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日升: 80年代草根逆袭 满街都是奇迹(2)

2014-05-27 08:52 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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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祝日升: 80年代草根逆袭 满街都是奇迹(2)

1991年春节,祝日升和朋友一起在深圳机场前合影。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1991年春节,祝日升和朋友一起在深圳机场前合影。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祝日升

祝日升

祝日升写的《感恩》出版。

祝日升写的《感恩》出版。

个重要关口。1979年,中央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4年后,小梅沙和宝安南头安乐村之间架起了一条长达84.6公里的铁丝网,网内是深圳经济特区,网外是宝安和龙岗。1985年后,我们这种前往深圳的内地人,要凭“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地区通行证”和居民身份证才能通过,俗称“二线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全国各地潮涌而来的数百万劳动力,很多和我一样过不了“二线关”。几经长途颠簸,在关口被拦下来,只能在宝安这些原关外地方打工。

老家那边拿不到边境证,一直到1993年我去西丽,才算第一次进市区。那时已经有了上海宾馆,但是还没有世界之窗。回看起来,这些地方变化太大了。

进工厂找到安全感

回看自己的照片,也能看到命运的变迁。

1990年春节,我没有回家,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和工地上的朋友一起去买新衣服。那时西乡还没有服装店,都时临时搭棚摆摊,我们十几个小伙子一个人买了一套西装。算优惠价,一百多块一套。第一次穿上西装和皮鞋,心情很好,格外精神。

第二年,我们到深圳老机场前合照,大家穿得都很时髦。戴手表,穿针织衫,还有人带了吉他。那时候我们的收入已经算不错了,一个月300元左右,但还是会想起在老家没钱的苦。姐姐去世那会儿,这家出10块,那家出5块,亲戚们凑了一笔钱,才把姐姐抬出去。

在工地上做苦力不是个办法。过怕了苦日子,我只想要份更有安全感的工作。九十年代初,深圳冒出各种工厂,到处都在招工,年轻人只要能吃苦,都有机会进工厂。

1992年底,我从建筑工程队跳槽进了一家精密零件厂。进工厂后,先后做冲压工、修模工,24小时两班倒,每月可以赚到四五百元。那时工厂的精密模床技术人员格外吃香,于是我白天黑夜拼命学习看书,拼命练习。1994年,当时一个做模具的师傅离厂,1年后,我就从公司的底层变为了骨干。

收入也因此上去了。1994年4月我的月工资才500元,5月份就加到1000了,11月份又加了500,到1995年,我可以拿2000块钱一个月。

后来的事情,让我相信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回乡盖房成为“中层”

说是转折点,是因为抓住这个机会后,我慢慢从家乡的底层爬到了中层。

1995年“五一”期间,我带着打工存下的两万多块钱回老家。先是花费1.8万元在县城郊区买了一块地皮,地皮位于将要开发的工贸区。又向工厂同事和主管借了两万元钱,盖了一座三层楼房。

刚开始的想法只是按别人的路子:打工挣钱、回老家盖房,然后娶妻生子……直到老乡们对我在县城盖了大房子时表示羡慕,我才意识到自己成了大家一直向往的“城里人”。最意外的是,这座房子还成了我的“第一桶金”。在之后的10年里,县城的地价上涨了十倍,当年1.8万元买的地,变成了18万元;加上盖的360平方米的三层小楼,这处房产的价值已经超过了30万元。

买地皮盖房子开了个好头。1997年正月,我结婚了,老婆娘家的身份让我在家乡再次引起轰动。

我的老丈人是我们乡党委书记,被视为上层人物,那时我有点不敢相信。包括相亲时我都说人家干部女儿会看中我,是不是有不好的地方。但后来我了解到,他们家人特别欣赏我这种拼搏的精神,他们看得起我,不会觉得我是个孤儿,反而发自内心地佩服我能自立自强。

一个孤儿成了家乡上层人物的女婿,这是我被老家认可的最佳证明。定亲也没花什么钱,结婚的时候我包1万块钱给他们,然后他们又把那1万块钱买了家具,我把妻子娶回家,一分钱没花。

在深圳我只是关外的一个普通工人,在安徽农村老家,我却慢慢成了一个有名望的人。

给儿子取名“鹏城”

我很感恩深圳,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直接取名“鹏城”。之前老婆怀孕时,和我商量取什么名儿,我说女孩子叫“深深”,如果是男孩子就叫“鹏城”,都是表达对深圳的感情。虽然早期很长一段时间在这里是失落的、没有归属感的。

比如刚来那会儿,脑子里想着电视上说的,“深圳虽小,是中国的经济发动机。”但是没想到一个男孩子那么难找工作。好不容易在工地上找到工作后,又发现每年都要去办一次暂住证,而且可能随时会被查。

我的运气比较好,因为皮肤很白,像城里人,办了二十年的暂住证没有被查过。可在这,我毕竟不是真正的城里人。没有深圳户口,我和妻子十一年分居,只有一年相处在一起。2004年左右,中央电视台做了个节目叫《漂泊的灵魂》。我当时也觉得,打工就是漂泊的灵魂,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翅膀还没有长硬,还不能主宰命运的普通打工者,像浮萍一样,飘到一个地方,落脚了,但风一吹,肯定又把你吹跑了。打工就是这样子。

打工明星的归属感

2008年,我工作了十几年的工厂运作艰难,换了一个新加坡的总经理,当年国庆节之后,包括我在内的一批老员工突然就收到了要求离职的通知。37岁被辞退,很是心灰意冷。好在“打工明星”的光环之下,我收到了好心人的关心与安慰,失业1个月后就进入了现在的文化公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处大裁员下,我从一个初中文化的技术工,成了文化公司高管,不得不感恩。

这也是深圳这个城市的可爱之处,它总是给人以希望。

如今,我感觉在深圳比回老家还要亲切。特别是冬天,安徽老家那边太冷,走到外面哪里都冻,只能守在家里,深圳却总是很温暖。深圳的朋友圈,没有像家里的亲邻那么亲密熟悉,可只要有共同爱好、追求,就容易走得很近。虽然我有二十年的身份都是劳务工,但我主动尽了很多义务,如义务献血十多次,社会大事小事捐款捐物。我打心底把自己当做深圳的居民,把深圳当做自己的城市。

回头想想,我17岁的时候选择来深圳,认为这里比别的地方好,只是单纯地想着一年四季可以打工。其实,一年四季打工,就是一天天、一年年在这里,然后习惯这里,离不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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