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远新从辽宁赴京，与江青一伙进行密谋。他们一起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毛远新受命从“辽宁拿出点材料来”。于是所谓“交白卷”反潮流事件诞生了。毛远新回到辽宁后，大肆叫嚷“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并一心想在辽宁找一块打人的“石头”。于是，张铁生这块“石头”因缘际遇，被发现了。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顾保孜，原题：江青费尽心机扶植毛远新：想在毛泽东身边安插耳目？节选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后，曾下连队半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央作出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亦可回校参加运动。”于是毛远新回到哈军工，并率先组织起红色造反团，将矛头对准校党委。毛远新同那一代青年人一样，疯狂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毛远新的特殊背景，哈军工师生争先恐后地参加红色造反团，势力迅速扩张，连校外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前来挂钩联系，在哈尔滨形成了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为核心的造反派联合组织——黑龙江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
这时，东北局所在地辽宁省沈阳市的形势比较混乱。造反派一浪接一浪地掀起炮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恶浪。毛远新到北京时向毛泽东汇报了东北的局势，毛泽东嘱咐他多留意一下辽宁的形势。事后，红卫兵组织将这次谈话整理印刷成传单，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广为流传。从此，毛远新开始为世人所知，并逐渐因为有毛泽东的神圣光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而逐步成为东北三省、辽宁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的新星。
随着运动的深入，毛远新渐渐成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代理人，并深受江青等人赏识。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毛远新把宝押在了江青一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他逐渐掌握了辽宁省的实权，成为“四人帮”的一个得力助手，在辽宁、东北等地大力推行“四人帮”的一套理论。1968年，他成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政委。
1973年，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被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出于反对周恩来的目的，江青一伙看到《意见》便心里有气。这时，毛远新从辽宁赴京，与江青一伙进行密谋。他们一起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毛远新受命从“辽宁拿出点材料来”。于是所谓“交白卷”反潮流事件诞生了。
毛远新回到辽宁后，大肆叫嚷“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并一心想在辽宁找一块打人的“石头”。于是，张铁生这块“石头”因缘际遇，被发现了。张铁生是辽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在高校恢复招生后，他一心想出人头地上大学，但因考题大多不会做，为发泄不满和乞求机会，他在答卷背面写信，并跑路子拉关系，“运动”上学。当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时，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命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他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打人的“石头”了。
为了乔装、粉饰这块“石头”，毛远新亲自动手，把信中诽谤别人、抬高自己的话，及张铁生信中最后一段话“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通通删掉，把修改过的信加上“编者按”在《辽宁日报》发表。同时，派人进行调查，作出了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在《辽宁日报》的“编者按”中说什么，张铁生虽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后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为之涂上了一层“反潮流”的色彩。
1973年7月19日，在毛远新的一手策划下，《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连同“编者按”以大字号标题和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张春桥大加喝彩，说什么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于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毛远新则大叫“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则被奉为“反潮流”的“英雄”。想靠上大学找出路，想出人头地的张铁生经江青、毛远新一伙的吹吹捧捧之后，果然成了江青一伙手中“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而毛远新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则受到江青等的称赞。
1974年，毛远新担任沈阳空军部队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对批林批孔运动异常积极。为配合江青等人活动，他利用在辽宁把持的大权，将运动扩展到权力所及的一切地方。他利用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把批林批孔的矛头始终对着老干部。鞍山钢铁公司是全国，当然更是辽宁的重要大企业，毛远新一伙借用氧气炼钢的比喻，大搞所谓“吹氧会”，亦即“煽风点火会”，把与他们进行道路有异的干部都打成“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走资派的社会基础”。
张铁生是毛远新一手树立的“反潮流”样板，张铁生所在的朝阳农学院一下子便红了起来。毛远新着手推出“朝农经验”。“朝农经验”系指朝阳农学院坚持开门办学，与传统的教学方法顶着干的“经验”。毛远新的真实用意，是想在全国搞出一个教育样板来，这样，既可以在教育界掀起一股“反潮流”之风，又能借此树立他的个人权威。1974年底，毛远新以朝阳农学院为基础，办起八所“朝农式的农业大学”。国务院科教组立即在该院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毛远新还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总结出10条经验，并利用朝阳农学院攻击北京农大的搬迁问题。
华北农业大学原为北京农业大学，“文化大革命”中遵照毛泽东“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由北京搬到了陕西省甘泉县清泉村。这种搬迁有许多实际困难。后来，国务院考虑到北京附近需要有一所农学院，便作了将华北农大迁至离北京200多里的涿县的决定，周恩来亲批同意。为了配合“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对周恩来进行攻击，毛远新大打出手，在现场会上大叫大嚷：“我听说一个大学到延安，没地方住，没办法生活，从延安搬了回来。”并恶狠狠地说：“那个学校从延安搬回来，这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不管是谁批的，这笔账都要清算，在这个会上就是要拿朝农(朝阳农学院)这块石头抛出去打他们！”显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为配合、迎合江青的小靳庄典型经验，毛远新在辽宁创造了“哈尔套经验”，这是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的又一个“新鲜招”。
1974年12月，毛远新第一次去沈阳西北方向的彰武县哈尔套公社。面对当年形势尚好的收成年景，毛远新视察后认为，哈尔套公社“资本主义东西相当多，农业相当落后”，并说这里“和解放初期差不多”、“看不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看不到‘文化大革命’好在哪儿，路线偏右”……毛远新并以此为借口向公社干部“开刀”，说什么“青年人，一是敢斗，二是有干劲，有这两条，接班人的条件够了”，“老干部挡道，要年轻的冲”……1974年12月28日，毛远新的一个亲信在听说柳树大队有一个社员积极向国家交售黄烟后，跑到柳树大队，强令柳树大队在30日那天组织社员向供销社交售黄烟，并把此事向毛远新作了汇报。12月30日那天，柳树大队出动了300余人，敲锣打鼓，排着队，挑着烟，作了第一次“赶大集”预演。31日，在“为了让首长(毛远新)过一个有意义的元旦”的幌子下，又强令公社党委在元旦这天，组织邻近的五个大队“赶大集”。因为只有一夜准备时间，五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整整折腾了一宿，于1975年元旦上午8点敲着锣，扭着秧歌，进行第二次“赶大集”预演。在毛远新的亲自干预下，决定1月5日还要赶一个全公社的大集，这次大集人要多，东西要多，并提出“以人包队，到炕头上动员，赶集时，党员干部要带头，群众不空手……”
1975年1月5日，按照事先的布置，宣传车开路，公社党委书记扛着半扇猪肉走在前头，书记的老伴领着戴红花、背行李的女儿跟在后面，公社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常委扛着一口猪……按照事先预定的路线“赶大集”。辽宁省、市、县三级干部也在这天赶到哈尔套，参加学习“哈尔套经验”现场会。毛远新为大集戴上了“社会主义”的桂冠，吹嘘“大集”是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从此，在毛远新的一手策划下，辽宁省的“赶大集”，红极一时，大连市也组织郊区农民“赶大集”，每家每户都必须带东西参加，有的农民没有东西，便把家里用的烧饭锅扛去赶集，戴着大红花的猪“坐”在大车上跟着赶集的队伍在大连市环游。
批林批孔运动中兴起的“社会主义大集”在辽宁省一直时兴了两年有余，给农村经济和党在农村的信誉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但却为毛远新赢得了政治资本。毛远新越来越为江青、张春桥一伙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