之晚。如果承认18日夜谈时早已知悉一切。那末，紧接而来的问题必然是，当晚至次日上午的这一长段时间，为什么不向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报告，龙云就难免有故意纵放之罪了。而这一点，是龙云必须规避的。
关于汪、龙18日、19日在昆明的两次谈话，22日，龙云致其多年的助手和战友，当时的第三十军团军团长卢汉的密电说得最为显豁。电云：。
汪先生前日到滇，昨赴港，愿效昔日之李鸿章、今日之张伯伦，与日方直接商洽，不顾一切，力主和议，加入防共协定，因在渝受人攻击，蒋汪之间，亦未尽同意，故谓成则返渝，否则不再返渝。云云。语气愤慨，大有各行其志之慨。大局如此，兄闻之忧心如焚，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兄为杞人之忧，寝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如似大病，故深望弟早日告痊也。[18]
李鸿章是屈辱、卖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者；张伯伦是英国首相，1938年9月，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在慕尼黑会谈，同意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要求。龙云称汪精卫“愿效昔日之李鸿章、今日之张伯伦，与日方直接商洽，不顾一切，力主和议，加入防共协定”，说明他对汪精卫的叛逃、降日的目的完全清楚，二人在昆明的会谈是深度会谈，虽仅两次，但汪精卫已经清晰地向他说明了主要之点。
百密必有一疏。龙云尽管一再隐瞒他和汪的18日夜谈这一关键情节，但是，他在1949年后字斟句酌所写回忆仍然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破绽。龙称，19日上午见汪，当时汪表示：“我明日去香港”。“明日”云云，这只能是18日夜谈时的语言，因为19日当天上午，龙云见汪时，汪等一行人已经决定下午即离滇赴越，怎么可能会有“明日去香港”之语呢？。
三、一面敷衍蒋介石，一面暗通汪精卫，密谋逼蒋北走陕甘
12月18日夜，汪精卫向龙云交底，详谈“全部计划”，龙云本应十万火急，即时向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报告，但龙云半字全无。19日，汪精卫等乘坐龙云代订的包机离开后，龙云才简略电蒋：“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甚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 [19] 对汪的叛逃投敌“计划”仍然守口如瓶。汪在飞抵昆明后，曾致电蒋介石，告以“飞行过高，身体不适”，蒋介石接电后，曾复电慰问，询问“近况如何。21日，陈公博续后到达昆明，龙云因将蒋电交陈，声称“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钧座致汪马电，因无从探转，已交其携往”。 [20] 同日，龙云再次致电蒋介石，报告汪到达昆明之事。该电仍然绝口不谈18日夜谈一事，声称“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至19日“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龙云故作天真，自称此事“关系重大”，未识汪在重庆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以此为万一追究责任时预留推卸地步。
汪精卫既已到达河内，近卫遂于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和“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12月23日，汪精卫在河内致电蒋介石，声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 [21] 24日，龙云根据汪精卫要求，将此电转呈蒋介石。此后，汪精卫即在河内致电驻英公使郭泰祺等人，宣扬致蒋电所表述的与日谋和思想。27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携带汪精卫声明到达香港，计划利用当地的《南华早报》为宣传阵地。12月28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认为近卫声明提出的三原则是日本的“觉悟”表现，是“不可再失之机”，建议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 [22] 。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建议国民政府立即以近卫声明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23] 30日，汪精卫要求日方，每月向其提供活动费300万元，进攻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同时彻底轰炸重庆，成为后来日本对重庆进行多年无差别轰炸的发轫。
1939年1月2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龙报告所得汪精卫消息。1月5日，龙云复电蒋介石：
自抗战开始后，汪先生一志主和，国人尽知。此次建议，不在渝就近详商，而在异地突然发表，一般观听，不无惊疑。幸国人在委座领导之下，确知国策久定，毫不为其动摇。故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对内仍毫无影响，祈释廑注。此后如有所闻，当随时报告。 [24]
汪精卫的《艳电》发表后，举国谴责。12月26日，蒋介石发表《严正声明》，指斥近卫声明是日本“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中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31日，陈嘉庚代表南洋华侨指责汪精卫为“中华民族之国贼”，要求“公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 [25]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同日，国民政府重申严惩民族叛徒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与军委政治部发表联合声明，指责汪精卫“客观上”显属“投降敌人，出卖祖国”。1月3日，顾祝同等将领致电林森、蒋介石，要求中央“严予制裁”。龙云1月5日致蒋电仍称汪精卫为“汪先生”，其言辞之温和、谴责之疲软无力，与当时全国敌忾同仇、愤怒声讨的气氛大异其趣。
1月6日，陈璧君的内亲陈昌祖到昆明，向龙云报告汪精卫等到达河内的情况，声称自国民党中央临时会决议发表后，汪态度消极，陈璧君愤慨，正密商到欧洲或其他国家旅行。龙云向蒋介石建议：
愚见此时最好由钧座派汪之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欢迎其回国，如能回渝最好，否则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
电报中，龙云并告诉蒋介石，他已当面告诉陈昌祖，蒋此次将汪出走一事提交中央会议，“系不得已服从多数主张，但心中始终为汪留余地”。龙云请陈昌祖将此语转告汪精卫，“切勿误会”。 [26]
1月10日，龙云答书汪精卫，全函云：
昨者仆从过滇，藉聆雅教，无任钦佩。匆匆作别，耿耿于怀，引领樳辉，曷胜葵向。先后承赐函电，均已奉悉。我公此次建议重庆方面，未加采纳，忧时之士，甚为失望。惟此种种条件，将来中日问题，总有议和之一日，必以此为根据。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也。惟为国珍重。龙云谨启，一月十日。 [27]
本函对蒋介石未采纳汪精卫与日本“议和”的主张表示失望，认为衡以种种条件，中日问题终必走上“议和”一途。1月5日，日本内阁改组，平沼骐一郎出任首相，近卫改任枢密院议长，函中所称日方“内阁改组”，指此。由于近卫下台，汪精卫一度决定“暂守缄默”，龙云对此表示肯定，但他全面肯定汪精卫对日本的各项主张，认为“必有实现之一日”。“曷胜葵向”一语，虽系客套，但充分表示出龙云对汪精卫的倾倒及对其政治主张的赞同。
龙云此函，本托陈昌祖本人带交汪精卫，但陈在出境时遭军统特务截阻，搜出此函。1月19日，蒋介石读到此函，了解到龙云支持、暗通汪精卫的情况，在日记中写道：“龙云态度如此，关系重大，今日抗战，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惟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 [28] 当夜，蒋介石苦思对策，不能成眠。次日日记再云：“昨夜为倭敌与汪兆铭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有影响？究竟汪兆铭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彻底研究！”他决定派白崇禧赴云南，对龙云进行考察。
3月6日，老同盟会员、福建省政府委员、海军人士林知渊在河内与汪精卫谈话，汪坦言近况：
1、正在起草一通宣言，预备发表。2. 蒋介石将军政大权交出，汪可担保日本退兵，藉可着手整理中国。3、如前项企图不成功，则以在野方式联络各方有力者取得实际大权。4、与滇龙往来密切，龙并劝其缓动，不必太急，且谓将来中央势力必以川滇为抗战根据地，待时机成熟，川滇联合反□（蒋），则蒋介石只有往陕、甘走，大事成功。5.在川时与川军各将领亦有联络。6、桂之李（宗仁）有拉拢之可能，正在接洽中，惟白健生（崇禧）难望合作。7、广东则由许崇智、张发奎负责，张虽不能合作，惟必要时可将张他调。8、浙江已有人负责。9闽之陈仪已有接洽，并欲林（知渊）同负福建责任。10.工作根据地拟设西贡。11、觅定一省或数省为根据地，积极进行一切。12.绝无往欧美之意，亦无往港沪之意，并称安南政府对伊有良好之情感与保护。 [29]
汪谈话中所说“滇龙”，自然是龙云。由此可见，汪出逃河内后，龙云除通过陈昌祖与汪联系外，仍在通过其它渠道暗通，向汪献策，劝汪“缓动”，自己则准备联合四川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逼蒋放弃四川，北走陕西、甘肃。
林是老革命党，于当年1月在香港受戴笠委派，到河内刺探汪精卫情况。汪与林为素识，不知林的身份与其来访目的，为争取林为自己效命，在福建与陈仪共同合作，因此谈话较为坦直。事后，林知渊迅速将所谈报告戴笠，戴笠转报蒋介石。3月11日，汪精卫要蒋交出军政大权以及龙云计划逼蒋北走陕甘等重要情报就摆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四、龙、汪的秘密联系与龙云转向汪精卫
抗战初期，龙云是积极的。七七事变爆发，龙云曾致电蒋介石称：“时局至此，非集我全民力量，作长期抗战之计，无以救危亡。” [30] 8月上旬，他奉召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对记者表态称：“身为地方行政负责者，当尽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 [31] 他并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寇武器虽优，但“胜败之归宿，仍系于精神之力量。”期间，蒋介石要龙云出兵两个军抗日，龙云答以“云南地方团队素有基础，出兵二十万也可以办到。”他表示先出一个军。10月5日，以卢汉为军长的第六十军在昆明誓师，官兵约四万人。1938年4月21日，第六十军抵达徐州。这支军队武器精良，士气旺盛，被称为“南蛮兵”。在李宗仁、孙连仲指挥下投入台儿庄战役，坚守禹王山制高点，取得重大胜利。六十军投入战斗者35123人，伤亡18844人。龙云曾称该军“英勇作战，望滇人继续努力。” [32] 其后，龙云又新编第五十八军和新三军，开赴前线，共投入兵力27万。 [33]
当云南健儿在战场上与日军搏战之际，龙云对抗战的态度却已在暗中变化。1937年12月，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王克敏出任行政委员长。1938年4月15日，龙云与刘文辉亲笔致函王，声称想在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地区发起反蒋“和平运动”，盼能得到声援，并和日方取得联络，得到支持。该函由云南省参事唐继贤及省政府参议宋云阶于5月中旬送到北平，会见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商讨对付蒋的军事讨伐办法，双方确定以日本驻河内领事馆为联络点。 [34] 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力量正在向西南地区发展，龙云等企图联络日本，借助外力，对抗蒋介石，确保其地盘与实力。
1938年10月，日军深入广东、湖北，广州、武汉两大城市同时危殆，龙云既对军事作战悲观，也对国际援助绝望，态度急剧改变。10月20日为中国军队弃守广州前一天，龙云致汪精卫电称：
信阳放弃后，日军在大鹏湾登陆，相继占领惠阳，粤省军备薄弱，于此可见。英方受其威胁，不置一词。粤汉、平汉均已不通。前途危险，可以概见，而国际间始终持观望态度，我则孤立无援。职边疆远寄，午夜思维，弥切忧虑，未识中央处此如何应付？钧座高瞻远瞩，当兹千钧一发，国命攸关，今后一切，伏乞指示，俾有遵循。职龙云。
“信阳放弃”，指1938年11日中国军队在河南信阳惨败。当时，中国军队遗尸1万3千余具，而日军仅战死约550名，伤1560名。“大鹏湾登陆”，指10月12日，日军占领广东东部沿海大亚湾等地事。当时，日军为策应武汉会战，切断中国在海上与国际的联络通道，在华南大亚湾登陆。大亚湾位于广东省东部红海湾与大鹏湾之间，其中的三门岛是从清朝至今的海上重要关口和军事要塞，邻近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龙云认为，大亚湾、大鹏湾等地陷落，英国在香港及邻近海面受到威胁，英日之间定会发生冲突，但英国及其他国家居然毫无动静，不置一词，这使龙云感到，中国在国际上已处于孤立地位，加上从北京到广州这一贯通中国南北的铁路干线已经不通，使龙云倍感中国战局的危险，因而向汪精卫问计。
当时，蒋介石正在征询国民党中常委及各省主席的意见。10月21日，龙云致电蒋介石，除重复致汪电所述内容外，特别强调中国所处的国际困境，电称：
现在国际局势，既然如此，不免令人失望。英法对我无益，顾虑尤多，粤汉、平汉两路若再相继阻绝，情形益陷于险恶。苏联助我，亦徒口惠难恃，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对于国际上外交政策，有无另行考虑之必要？钧座高瞻远瞩，胸中早有成竹，职对钧座久矢忠诚，任何时期，任何艰违之下，亦惟知以身许国，冀上报知遇。因感钧座推诚相与，遂言无所择，谨电密呈愚见，仍候钧裁。
龙云认为英、法两国不会帮助中国，苏联对华，仅停留于“口惠”阶段，因此他向蒋介石提出“对于国际上外交政策，有无另行考虑之必要”。当时，美国尚在标榜孤立主义与中立主义，还不在龙云的视野之内，其“另行考虑”的“对外政策”，只能是对日妥协。
对龙云的电报，蒋介石似无应答，但汪精卫却既有函，又有电，并且给龙云寄去了两人之间通讯的密电本。10月23日夜，龙云致电汪精卫云：
函电奉悉。电本已收到。复读来示，过去一切错误，诚如所示，幻想误国，言之痛心。事至今日，千钧一发，唯有亡羊补牢，望钧座立定大计，愿以追随而救危亡。 [35]
汪精卫致龙云的函电，未见，但从龙云复电可知，汪精卫必然在其中以“幻想误国”为词，痛批蒋介石所作抗战决策的“一切错误”，龙电所称“望钧座立定大计”，“愿以追随而救危亡”云云，表明他完全赞同对日妥协求和，已经完全站到汪精卫一边去了。
根据资料，汪精卫对龙云的工作抓得很紧。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守武汉，汪有亲笔航空书信致龙。28日，又有电报致龙，谈中国军队放弃广州情形、工厂及公共建筑的破坏。电云：
夫战而焦土，人为谋之，不战而焦土，何以自解?彼辈纵火之后，早已远引，而人民结怨尤深，恢复之机斩断无余。 [36]
电中所言“不战而焦土”，指广州守军余汉谋在撤退前对广州各公署、工厂及公共建筑的破坏，意在指责国民党军事当局，引起龙云对战争的恐惧和反感。果然，29日，龙云复电汪精卫，首称“慨自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我军事上失于统算。已无可讳言”，然后历数中国军队自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来的多次失败，表示对战局进一步发展的担心。电称：
最可虑者，敌虽短期内不能以侵粤之敌抽调西犯，万一另派一部再由北海登陆直达滇黔，断绝滇缅交通，或直捣桂林，以窥湘南，各省部队今已调赴前方，后方空虚实甚。若敌竟冒险而来，恐至不堪设想。望钧座对此加以考虑，并随时申警军事当局，思患预防，免一误再误，至大局陷于僵蹙。诚如公言，纯由依赖外力估量所望者过高，结果失望，致陷孤立。言念前途，至深悲愤。共匪为害民族国家，职深恶痛绝，当凛箴言，特别注意，仍望不吝教诲，时赐南针，俾有遵循，不胜感祷。
该电表明，龙云对中国军队的作战已全失信心，其所希望汪精卫“随时申警”的军事当局，应是当时正指挥对日作战的蒋介石，所谓“思患预防，免一误再误”者，应是改变军事上的对日作战方针。蒋介石之所以当初决策作战，原因在于估计国际社会不会听任日本长期横行，会在某个时期出面采取行动。“诚如公言”云云，反映出汪精卫对国际社会的援助已经完全绝望，也反映出龙云对蒋介石坚持抗战方针的极度不满。“当凛箴言”云云，则反映出龙云对汪精卫妥协降日方针的崇信和入迷。
10月31日，汪精卫迅速发电龙云，赞扬龙的见解和主张：
尊论洞见症结，深佩远谟。所指敌若另派一部由北海登陆，正弟所深忧。前函由粤而桂，由桂而滇之说，即为此而发。近晤广西参政员诸君，亦恳切以此为言。公能未雨绸缪，岂惟滇受其赐，西南半壁复兴基础，亦获磐石之安矣。 [37] -
本电强调云南、广西面临的危险，以地方利益打动龙云，要他“未雨绸缪”，保证“西南半壁”的平安。如何能做到此点？自然只有支持汪精卫的对日妥协计划了。
1937年，龙云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初识汪精卫，即认为汪是“当代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自此，对汪始终“推崇备至”。 [38] 1938 年，双方多次秘密函电往来，思想上进一步共鸣。同年8、9两月，汪精卫派褚民谊、陈公博、曾仲鸣、陈璧君先后到昆明访问龙云。陈璧君自9月3日至27日以视察锡矿为名，长住昆明二十余天，龙云曾以4万元巨款购买大厦一座赠陈，以为拉拢。 [39] 陈璧君在与日本妥协，投日、降日等问题上，比汪精卫还积极。自然会以自己的思想、观点影响龙云。
龙后来致电蒋介石辨称：与汪“素无关系可言”，“共面晤三次”，证以上述资料，自然是谎言。
五、军统刺汪，龙云派亲信携款慰问，汪企图重回昆明活动
汪精卫等逃到河内后，一面发表宣言和文电，宣扬投日、降日理论，一面则积极联络各地反蒋力量，待机而动。
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第二号领袖，蒋介石担心其出逃、降日的巨大负面影响，因此，初期方针为动员汪精卫赴欧洲休养，防止其与日本勾结，同时也防止其投日在抗战阵营内部造成连锁反应。1939年2月10日，蒋介石备好护照及50万元现金，派汪的老部下、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到河内，劝汪赴法，为汪所拒。这以后，蒋介石和军统确定以暗杀手段消灭汪精卫其人，陆续派人赴越，执行计划。现存1939年3月11日戴笠致蒋介石电云：
即呈校座钧鉴：顷据河内电告，某寓已有内线买通，较易进行，并阻止生勿亲往，以免被对方发觉，生原定本下午搭轮前往，督促行动也。生笠叩。真午港。 [40]
据此电可知，刺汪一事，军统做了周密而细致的准备，原计划由戴笠亲自赴河内指挥执行，因担心被汪方发觉，临时改变。
3月21日，刺汪事件发生，但误中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及其夫人方君璧。其经过，史书多有记载，兹不赘述。3月28日，龙云派亲信李鸿谟携函，并携款5万元赴河内慰问汪精卫。 [41] 龙函今不可见，但汪精卫于3月30日写有致龙云的长篇复函，中云：：“昨晤李主任并奉惠书，垂爱之殷，令人感奋。”李主任，即李鸿谟。可见，龙云此时对汪的叛国行为，并无一丝谴责之意，仍然脉脉深情，并且予以鼓励。
龙函向汪咨询“国际情形”与“中日情形”，因此。汪精卫在复函中首述世界大势，说明对欧战或世界大战之不可期待，英、日矛盾之不可期待，继述日方对蒋介石之不信任，拒绝与蒋“议和”。在回顾1938年12月出逃昆明时与龙云的深谈经过时，函称：
知先生心事光明，故前此晤面，敢坦怀以告；惟知先生环境困难，故急遽离去，不留痕迹，以待先生之从容布置。今已三月有余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
从“坦怀以告”等语看，在12月18日的夜谈中，汪不仅谈了自己的叛国降日计划，而且也讨论了龙在云南的响应动作，所以汪在信中催问：“未知先生布置如何”？
汪函的重点部分是希望龙云发表赞同《艳电》的声明，然后接纳汪本人再来昆明，以“在野”身份，继续发表主和言论，以供政府及国人参考。汪精卫要求龙云，“以军警之力，保护其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论行动之自由”，“俟将来大局有所变化，再作第二步之进展计划”。函中，汪精卫着重说明重来昆明的必要：
弟蛰居河内，非有所畏，然寄人篱下，言论行动，不能取信于国人；若回到内地，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此弟三个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应之否？
三个月前，汪精卫等急匆匆地离开昆明，目的是自河内转往香港，与日本钩连；现在何以要转回昆明呢？其原因在于汪出逃后，原先设想的西南、华南各省将领、官员纷纷响应的局面并未出现，继之以近卫下台，平沼上台，政策一时未定，日汪关系处于低潮，汪有被遗弃之感，不得不转而希望回到昆明，以之为基地，内联国内妥协、动摇将领，外与日本勾连，讨价还价。
汪精卫写此函之际，江西南昌为日军攻陷。汪一面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谈话，歌颂南昌失陷是“日军的大胜利”，一面则在致龙云函中大肆宣扬失败主义和战争恐怖，函称：
今日之事，不在我之丟不丟，而在日本之要不要，日本如要，我只有以丟了事，再加一筆，以燒了事，至矣盡矣，蔑矣加矣。中國今日已為一受致命之傷，不能復動，人能在其何處，再加一刀二刀，無乎不可。 [42]
函末，汪精卫特别加写了一段“又及”，暗示蒋介石正在逼迫龙云走上“無價值之犧牲”的抗战道路，威吓说：“届时，先生之于云南，亦惟有先烧后去、或先去后烧之两个办法。本可为一绝好之救国根据地，乃如此蹧蹋，当亦先生之所大不忍也。”汪精卫要龙云当机立断，先发制人，立即抢在重庆国民政府对云南采取措施之前，向日本妥协求和，函称：“先生固宜有從容布置之餘裕，然先生布置，彼亦布置，其布置或較先生為快，且必較先生為辣，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惟先生裁之。”
同函附汪在香港报纸发表的《举一个例》，于3月31日交李鸿谟带回。
4月13日，蒋介石调云南耆宿、云南通志馆馆长周钟岳（惺甫）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龙云将汪精卫3月30日函交周带到重庆，于4月16日面交蒋介石。 [43] 关于此，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回忆》中写道：
我曾派李鸿谟去越南看汪，汪将遇刺经过以及谷正纲来往的事情告诉李鸿谟，我才知道这些情形。汪精卫写了一封信交给李鸿谟带给我，告诉我他遇刺的经过及他准备接受广田三原则的意图，并且要我响应他的《艳电》主张。我看了信后，就将此信送重庆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后，派唐生智将原信带到昆明，叫我将此信在昆明各报发表，我即照办了。 [44]
“谷正纲”，应为谷正鼎。“广田三原则”，应为“近卫三原则”，这些地方，应为龙云记忆错误，并非有意说谎。
关于汪函送交蒋介石的经过，军统方面一直宣称是“查获”，“被戴先生的工作人员侦查到，拍成照片，呈报中央”。 [45] 上述资料可以确证，此为谬说。
六、龙云被迫公布汪精卫来信，同时暗中联络日本特务机关
龙云派李鸿谟去河内慰问汪精卫，3月31日，李鸿谟回昆。4月1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报告，说明“因不明真相，乃派员前卫慰问及视察确情”，同时也向蒋汇报汪的反应：“言语间，对于中央不无误会，或因此而庚趋极端，亦未可知”。4月8日，蒋复电云：“汪在河内被刺，幸凶手当场拿获。此事当可水落石出，论理不应发生误会。至其更趋极端一节，此非今日之事，乃其预定计划，中绝不敢臆断妄测，而其通敌乞降，则事实昭彰，彼固已自认不讳，但有痛惜而已。” [46] 4月8日、9日，蒋介石两日日记均将研究“滇龙动向”列为工作要点，同时考虑宣布“汪逆罪状之利害”和“引渡汪逆之交涉”两项问题。
实际上，蒋介石此时已确知龙云倾向汪精卫。4月5日日记有“滇龙向汪之言应否宣告”的考虑。同日，中国驻河内总领事馆向外交部报告龙云向汪精卫赠款5万元之事，蒋6日日记即记载，“滇龙送汪款项”。
4月13日，龙云将汪精卫3月30日函交周锺岳带到重庆的同时，直接致蒋介石电云：
抗战迄今，国家重要基地，已在西南，滇省目前对国家之关系，及所负之责任，不但职明了，一般民众已深切了解。总之，在钧座领导之下，任何艰难危险，苟一息尚存，始终不二。盖滇省与我公同一命运，在此敌人力图分化，汪氏被敌利用之时，吾辈军人，不论任何职责，惟有立定脚跟，不为利害所动，确遵既定国策，以待钧座从容应付，此即剥复之机，亦国家之幸民族之福也。 [47]
此电自述云南对于维系抗战全局的重要，表示对蒋和抗战国策的坚定拥护，是龙云此前从未有过的明确的“表忠信”。16日，蒋介石日记云：“滇龙态度已表明对中央之忠诚。”
龙云自称“我虽至愚，决不蠢” [48] 。他是聪明人，熟知蒋介石力图阻断汪精卫和日本进一步勾连的心理，现在，汪既有回滇愿望，便将这一问题交给蒋介石，由蒋处理。同时，他又由此感到，汪既自昆明出逃，现在又转而要求回昆，说明汪此时尚未受到日方重视，正处于走投无路的穷蹙境地，反复权衡，终于决心向蒋靠拢，于是就有了上述“表忠信”。
这一时期，日机连日轰炸昆明附近及云南蒙自等地，损失惨重，但不炸昆明。15日，龙云致电蒋介石称：“揣敌方用意，似含有威胁压迫，使滇有所恐怖而生变化之举。职意汪党与日勾结，有此作用，亦未可知。”龙云此电得到蒋介石批示肯定：“此间观察与兄全同，汪勾敌害国，事实太多，拟嘱孟潇兄不日来滇面详一切也”。他决定派唐生智赴滇，意在命龙云立即公布汪精卫3月30日函，“宣布汪之阴谋” [49]
4月22日，唐生智抵达昆明。当日，唐、龙第一次会谈。唐生智向龙云阐述汪精卫“善辨多变，生性凉薄”，“尤喜玩弄军人”的特点，以自己与汪的交往中吃亏上当的经过打动龙，同时说明张发奎、薛岳等将领都不信任汪，此外，还正面讲了一通“抗战期间，忠奸不两立”的大道理。最后，唐说明来意，要求龙云公布汪精卫3月30日信件。
4月24日，唐生智与龙云、卢汉再谈。唐生智提出邀汪来滇、在云南及中央公布汪函等三项意见。龙云再次表示，拥护蒋的抗战主张，虽至最后一省一县，决不稍懈。他说明之所以将汪函交蒋，其原因是蒋“为元首，为家长”，但他不同意公布汪函，认为“既拒汪之请求，又发表其私函，私德上实多缺陷”。龙云提出，邀汪来滇，与汪以相当自由，而负责干涉其对敌方及国际活动。唐认为，劝汪来滇安居，不作任何活动，恐汪不易接受。他在回复蒋介石的电文中为龙云担保说：“志舟兄拥护钧座抗战到底，实出至诚，而顾虑东方伦理不愿为已甚，心实无他，皆可由词色中窥见也。” [50]
4月27日，蒋介石致电唐生智，肯定龙云所谈，坦白诚挚，皆在情理之中，人情与道理不可偏废，如何处理汪函，尊重龙云本人意见。他不再坚持公布汪函的意见，提议由龙云复汪一函，既批评其来信所言，又正言劝诫，使汪“不再作进一步之卖国行为”，尤须断绝其买空卖空、挑拨离间、煽惑人心、藉敌自重等“妄念”。 [51] 蒋并且代龙云草拟了一封致汪精卫的复函，严词批评汪的种种行为，要求龙斟酌采用，公开发布。
龙云接到蒋所代拟的复汪函草稿后，与唐生智及部属等反复研讨，在蒋稿的基础上增改文字，写就新一稿答汪精卫函，严词指责汪精卫对自己的煽惑：
至赐书，则欲云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国策，此何等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族陷于万劫不复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
此函未对汪精卫回滇一事表态，而是要求汪在“被刺”之后，勿动于激愤，勿惑于左右，及早回头，立下决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庶几国家早能获最后之胜利，而公亦克无损其历史之令誉。愚直之见，敢附诤友之列，以尽最后之一言。知我罪我，唯公裁之。”5月4日，龙云将复汪函通电各战区长官，同时交各报发表。5月6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声称唐生智南来传达的“钧命”，“自当遵照”。电文回忆此前蒋介石对云南的训示，有“与滇相依为命”之语，因而再次表态说：“現在全滇人民對國家及鈞座，皆始終如一，無敢或渝，不能负国家，尤不能负公也”。 [52]
龙云发表复汪精卫函后，担心日机报复，轰炸昆明，要求蒋介石拨驱逐机一队，归其指挥，同时要求归还已在蒋介石手中的汪函。蒋介石为了安慰龙云，任命其担任航委会委员。
汪精卫致龙云函虽未如蒋介石之意发表，但龙云复汪函的发表毕竟意味龙、汪之间的长期暧昧关系的结束，宣布和汪精卫的公开决裂。然而，十分出人意料的是，龙云却在此后连续派李鸿谟（希尧）及省政府办公室主任黄秉忠（青波）二人再到河内，向日本在当地的特务机关请求谅解，通报情况，要求支持。据中国方面截获的日本河内机关致东京有田八郎外相的电报称：
龙云于本月2日通电全国，发表其致汪精卫函，以消除各方对彼之疑惑。此次龙所派密使之意，不外因发表致汪函之故，要求我方谅解。彼一方面对蒋频示殷勤，一方面又与我方保持联络，其意义盖为保全自己之地位，而备将于万一也。 [53]
这通电报显示，龙云虽然感到汪精卫已经势穷力蹙，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仍然是一只威胁云南、可以吃人的“老虎”，不能不派人联络。龙云派出的代表还向日方表示：
龙云单独举事，在事实上相当困难，且颇不利，故思与四川、贵州、西康各省取得联络，以云南为中心而使西南各地全体举动，关于与西南各省之联络，现已有进展。
龙云的代表并称：“西南各省代表于数日内即在此晤面，将举行西南联络会议。” [54] 可见，龙云5月初公开发表答汪精卫函，只是应付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的一面之计，而其联络西南地方实力派反对抗战国策的活动仍在加紧进行。据日方情报，这次“西南联络会议”不久召开，到会代表8人，结果无所得。 [55]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发表《还都宣言》。5月，滇军第一集团军正在江西前线与日军血战，龙云乘该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回昆述职之机，要他将军队撤退至湘西，以便响应汪精卫的号召，通电主和。龙云对高发表了一通对日妥协、投降的理由：“两国战争，不能战，也要能守；守既不能，非和不可。”“亡国怕什么，中国不是没有亡过。”他从欧洲德法战争的历史讲到中国史：
南宋偏安之局，不是秦桧主持，早被岳飞拼完了，那还会有南渡后又延长百多年的国脉。真正爱国要算秦桧，岳飞不过武人好功，风头主义，只图一人享英雄之虚名，不管天下生灵涂炭。 [56]
此前，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获胜，龙云评论说：“你不看历史，也应看看形势。第一次长沙之战，勉强守住了，但是必争之地，日本若加兵进攻，必然不保，蒋介石的兵必丢起就走，将你隔在江西，那时你退不退呢？”由于高荫槐坚决反对龙云的意见，龙云大发脾气，拳击桌案，曾将茶水震泼满台。
龙云等长期经营的西南反蒋活动终于有了进展。1941年11月，张群亲自告诉蒋介石，刘文辉、阎锡山、龙云等联络，将在“国策变更”后推张群为领袖。所谓“国策变更”，自然是改变抗日方针；推张为领袖，自然是发动某种形式的“政变”。蒋得知有关消息后，在日记中写下“痛心盍极”四字。 [57]
据高荫槐回忆，日方曾拟任命龙云为南方九省长官，龙云的对日妥协求和活动长期持续进行。龙曾派木向东、赵康节等人到香港、上海、南京等地，联系日本间谍和陈公博等人。汪精卫也曾派其表弟梁皋宇到昆明，被龙云委为佛海县县长，设有秘密电台，以便与汪精卫通讯。 [58] 虽然这些材料的可靠程度，尚待进一步核查，但本文所已提供的资料，足以说明，龙云是抗战期间隐藏在抗战内部的一颗待爆弹。
地方实力派的命根子，一是地盘，一是军队，牢牢保有了这二者，才有可能独占一方，称雄称霸。至于是非、正义、民族、国家等观念，都是次要的，都是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弃如敝屣的。这一点，从龙云对汪精卫，以及其对日态度，都可资证明。
像龙云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并非一人，四川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等大体类似。 [59] 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不仅需要外抗强敌，而且需要对付内部的反侧力量，妥善处理动摇分子，以及随时可能反戈投敌的分子，其处境是极为艰难、极为危险的。
七、蒋介石对龙云的警惕、争取和防范
云南是西南大省，在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之后，云南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后方，是四川以外的第二根据地。龙云以军力起家，号称“云南王”，统治云南多年，根深势厚，他的政治向背攸关抗战全局与前途。为了维护和坚持抗战，蒋介石虽明知龙云其人不能信赖，仍不得不争取其留在抗战营垒之中，同时，鉴于龙云和汪精卫的密切关系，蒋介石又不得不对其警惕、控制和防范。上引蒋介石日记所称抗战的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并非虚语。 [60] 为了准确掌握情况，笼络龙云，蒋介石曾先后派李烈钧、白崇禧、唐生智等大佬赴滇视察，尽管他们向蒋介石所报大多是关于龙云的正面消息，但蒋介石仍然在很长时期内心存疑虑，不断在日记中提醒自己研究“滇龙动向”和“对滇龙之态度”。
一方面，蒋介石力图对龙云“示之以诚”，“示以德意”，甚至“以逆来顺受之道处之”，谋求感动龙云、安抚龙云，使龙云不怀异志。 [61] 其日记云：“彼如有人心，当能知感也。” [62] 1944年11月，龙云60大寿，蒋介石赠以寿词，肯定龙云“翊辅党国，历久而弥见贞恒”，“镇抚滇南，南顾无忧”。 [63]
蒋介石所做：第一是装糊涂，不去深究龙云和汪精卫、日本以及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暧昧关系。
第二是尽量尊重龙云的权力。1941年8月4日，蒋介石指示参谋总长何应钦，凡属昆明行营序列部队，皆由龙云“全权指挥与负责部署”。 [64] 1942年5月7日，蒋介石致电军令部次长林蔚，要他每日与龙云通电话与电报，同时嘱咐指挥滇西抗战的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宋希濂应向龙云报告及请示。 [65] 在要求龙云为抗战效力时，电文写得分外谦恭、热情。例如，1945年蒋介石为准备战略反攻，拟补充兵员27万人所致龙云电：
兹特就商于兄，可否请兄近在滇省勉征8万至10万壮丁，作为云南最后一次之征兵？今后中央在抗战期间准不再在滇省征兵，未知吾兄能否襄成此一大举否?以为最后胜利之保障。如果承允诺，则于时间，于人员，皆得莫大便利。果尔，则吾兄不仅功在党国，永志不忘，而于私心感怀更难名状。 [66]
此电毫无上级对下级的命令气派，完全是一副商量、请求口吻。
第三是尽量满足龙云的权力要求。自1939年12月起，龙云为对付准备入滇的中央军，要求扩展权力，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蒋照准。1943年4月，军事委员会成立驻滇干部训练团，训练远征军干部，蒋自兼团长，任命龙云为代团长，陈诚同为副团长。1945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何应钦为总司令，蒋为了平衡，补任龙为副总司令。
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第五届第11次中央全会，新疆盛世才、云南龙云都应召到会，蒋介石极为高兴，视为“内政已完全统一”和“封建势力之消失”，他亲自和盛、龙二人谈话，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新疆省主席盛晋庸，云南省主席龙志舟皆应召来渝，参加本党全体会议，此为国府成立以来未有之盛事，其一本已加入俄共实际已为俄共之附庸，新疆全土已入俄共之囊中。其一为汪伪所欺弄，三年以前几乎已陷于寇伪阴谋之中，而今皆能坦然应召，遵命到会……此为民国以来未有之盛事，可知国家与中央之威声比之十二年前不啻提高倍蓗矣。 [67]
盛世才、龙云到会，显示国民党前所未有的团结。然而，蒋介石不了解，这只是一时的幻象。
另一方面，蒋介石对龙云的某些动摇表现和“抗命”行为也常有不满。其1940年3月15日日记甚至批评龙云“不明事理”，“彼必以抗战失败为快，而胜利为忧”。 [68] 蒋介石始终不能释怀的是龙云和汪精卫的关系。1942年3月，蒋介石在昆明，谈到汪精卫，龙云仍称“汪先生”，引起蒋介石极度不快，在日记中写下“可叹”二字。 [69] 直到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蒋介石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地，在日记中写道：“滇龙与一般游离分子通敌无由”，“汪死而滇龙心定”，“昆明之忧可以减少”。 [70]
龙云和蒋介石之间，长期存在着政治、军事以至经济上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为了防御日军入侵，控制云南，控制龙云，蒋介石陆续派遣中央军进入云南，龙云或反对，或藉词推托，或限制驻地，或要求将已调入之军调离。这些，蒋介石本已不满。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华岗到云南，对龙云进行统战工作。1944年，龙云秘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自此，龙云逐渐投入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这就更使蒋认为龙云“骄横跋扈”，“目无中央”。1945年3月24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猡猡之终为猡猡，夜郎自大，乃意中事，无足为奇。”当年 1月28日，滇西、缅北战役胜利结束，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和美军在云南边境的畹町举行会师典礼，龙云即匆匆忙忙要求中央军队自昆明和滇西撤出，引起蒋介石愤慨。其3月28日日记云：“龙云必欲以中央军队撤出昆明与滇西方足其所望，此为抗战与建国计，何可能也？”这些地方表明，龙、蒋矛盾一直在激化、发展中。蒋介石逐渐在酝酿、准备，适当时机解决龙云问题这个心头大患。
注释：
[1] 谢本书《龙云与云南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第16页。
[2] 见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二辑，香港三联版及大陆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
[3] 谢本书《说龙云破坏抗战，没有道理》，《都市时报》，2015年4月9日。
[4] 《困勉记》，1937年12月15日，
[5] 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日。
[6]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日文版，第311页。
[7]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9日。
[8] 汪精卫自述，见《汪精卫主张以近卫声明为基础与日谈判上蒋总裁函》，《傀儡组织》（三），第51-52页；《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上卷，第5页。
[9] 汪精卫《曾仲鸣先生行状》。
[10] 《陶希圣致胡适》，1938年12月3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7-398页。
[11] 参见拙作《蒋介石建议国共两党合并》，《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二辑，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12] 政协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61年7月版，第59页。
[13] 谢本书《龙云传》，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
[14] 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黄美真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44页。
[15] 汪精卫：《十年来和平运动的经过》，转引自蒋永敬《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93-394版。
[16]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1938年12月18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第212页。
[17] 陈璧君《与日本谋和平我是仅存的罪魁祸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46页。
[18] 《龙云致卢汉密电》，云南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昆明1995年内部印刷本，第213-214页。
[19] 《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电》，《傀儡组织》（三），第46页。
[20] 《龙云以汪兆铭将赴港呈蒋委员长电》，《傀儡组织》（三），第47页。
[21] 《龙云转呈汪自河内致蒋委员长》，《傀儡组织》（三），第48页。
[22] 《汪兆铭主张以近卫声明为基础上蒋总裁函》，《傀儡组织》（三），第51-52页。
[23] 《汪精卫手书主和之艳电》，《傀儡组织》（三），第52-54页。
[24] 《龙云以汪主和对内毫无影响电》，《傀儡组织》（三），第49页。
[25] 《陈嘉庚以汪赞同日寇亡国条件请宣布其罪，通缉法办电》，《傀儡组织》（三），第55页。
[26] 《龙云自陈昌祖悉汪居河内情形致蒋介石电》，《傀儡组织》（三），第50页。
[27] 《龙云答汪兆铭》，台北“国史馆”档案，002-080103-00009-010。
[28] 《困勉记》卷52，1939年1月19日，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649页。
[29] 《戴笠电蒋中正》1939年3月11日，香港，台北“国史馆”藏档，002-080103-00009-019。关于林知渊受戴笠之命前往河内探访汪精卫的情况，参见林本人所著《政坛浮生录》，《福建文史资料》弟22辑，1989年版，第102-103页。
[30] 《龙云恳组建制部队亲率开赴前线电》，1937年8月2日，《滇军抗战密电集》，云南省档案馆1955年版，第1-2页。
[31] 龚自知《随节入京记》，转引自谢本书《龙云传》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32] 《云南日报》，1938年7月29日。
[33] 以上龙云支持抗战部分，参考谢本书《龙云传》，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131页。
[34] 《东京广田致河内日领》，台北“国史馆”藏，002-080200-00507-023，参见《龙云、刘文辉等和平运动》，堀内参事官呈广田电第718号，蔡德金《汪精卫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页。
[35] 《龙云致汪精卫》，台北“国史馆”藏档，118-010100-0048-006。
[36] 《汪精卫致龙云》1938年10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档，118-010100-0049-032。
[37] 《汪致龙云》，1938年10月3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118-010100-0049-031。
[38] 高蕴华（高荫槐）《回忆录三则》，《云南文史资料》第3辑。高所述龙云初见汪精卫时间为1936年，疑为误记。类似的话，龙云于1945年11月也对其秘书刘宗岳说过，见刘宗岳《我所知道的龙云》，《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178页。
[39] 《贺耀祖、戴笠呈蒋中正云南军事政治财政概况情报日报表》，台北“国史馆”藏，002-080200-00510-095。
[40] 《戴笠致蒋介石》，1939年3月12日，香港，台北“国史馆”藏档，002-080103-00009-019。
[41] 《河内总领馆电外交部》，1939年4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档，001-103100-0003。
[42]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呈蒋中正：陈壁君致汪兆铭及汪致龙云函照片》，1939。台北“国史馆”藏档，002- 080103-00009-022。
[43] 周锺岳《惺庵回顾录四编》，《云南文史资料》第8辑，昆明，1965年5月版，第150-151页。
[44]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59页。
[45] 《河内血案》，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
[46] 《蒋中正致龙云》，1939年4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档，002-020300-00003-017。
[47] 《龙云呈蒋委员长》，1939年4月13日，《傀儡组织》（三），第116页。
[48] 《唐生智陈与龙云卢汉洽谈情形并请示答复汪函方式之敬电》，《傀儡组织》（三），第118页。
[49] 《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19日。
[50] 《唐生智陈与龙云、卢汉洽谈情形电》，《傀儡组织》（三），第118页。
[51] 《蒋委员长致唐生智》，《傀儡组织》（三），第119-120页。
[52] 《龙云致蒋中正》，台北“国史馆”藏档，002-080101-00041-001。
[53] 《铃木致东京有田》，渝2011号，（1939年）5月21 日发。河内。台北“国史馆”藏档，002-080101-00041-001。
[54] “ ”藏档，002-080101-00041-001。
[55] 《7月18日河内发东京外相电》，台北“国史馆”藏，002-080200-00522-011。
[56] 高蕴华（荫槐）《回忆录三则》，《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57] 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15日。
[58] 高蕴华（荫槐）《回忆录三则》，《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38-40页。据罗卓英密报，高荫槐等第一集团军在湘赣境将领长期“不直滇省当局之所为”，高“对滇省与国防前途，尤抱关切”。见《罗卓英密陈高荫槐奠定滇局之意见由》，台北“国史馆”藏，002-080101-00041-002（1940,5,30-1941,8,26）。
[59] 关于阎锡山的情况，请参阅黄天华《抗战时期阎锡山与日本的关系及国共两方的因应》，《民国研究》总第2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164页；杨天石《珍珠港事变前夜的中美交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60] 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20日。
[61] 蒋介石日记，1942年12月7日、1943年10月27日、1944年3月4日。
[62] 蒋介石日记，1941年8月31日。
[63] 《蒋中正致龙云60寿词》，台北“国史馆”藏，002-080200-00300-035。
[64] 《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2年版，第198-199页。
[65] 《蒋介石电林蔚》， 1942年5月7日，台北“国史馆”馆藏档，002-010300-00048-014。
[66] 《蒋中正电龙云》，1945年1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档，002-010300-00056-005。
[67] 蒋介石日记，1943年9月4日、13日。
[68] 蒋介石日记，1940年3月15日，其1942年3月7日日记也有相同记载：“滇龙之狡狭鄙陋，夜郎自大，时时希望敌强我败，其用心诚不堪复问矣。”
[69] 蒋介石日记，1941年3月4日。
[70] 蒋介石日记，1944年11月11日；《本月反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