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19年4月11日深夜，法国巴黎，凡尔赛宫。正在这里召开的巴黎和会，在当天晚上举行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事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冗长的议程还有最后一项：对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修正案进行表决。日本代表团要求在国联盟约中，禁止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表决结果完全是一边倒的，参加会议的17名委员中，包括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内，投赞成票的高达11人。
巴黎和会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5年10月26日第49版，作者：雪珥，原题为：《日澳缠斗引爆五四》
即将到来的2015年10月31日，是澳大利亚《反种族歧视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实施40周年纪念。40年前，这一法律正式终止了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使澳大利亚走上了种族平等、多元文化的大道。华人是“白澳政策”的最主要受害者之一。众所周知，“白澳政策”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淘金时代对华工的歧视。而鲜为人知的是，曾经同样作为“白澳政策”等种族歧视政策受害者的日本，却在“一战”结束时的巴黎和会上，策略性地刻意高调宣示种族平等，攻击“白澳政策”，利用澳大利亚对“白澳政策”的偏执式坚持及美英对澳大利亚的迁就，最终以放弃反种族主义为筹码，换取了列强对其攫取在华特殊利益的认可，最终引爆了中国的五四运动。这段五四前夕的国际博弈背后，不仅有外交战场上的精细操盘，更能体现国际政治的冷酷无情。谨以此文，不仅纪念澳大利亚种族歧视的终结，更期待警醒同胞：自强才能自立！
三角恋、三角链
白色袋鼠
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在澳大利亚、日本、中国三者间终于了结，鼓声停下后，苦果被精确地传到了食物链最下方的中国手中。
故事要从那只“袋鼠”开始。
以英国后裔为主体的澳大利亚，是建立在“黄色亚洲”门口的“白色国家”，澳大利亚人以袋鼠般的敏锐与警觉，提防着亚洲，先是中国，后是日本。
1851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地区发现了金矿，在此后的20年间，约有4万多中国人进入澳洲，他们把这里称为“新金山”，而将同样出产黄金的美国三藩市从“金山”改称“旧金山”。
无论“旧金山”还是“新金山”，中国劳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一度成为主力军。这些脑后留着“猪尾巴”的东方人，不仅勤奋、聪明，而且远比爱尔兰工人廉价。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人十分本分，从来不参加什么工会之类的组织，去和老板们作对，也不酗酒作乱，深受老板们的青睐。
但是，全世界最不可能“联合起来”的，就是那些拼命想摆脱“无产”的“无产者们”。在企业主眼中无可挑剔的中国人，令以爱尔兰人为主体的美澳“工人阶级”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为了保护自己的饭碗和利益，美澳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成为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和主力军。爱尔兰工人在工会的暗中组织下，对华工实行暴力攻击，如1860~1861年发生在澳洲的Lambing Flat暴乱，华工遭到血腥殴打，而在当地议会拒绝批准排华协议后，暴动者开始武装攻击政府机构，政府不得不调集军警开枪镇压。那些雇佣了华工的企业主，则被激进的工人组织妖魔化为“民族败类”，甚至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保护委员会”之类更为激进的恐怖组织的暴力威胁。
种族关系，迅速由争夺就业机会的市场问题，上升为影响澳洲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问题。十分现实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1851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殖民地（首府墨尔本）总督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淘金地区种族冲突的解决之道，该委员会决定从1855年开始向华人收取“人头税”，以抬高华人入境的门槛。这一办法迅速被各殖民地效仿。
尽管遭到了农场主与企业主们的抵制，强大的劳工组织还是占了上风。到1888年，澳洲几乎所有殖民地都立法限制亚洲人入境。甲午战争后，“黄祸论”在西方成为潮流，西方普遍担心日本率领着亚洲崛起。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总理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加强对所有非白种人的移民限制，矛头主要针对日本，但这却与新南威尔士（首府悉尼）、南澳及塔斯马尼亚三个殖民地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有冲突，限制法案无法获得批准。
大英帝国对澳洲如此不讲大局、不讲政治的行为十分反感。英国驻香港总督就不客气地告诫他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同行，如果继续排亚，将会导致英国在亚洲利益严重受损。英国著名杂志《十九世纪》则认为，澳洲的排亚政策是“最短视和最错误的政策”，驱逐亚洲人的行为简直就是“民族罪恶，因为这会使前进的钟表倒退，使大量必要和艰辛的开发工作无法进行”。
在反对声中，夹缝中的澳洲立法者们“遇见红灯绕着走”，于1897年制定了一部《纳塔尔法》，不再公然设立种族门槛，而改用更为隐蔽的、“合理”的语言测试门槛：所有新移民必须通过一项50个词的听写测验，测验可用任何一门欧洲语言，不达标者不得移民。这实际上对亚洲人变相地关上了大门。
在组建澳大利亚联邦的过程中，“白澳主义”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西澳殖民地总理、未来的联邦内阁成员福锐斯特表达了主流的意见：“澳洲境内反对有色人种运动已经十分激烈，我们不能忽视和回避。”白澳政策的奠基人迪肯，则坚信中国人和日本人将对澳大利亚联邦构成最大的威胁，必须立法将他们清除出去，保持种族的“纯洁”：“澳洲的统一必须根基在一个统一的种族上，否则将毫无意义。一个统一的种族不仅意味着它的成员可以相互混杂、通婚、交流而不招致退化，还意味着相信同一个观念……”但与其他种族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指出令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此危险的，“并非他们的缺点，而正是他们的优点：他们那些无穷无尽的能量，接受新挑战的能力，以及比竞争对手们更能忍受艰苦的生活环境。”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澳大利亚联邦于1901年成立后，第一项海外军事行动就是北上中国，参加八国联军入侵，而第一项立法就是《限制移民法》，以“保证澳洲不受低等人种的污染和劣化”（英联邦议会记录）。新联邦的第一任总理公开宣称：“人类平等的原则只适用于英国人之间，并不适用于英国人跟中国人（亚洲人）之间。”
白澳政策的奠基人迪肯，则坚信中国人和日本人将对澳大利亚联邦构成最大的威胁，必须立法将他们清除出去，保持种族的“纯洁”。
1919年4月11日深夜，法国巴黎，凡尔赛宫。
正在这里召开的巴黎和会，在当天晚上举行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事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冗长的议程还有最后一项：对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修正案进行表决。日本代表团要求在国联盟约中，禁止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表决结果完全是一边倒的，参加会议的17名委员中，包括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内，投赞成票的高达11人。而在和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美、英两国，却投下反对票，主持会议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表示，因为来自大英帝国的反对意见过于激烈，因此除非获得全票赞同，否则这一修正案不应加入国联盟约。
其实，“日不落帝国”对种族平等议案并不反对，相反，种族平等的理念宣示，对它巩固和整合世界各地的帝国资源，是有裨益的。但是，它的嫡亲小兄弟澳大利亚却对此议案表现出了几乎歇斯底里的反对：参与和会的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宣称，如果该议案被通过，澳大利亚将立即退出巴黎和会。
小小的澳大利亚，在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大英帝国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仅战死于欧洲战场的将士就有6万名。休斯曾经质问威尔逊：我代表着6万英灵，你又代表多少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在土耳其海滩遭遇登陆惨败的4月15日，也从此成为两国的国定假日，至今依然。
显然，日本在种族平等议案上，遭遇的就是种族不平等的待遇。但是，令与会者吃惊的是，此前高调宣扬要为这一议案奋斗到底的日本人，却隐忍了。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用动听的语言，重申了日本对种族平等问题的立场，但随后表示，自己将顾全大局，不强行要求通过这一提案。
其实，日本人盯住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而这就意味着要压制同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日本人的算盘十分精妙：作为“一战”胜利后的五大国之一，如果日本在种族平等问题上继续发难，国联盟约必定无法通过，国联即使勉强成立，也是跛脚鸭。而国联恰恰是美、英等国的最高目标。如果日本在种族平等问题上让步，美、英等就必须投桃报李。而牺牲中国的利益，尽管在政治理念的层面上，要有一番痛苦的挣扎——尤其是对于美国而言，美方的外交文件详尽地记录了其代表团面对澳、日、中三角关系的艰难权衡——但毕竟他们早已习惯了让中国来充当冤大头。
巴黎和会上，处理最重大议题的机构，原是所谓的“十人会”，即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各派两人组成。但不久，其中唯一的东方国家日本便被排挤出去，理由倒是很冠冕堂皇：日本代表团并未由国家元首率队，因此，与会的美、英、法、意四国元首组成了“四人会”，负责和会最高决策。当时，日本国内正在闹政潮，首相地位岌岌可危，不敢离开，而日本天皇已经被捧成了神灵，更不可能直接搅合到这种讨价还价的俗事。日本人吃了个哑巴亏，只好隐忍。到了4月23日，意大利因自己的要求没有被其他大国接受，愤然退会，最高机构又成了美、英、法元首的“三人会”，更容易形成一致意见。“三人会”最后决定，接受日本对山东特权的要求，将此写入对德和约。
至此，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在澳大利亚、日本、中国三者间终于了结，鼓声停下后，苦果被精确地传到了食物链最下方的中国手中。
消息传来，中国代表团一人当场晕倒，代表团紧急会议后，决定坚决拒签和约。中国国内则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史称“五四运动”，在给了代表团以强大的民意支持的同时，也将忍辱负重的代表团戴上了“卖国贼”的桂冠。
同样地，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回日本后，日本民众也一片哗然，他们认为种族平等条款没有被加入国联盟约，这是日本的惨败，更是文明世界的耻辱，舆论充满了反西方的火药味。而对于日本攫取到山东特权，他们并没有欣喜若狂，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皇军将士”浴血奋战应得的战利品，何况，山东实际上已经在日本的占领之下。
澳大利亚一片欢腾，休斯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后，向国会发表演说，宣称澳大利亚在巴黎和会上取得了保卫“白种澳洲”的伟大胜利，“这将保证澳大利亚与其立国时同样坚若磐石” 。
只有一个人在深深地忧虑，他就是澳大利亚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匹尔斯。他坚信，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是任何一个有着高尚精神的人都无法接受的，澳大利亚在巴黎和会上的“胜利”，将逼迫日本乃至亚洲成为自己可怕的敌人。
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被两个梦魇困扰着，一是担心自己微弱的人口（到1901年联邦成立时仅有340万人）被庞大的亚洲人口淹没或“污染”；二是担心大英帝国的宿敌俄国突然挥军南下，夺取澳洲。但日俄战争后，这两个梦魇便合二为一，梦中的主角都成了迅速崛起的日本。对“鬼子进村”的担忧，成为澳洲制定基本国策的出发点和动机。
“鬼子进村”，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巨大红利支持下，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庞大的中国市场甚至英国国旗覆盖下的印度市场，都被日本人占领，到1914年，世界棉纱出口量的1/4来自日本。更令澳洲乃至整个西方担心的是，日本人正在成为亚洲各国的偶像，黄色人种的自豪感，正被日本的成功激发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和同盟国两边都对日本猛抛媚眼，指望这只东亚猛虎在对方的背上插上一刀。经过多方权衡后，日本将绣球抛给了由自己的“老大哥”英国率领的协约国，但日本人清醒地认识到，参战的目的就是“抓住千年一遇的机会以获得在亚洲的权益”。
日本人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前往欧洲战场，而是将它强大的军事机器砸向了太平洋上那些没有设防的德属群岛，以及兵力微薄的德国在青岛的租界。与此相对应，倒是当时羸弱的中华民国，似乎又充当了一次“冤大头”，派出了几十万劳工，长途跋涉到欧洲，在枪林弹雨的前线为协约国充当“支前”苦力，牺牲巨大。
战争又一次令日本人获得巨额利润。在战争需求的拉动下，日本重工业景气斐然，造船业规模成倍增长，而对外贸易方面，对英美的出口翻了一番，对中国的翻了两番，对俄国的增长了六倍！日本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廉价的日本货到处倾销，尽管质量并不可靠，并且因盗取知识产权（设计、商标等）而与西方不断摩擦，但盈余惊人。
加拿大总理博登惊呼： “世界上只剩三个强国：美国、英国和日本”。而澳大利亚人也看到了来自这个矮小邻居的巨大威胁，战争刚结束的1918年，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就发出了严重的警报：勤勉的日本人正在向世界各地扩散，“我们必须像他们那样努力工作，否则，就得像我的祖先那样从富饶的平原退居到崎岖贫瘠的山区”。
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协约国，在巴黎召开“股东大会”，商讨“分红派息”，已经跻身大国行列的日本，派出了64人组成的代表团，由元老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率领，其中的随员，后来闻名世界的就有近卫文（ “二战”时的最后一任日本首相，被盟军作为战犯绞死）及吉田茂（牧野伸女婿，“二战”后的第一任日本首相）等人。
日本代表团给自己设定的“金牌”计划有两项：A.夺取德国在中国及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的权益；B.在国联组织中推动种族平等议案。A计划将直接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B计划则与奉行种族主义国策的澳大利亚冲突。
第一次以战胜国的姿态亮相于世界的中国，也派出了包括5位外国专家在内的65人的代表团，以外交部长陆征祥为首，成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政府代表王正廷。国民党的汪精卫，则随团“考察”。
澳大利亚派出了一个人数很少的代表团，但规格很高，包括了现任总理休斯，前任总理、现任海军部长库克。
一场外交大戏，将在歌剧之都巴黎上演。
“鬼子进村”
令澳洲乃至整个西方担心的是，日本人正在成为亚洲各国的偶像，黄色人种的自豪感，正被日本的成功激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