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性别群体调查：LGBT群体内也有歧视和无知

跨性别者方羽然

李银河的声色依旧温和，却满满都是疲惫。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博文中，李银河这样写道：“在网络攻击事件和我的反击发生之后，媒体铺天盖地的采访、报道、讨论、科普，使得生活就像一锅沸水，丧失了宁静。”

2014年12月18日，李银河在博客中发表了题为《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在2万多条微博回复中，一些人言辞刻薄表示不能接受，一些人被爱感动送上祝福，而更多的人则是在讨论这个概念——“跨性别”（transgender）。

香港跨性别资源中心官网上把“跨性别”定义为：跨性别涉及到各种与性别角色部分或全部逆转有关的个体、行为以及相关群体。跨性别者，是指那些出生的时候根据其性器官而被指定了某种性别，但却感觉那个性别是对他们一种错误或不完整描述的人。而医学界则会使用“性别焦虑症”与“性别认同障碍”这些名词来将这些倾向解释成是一种心理状况以及对社会的心理反应。

抛去令人抓狂的学术术语，凯特·伯恩斯坦在《性别是条毛毛虫》中的描述更为形象：曾经，有人站在文化的沙滩上画了一条线，并且用自命不凡的口吻宣称：“在这一边，你就是男人；在那一边，你就是女人。”是时候让变革之风吹散这条线了。

在当下中国，同性恋群体已经渐渐走到阳光下，渐渐得到普罗大众的认知，甚至已经融入了日常用语；但同样作为性少数的跨性别群体，却仍深深隐藏于边缘隐秘的“柜子”里，被大众无视、误解甚至歧视。

对于李银河事件掀起的性别多元讨论，并不是所有人都持正面看法。“她掀起了一大堆很弱的话题，但我们这个社区和社会还没有准备好充足的知识给大众，所以是掀起了一大堆浑水，乱七八糟，什么消息都在传。”一名NGO人士说。

寻找自我认同

“当我第一次知道真正的女人每个月都会流血的时候，便开始切切地期待我的初经到来。

为了迎接她的到来，我从妈妈那里偷了好几片她专属的‘小棉被’。我悄悄地把它们铺好，一天又一天。

可是等了很久，我的她还是没有来。我实在等不及了，就用水彩笔在上面涂抹了一片殷红。妈妈发现了，她夺走了我的‘小棉被’，还打了我。妈妈告诉我，我的她永远不会来。

噢，原来，她和我的身体没关系！我很难过，好像我被永久性地剥夺了一种专属的快乐，好像我和我的身体之间少了些什么。

我是个没有月经的女人。”

高垒身着一袭红色的裙子，眼睛细长，及肩的假发温顺地散在耳边，黑色长裤和运动鞋，和装扮妩媚的上半身对比鲜明。他身子站得笔直，神态端庄。在咖啡馆昏黄的灯光下，他微微仰起头，念出话剧《阴道之道／月经一幕／跨性别者》的台词。

舞台之外的高垒是一名编辑，在父母和同事面前，他就像每一个普通的大龄单身男青年一样，烫卷了头发，穿着卫衣运动鞋。在远离父母的圈子里，高垒像只脱笼的鸟，自由地伸展被压抑的个性。他穿着嫩绿色和粉色格子的裙子去超市，脸上画着粗糙的妆。他跟人谈天说地，聊“标签”、“自由”和“个性”，腔调像是从未从话剧里走出来，朋友调侃他“随时都在表演，表演得那么夸张，好像是专业穿帮的。”

他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偷穿妈妈裙子的时候，那种飘飘欲仙的美好心情。那是二年级的一个午后，阳光从向南的窗户里斜斜照进来。他从衣柜里扒拉出母亲的白色女士上衣和花裙子，七手八脚地套在自己身上，衣服太大，像穿着古装剧戏服一样。高垒站在镜子前欣赏，随后又爬上了硬板床，趴在窗台前，希望外面的人能看到他。事后母亲发现了，也只是责备他把衣服弄到了地上。然而随着年纪渐长，他对母亲老套的审美愈发不满意。在商场买衣服时，他会向母亲建议买鲜艳一点的花色。母亲似乎开始有了警觉，会立刻转移话题，问他“你数学作业做的怎么样了”。

高垒说，上初中时开始接触计算机，那时候就想着“如果性别也能像计算机切换大小写一样就好了”。高垒曾经幻想着能帮喜欢的女孩怀孕，他认真查阅了宫外孕等信息，在网上搜索男性是否能宫外孕，他甚至想好了怀胎十月和产后疗养计划，但发现宫外孕危险性极高，这条路被堵死了。

高垒的身材并不纤细，撩起裤腿能看见肌肉，声音却很阴柔，男性与女性的特质在他身上糅合，或许这很符合他的性别认同。“我既想拥有子宫和月经，又很喜欢肌肉，我喜欢穿裙子，也喜欢运动鞋。我既不属于完全的男人也不属于完全的女人。”

很长时间里，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跨性别者多半是变性人和易装者。据爱白跨性别小组负责人无机酸介绍，在美国80年代前，当时社群中只分两种人，做变性手术的被称为transsexual（变性人），不做变性手术的叫做crossdresser（易装者）。而当时间推进到80、90年代，社群中渐渐出现一批使用激素改变自身外表的人，他们并不属于两个群体，于是只好创出新词来代指。每一个词都代表着一种认同，却将这个边缘社群的力量不断分割，最终大家为了凝聚力量，使用transgender（跨性别）来指代整个社群。“他们抽取了一个概念用于权力运动统一战线，这就是trans，这代表他们共同诉求的部分，比如不歧视，平等就业，平等教育。而这个锅里他们也不介意多扔点东西。”

然而在中国，无论是社会学界还是医学界，对跨性别群体的研究几乎还处于空白。即便是在此领域多有研究的北医三院潘柏林医生，也只能无可奈何地使用世界数据对中国变性者人口进行估算。

在性别意识还没有觉醒的童年时代，一切行为都还可以用“童言童行”来解释，而到了第一性征开始发育成熟的青春期，跨性别者们的自我认同就会与长期接收的性别文化产生严重的冲突。一部分跨性别者从很小时，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认同的性别与生理性别并不相符，而另一部分跨性别者，则是在经历性取向冲突后，转而发现自己性别认同与他人不同。

第一眼看到方羽然时，人们会下意识地以为他是个很白净的男孩，头发短得干净利落，小拇指上圈着一枚银色尾戒。但当他开口后，人们又会把他当成“打扮很男性化的女孩”。方羽然说，自己并不介意别人如何看，“你觉得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你觉得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

觉得难以解释“跨性别”，方羽然对咖啡厅的同事说，他是男人，但同事们都对他的生理性别心知肚明。同事们有时会打趣他：“男的不要那么娘。”方羽然会故意捏尖嗓子，故意摆出兰花指，回答：“人家是真的娘，人家不是伪娘。”虽然外表男性化，方羽然却喜欢逛小饰品店，喜欢“萌萌的事物”，“刚接触跨性别时，我把自己定义为男妹子”。在采访时，方羽然几次停下，趴在二楼的玻璃窗向下看去，一脸渴望——圣诞节期间的广场上，装饰得五彩缤纷的圣诞树和小车呜啦啦地放着圣诞歌曲。

在发现自己是跨性别者之前，方羽然一直以为自己是拉拉。从小就男性化打扮的方羽然，一度被圈里的朋友定义为“爷T”（女同性恋中装扮动作男性化，充当男性角色的一方）。如今，方羽然在介绍自己时，会准确地说出自己的身份定义：“我是跨性别泛性恋。我不界定自己是男是女，我也不界定我喜欢的对象是男是女。”

方羽然谈过五次恋爱，四次伴侣都是女性，只有一次，伴侣是个“娘白受”（举止女性化、长相白净的gay），身材娇小，跟一米七四身材壮实的方羽然站在一起，颇为小鸟依人。拉拉不会爱上男人，但对方羽然而言，“娘白受”对他的吸引力有时会超过美女，这让他愈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困惑。

2012年夏天，方羽然在参加“拉拉营”活动时，认识了两位FTM（女跨男）的跨性别者。方羽然很庆幸，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组织。但是相较于FTM强烈地改变自己身体的欲望，方羽然觉得自己还是有些不同，直到在网上查到了跨性别中的“第三性别”：“我瞬间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喜欢别人说我不男不女。我既不想要女性的子宫和上半身，也不想要男性的下半身。”

“我们是女汉子和男妹子组合。我是女汉子，他是男妹子。”方羽然的现任伴侣如此解释他们的关系。“我第一眼以为他是男的。但他确实跟男的不一样。对外，他像个直男，对我，像个小妞儿。有时候会撒娇，生病的时候会哼哼唧唧，有时候会哭。”

并不团结的群体

即便跟一个拉拉合租了半年，方羽然也依旧没能给她解释清楚“跨性别”。舍友表示不解：“为什么要这样？还不如直接是爷T，怎么就变成了不男不女？”

在方羽然看来，有些LGBT人士仍然坚守着男女二元性别划分，“拉拉会请那种做了上半身手术，还没做下半身手术的人去表演，她们都觉得他们是人妖，不觉得他们是跨性别。”“他们就觉得男生女生，没有中间的。女汉子还是女生，男妹子还是男生。”

历史何其相似。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无知导致了恐惧与歧视，而这种模式却在LGBT群体内不断复制和重演着。就如同一些异性恋者难以理解同性恋者的性取向，LGBT中相较强势的同性恋群体中，也有人理解不了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

2014年8月，经营6年的“trans吧”被封。此前，有人向百度举报称，此吧“发布误导青少年儿童的信息，如打异性激素。发布不良女性变性胸部图片。而且经常进行人身攻击。”跨性别者们失去了一个交换信息的巨大平台。曾经的吧主“Aaron若相惜”发帖感慨：“我说过从建吧的那天我就担心这个吧是否有一天会被封掉，只是我真的没想到这个吧最终会毁在一个T手里，一个迁怒的T。”有人跟贴留言：“竟然不是败在异性恋人手上，而是LGBT的LES（女同性恋），好讽刺。”

相较于网络上的血雨腥风，现实中的壁垒更加赤裸裸，让跨性别者感到无可奈何。

作为一个少数群体中的少数，士多面临着一个及其尴尬的局面。士多是名小学美术老师，已经向周围人出了柜。虽然目前生理性别还是女性，但士多始终觉得，自己应该是个男人，他依照男性的标准着装、行动着，却无法像大部分男性那样，喜欢女性。相较于一般的跨性别者，士多面前摆着两个难题：他要变成男人，他爱的是男人。在专业术语中，士多这样的人被称为女跨男gay，也叫transgay。

这个逻辑不可颠倒，虽然在外界看来，他的取向目前极其符合社会主流规范，十分正常。士多说，这个悖论让他极其痛恶自己的身体，当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胸部和胯部时，总是让士多无端地想哭，甚至想要自杀，一了百了。

“我所知的公开与transgay交往过的男性仅有一人，并且很快就分手了。”士多说：“毕竟在gay的逻辑中，首先他得是个男人，而后才会考虑是否喜欢。（我们）毕竟曾为女人。”

打小，士多就不喜欢女性打扮。出身军人世家的他，理想是剃平头发，参军去保家卫国，穿裙子则是不堪回首的“老爷们儿的屈辱史”。

剪短头发后的士多突然发现自己很受女孩欢迎，然而在尝试和拉拉交往后，士多知道，自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同性恋——他与女孩们的恋情总是终止于牵手，接吻都难以接受。刚进入大学三个月后，士多交了第一个gay男友。三天之后，这段感情因为士多的生理性别曝光而终结。从中作梗的是一名正在追求士多的拉拉。

自称“纯1”（男同性恋中扮演主动强势角色的一方）的士多，女性基因修饰下的外表清秀精致，对他示好的拉拉把他当成T，而为数不多追求他的gay，也是外表粗犷的“纯1”。“心酸。”士多感叹着。他不得不拒绝很多人的求爱，愤怒之下的言语攻击也变得不可避免。“骂死gay、死人妖的都有。这种话被直人（异性恋者）骂还无所谓，习惯了，但是被同为同性恋的个体中伤，还是会有些悲哀。”

最让士多受挫的，却是来自跨性别群体阵营内部的打击。

在士多对性别认同最为迷惘的日子里，他在校园里遇到一名易装的MTF（男跨女）。她一头卷发，穿着玫红色的连体衣，裤子刚到大腿根，露出一双笔直纤细的腿，也许是怕露出破绽，她攥着一本杂志遮住了脸。士多扫了一眼她的胯骨和腰，心中了然。

虽然差点被当成追求她的“痴汉”，士多还是顺利和这位“前辈”见了面。不痛不痒地聊了几句之后，士多觉得有些失望。一周之后，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前辈”劝士多：“现在好多T都搞不清自己是怎么回事儿，你是拉拉，接受自己就好，别想手术了。”两人不欢而散。

“她说能当个T就好好当个T，口气就好像对个同志说，能把自己掰直就掰直一样。”士多觉得，这是他第一次亲身体会到“性别霸凌”。“即使她掺杂着些许好意，但依旧话不投机。我没权力去过问她的人生，但她妄断我在先，的确令我不是很愉快。”

在原本应该抱团取暖的群体内，也依旧摆脱不了矛盾、争吵和理念不合。“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歧视，这是人性。”做了多年跨性别公益的无机酸不无调侃地说。

Happy Trans

“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昏暗的地下室，很大的窗，从窗外向里看去有一个人的背影，烟雾缭绕，然后讲述一个很长很长的苦逼故事。”无机酸顿了顿：“要是媒体去采访精神障碍之类人，就可以用完全一样的照片。”“去年有记者找到我，说他采访议题就是——请告诉我你们到底有多苦逼？我说我不苦逼。”

长久以来，跨性别群体默默潜藏在人流之中，即使会有那么几个跻身新闻版面，一旦他们解决了性别认同问题，就会立刻湮没在人群之中，无处可寻。

凯特·伯恩斯坦道出了跨性别者的尴尬：“我们是些小丑，是性的客体，是无数小说中神秘不可捉摸的人物。我们是精神病患者，是凶手，是充斥电影的犯罪天才。观众们很少亲眼看到跨性别者的真实面容。他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看不到我们书写的文字。”

2008年，美国全国跨性别平等中心和全国男女同性恋者促进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跨性别者人群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比例是美国总人口的四倍。自杀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全美国的自杀率约为1.6%，但在受访的6450位被调查者中，有41%的人表示曾经试图过自杀。

在西方，跨性别群体会面临暴力犯罪与宗教压迫，而在中国，跨性别者却经常碰到“软钉子”。“在美国，歧视是可见的。你揍了我一顿，你开了我一枪，我都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你是歧视我的。但中国是拒绝服务式的，有看不到的玻璃天花板。”即使是做了手术改变了胜利性别，跨性别者还是会面临繁重的文本工作和冗长的程序。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毕业证，不同的证件，不同的管理部门，给跨性别者的人生道路上摆了一个又一个人造障碍。

无机酸不否认跨性别群体长期遭受着社会压力。“很多困难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被放大了。媒体上这类人总是一片苦逼的声音。（跨性别者）过去主要是诉苦，你会发现，一个人想去见媒体的时候，他先问周围五十个人，把每个人的苦都问一遍，然后就跟媒体说。媒体报道的一个故事就有了50倍的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你发现身边没有一个人是那样的。”

在无机酸看来，除却社会、文化与家庭的压力，跨性别者自身的情绪也同样格外重要。“年轻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担心歧视，而限制他的手脚，从而限制他的发展，他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不敢去努力，不敢去争取，而现实真的没那么苦逼。如果你敢去找工作，挨个门去敲，绝对会有人要你，除非特别过分的。”

士多对无机酸的观点颇为赞同，“毕竟找员工看的是实力，而非性别。”士多拿自己举例子。

在士多走向讲台之前，他按规矩接受了校长的面试。校长扫了一眼他的短发，问：“女孩子怎么头发这么短？”士多打着哈哈糊弄过去：“习惯了。”校长看了士多的简历和各种资格证，随便问了几句，就录取了他。

总是男装打扮的士多，在孩子们中间很受欢迎。有学生曾经怀疑过士多是拉拉，被士多否认后，他们也再没有纠结这个问题。对孩子们而言，这个表情不多却心灵温暖的老师，比一般的女老师更有吸引力。有时，对士多的性别感到好奇的外班学生，会去问士多班里的学生，孩子们回答：“你猜呀！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 

“于是每次我的课他们都会拿这个梗说一遍。”士多语气里带着些宠溺，笑骂着：“一群机智的熊孩子。” 

“happy trans”（幸福的跨性别者），无机酸在采访时总是提到这个词。她感慨着社群里的达人们解决了自己问题后，就功成身退，能见度太低。“这个社区热热闹闹的，却全都是过度紧张的苦逼少年。一个人从无知走向这个圈子，不断学习，找到解决自己性别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后就离开了这个圈子。大家都觉得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Trans中并没有达成这种共识——即使是trans，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我也可以找到工作，也可以有人爱，也可以有孩子。”

“玩弄性别”

妈妈拍拍孩子的头：“乖，对阿姨说再见。”

小孩看着方羽然，张着嘴巴，目瞪口呆，嗫嚅了半天，从嗓子眼里细弱地憋了句：“再见。”

对方羽然而言，这样的场景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在孩子的性别概念中，长头发是女性，短头发是男性，而那些跳脱出这个规则的人类，他无法找到合适的词去指代形容。在成人世界中，头发长短辨别男女变成了可笑的事情，人们恪守着生殖器官的标准，一如孩子只认定头发。

“在美国与那些LGBT群体交流时，我很喜欢他们的一个概念——‘玩弄性别’。”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项目主管韦婷婷解释着，“性别”不再是必须恪守的标准与信条，而是可以把玩的概念。

2014年2月14日，浪漫情人节。社交网站“脸书”送给了性少数群体一份大礼——除了传统的男女选项外，新增了56种非传统性别选项，这些新性别之间并不完全互斥，有些彼此交叉。6月27日，再接再厉的“脸书”为英国用户提供了71种性别选项。

无机酸对中国性少数的未来充满了乐观。“我觉得自从伪娘、女汉子这些词普及以后，这个社会已经进步很多了，其实性别的多元性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我甚至觉得我做公益，晚两年做的话根本就没有意义了。”

“比如在二次元，这个领域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小，至少你肯定能找到一大群支持你的人。在前些年，一说’男扮女装’这个词，大家只会想像一个涂着亮丽口红的胡子大叔，但如今出现在视野里的都是些非常精致的人。”

高垒显然是无机酸口中那种得益于二次元文化的人。

高垒这辈子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裙子，就是在漫展上。这片小小的场地上罩着一层二次元文化保护膜，与外界完全割裂，在这里，任何奇装异服、性别错乱都可以接受，鼓励，甚至得到追捧。

他会在摊点前磨蹭，找摊点的姑娘们搭讪，先学一声猫叫开场，夸赞coser(穿上各种角色的服饰，扮演成作品中的角色的人)服装美丽，然后半开玩笑地说：“好像你的裙子我也可以穿哦”。高垒说，这个方法百试百灵，成功率很高。

第一次成功是在大二暑假的北京漫展上。他兴冲冲地脱掉T恤，套上了女孩的裙子。那是一条粉色的哥特萝莉装，裙边镶着蕾丝花边。衣服太紧，别别扭扭得卡在胸口，基本没有穿进去，但高垒还是觉得很满足，开心地和路人合影。

高垒说，自己并不介意他人的目光，他想给他们一些文化上的震撼，即使是打扮成这样的人，依旧可以上街，也并没有因此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自由的疆域，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狭窄。”

从网络掀起的风潮已经开始撬动传统二元观念的硬壳。近些年来，动漫游戏电影中的性别形象已经不再严格恪守传统的男女二元划分，对于在网络时代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而言，男性不再意味着强大、果敢、处于强势地位，女性也不再意味着温柔、娇弱、需要人呵护，介于男女之间，兼具两性气质的角色大量出现。

或许正如李银河十年前所预言的那样，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性革命。（凤凰网许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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