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为什么远赴莫斯科召开？

核心提示：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所以，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遂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3年6月21日，作者：李颖，原题为：《中共六大内幕》

中共六大为何远赴莫斯科召开？苏联有关方面对六大给予了哪些帮助和指导？

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所以，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遂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等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莫斯科后，开始进行紧张的大会筹备工作。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亲自予以指导。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正确地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的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六大代表如何在白色恐怖下千里迢迢赶赴莫斯科？

六大代表怎样安全地到达莫斯科？这在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是一个难题。

为了保证代表们安全抵达，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参加大会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莫夫具体负责保证代表们的旅途安全。他们和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们过境。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北上满洲里，从那里偷越国境进入苏联，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因为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都是走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的路线。走这条路线危险重重，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应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

周恩来夫妇的经历颇具代表性。邓颖超曾专门撰写《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回忆。那是1928年5月初，周恩来夫妇扮成古玩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周恩来回答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周恩来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这几个人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对于这些人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

经过这么一番盘查，日本警察仍没有完全消除怀疑。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邓颖超回忆说：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

两度遇险后，周恩来、邓颖超终于辗转来到哈尔滨，与李立三等人会合，乘火车到达满洲里。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他们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周恩来夫妇一生多次遇险，但这一次是刻骨铭心的，以至几十年后，邓颖超还能把细节回忆得这么清楚。

历时一个多月，到6月中旬，代表们历经千辛万苦，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

共产国际片面强调“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对六大有何不良影响？

在六大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遵循联共（布）、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的“唯成分”论错误指导的结果。

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分太少。共产国际认为，工人革命是坚决的，而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政治立场不坚定，左右摇摆。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右倾错误，但紧接着又犯了“左”倾盲动错误。这一时期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又是大知识分子，新中央的成员李维汉、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等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这更加强化了共产国际对知识分子的偏见。

与此同时，在中共党内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轻视、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把“党的无产阶级化”、“干部工人化”和“党的领导机关工人化”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方针。周恩来分析指出：“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

中共六大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决定准备召开的。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六大进入实际准备阶段。该决议规定了六大代表的选举办法，包括“各省党部选派代表以500党员选出一代表为标准，500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权的代表；无表决权的代表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等。

到了1928年3月底，共产国际来电同意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样，开会地点才最后确定下来。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仓促，4月份代表就得启程，而这时多数省份还没有选出代表，因此来不及按照原选举办法进行选举。

3月15日和4月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六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和代表人选问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提出代表人数应为100至110人。根据这个总人数，会议决定党员多的省份和大省，每500名党员选派1名代表，各省青年团出席人数为广东、江西、湖南、江苏、顺直等省各2人，河南、山东、陕西、四川、福建、浙江、满洲等省各1人。会后，正式发出通告给各省，进行代表的推举。而据李维汉回忆：“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

正如周恩来后来总结的，确定六大代表人选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主要有两条：一是太重视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占多数，这是可以的。但是，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牺牲很多，有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又调不出来，所以很多是从支部中找来的代表。大革命后，支部负责人都是新的，老的都牺牲或离开了，所以许多人是很弱的，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人不多。二是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如果多去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实际问题和意见。但当时觉得国内工作更重要，许多同志就没有去。

六大代表的推选太重视工人成分，六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同样如此。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特别强调指出：“向忠发同志，他不是知识分子，是个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周恩来说：“布哈林在大会上作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始终参与六大并贯彻共产国际的意见，他也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另外，向忠发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武汉工人运动，作出了一定成绩，并且在1927年秋至1928年上半年在苏联期间的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这样，共产国际提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做党的最高领导人，也自然毫无阻力地被全党接受了。 （据《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