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女投江

原标题：八女投江

本报记者 闵智

（上接第17版）

攻击一开始，日伪军的所有火力都向着抗联宿营地覆盖过来。幸而，这些抗联战士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不期而至的弹雨并没有让他们溃不成军，他们很快组织起反击，边打边撤。

受当地的地形所限，日伪军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包围圈。抗联撤退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向东北渡河，一个是向西进入柞木岗子密林。

渡河本来就希望渺茫，更何况还要在日伪军的疯狂攻击下渡河，那将使部队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地。中国历史上虽然有不少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例，但抗联部队面对的是十倍于己的敌人，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抗联的战士们交替掩护，向着柞木岗子边打边撤。那里是无数次掩护过抗联战士摆脱追击的深山密林。而这一次，密林提供的保护远远不够。

日伪军依仗着人数、火力的绝对优势，撵着抗联的阻击线，越来越逼近。

万分危急的关头，日伪军的侧后方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八位女战士开火了。

当时，敌人并没有发现河边的女战士们，如果她们继续隐蔽不动，就有机会脱离险境，就有活下来的希望。可是，她们见大部队被敌军死死拖住，难以突出重围，毅然从背后向敌人发起猛攻。

仅仅八位女战士，根本不可能对千余人的日伪军形成有效的打击。她们主动开火的目的，只是为了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吸引敌人的火力，给主力部队换来突围的机会。

结果显而易见，开火就意味着暴露，暴露就意味着牺牲——她们所处的位置已经没有退路，完全在日军的包围之下。

敌人却有些慌了。侧后方忽然响起的枪声，让他们以为自己掉入了抗联的包围圈，抗联的主力这时反倒像是诱饵。日伪军的主要火力马上转移了方向，向着八位女战士所在的柳条通还击。

趁敌人调整部署、分散兵力的混乱之际，大部队很快摆脱敌人追击，潜入柞木岗子深处。

已突围的大部队发现八名女战友还据守在河边，处境异常险恶，立即返回接应，但敌人已抢占了制高点，并用轻重火力死死控制住山口，负伤的战士越来越多。

八名女战士目睹这一切，向青山密林齐声呼喊：“同志们，冲出去！保住手中枪，抗日到底！”然而，抗联战士们仍发起了第二次反冲锋，又没有成功。在敌人的强大火力之下，救援已是徒劳，继续纠缠下去反而会让大部队失去最后的撤退机会，他们只好忍痛向密林深处撤退。

日伪军所有火力都向冷云等人集中过来，周围的柳条和枯草被密集的炮火点燃了，弥漫的烟雾包围了冷云等八位女战士。

经过一番战斗，女战士们有人负伤，有人打光了子弹，火力越来越弱。日伪军越围越近，摸到近前才看清，让他们胆战心惊以为袭击自己背后的抗联主力，竟然只是几个女兵。

气急败坏的敌人发起冲锋，高喊着要“抓活的”。一颗手榴弹从草丛里扔了出来，忽然炸响，敌人慌乱地趴倒在地。

那是八位女战士最后的武器。趁着手榴弹爆炸的间隙，她们背负起受伤的战友，挽臂踏入了冰冷的乌斯浑河。

踏入乌斯浑河是为了渡河求生吗？八位女战士全部牺牲，再没有机会亲口说出她们此举的原因。这个原因真的不需要她们来说。

八位女战士都不会游泳，踏入乌斯浑河的目的不是求生，恰恰相反，是求死。

敌人就在身后，她们一直奋战到最后一刻。她们不愿被俘受辱，更不会投降，她们选择了有尊严的死亡——投河。这份尊严，属于八位年轻的女战士，属于饱受欺凌蹂躏却从未屈服的中华民族！

敌人并没有放过她们，炮弹、子弹向着乌斯浑河倾泻着。八位女战士在奔腾的河水中，在炮弹掀起的浪花里，时隐时现，最后消逝在汹涌不息的乌斯浑河中……

两天以后，突围的抗联战士在距离八女殉难地两里外的牡丹江河口找到了五具遗体，每个遗体身上都布满了弹孔。

战友们将她们的遗体就地掩埋。此后的几十年中，乌斯浑河曾经改道，牡丹江几次大水，烈士遗体的掩埋地再也无从查找。

金世峰已经游到了对岸，只有一个人又手无寸铁，只能趴在草丛里，心焦如焚却无可奈何地远远看着对岸的战斗，看着乌斯浑河水吞没了八位女战士。此战之后，金世峰与抗联失散，成为一位活着的烈士。

她们都是谁

“八女投江”的壮烈场面，定格在金世峰的记忆里。24年后，温野辗转找到他，老人情绪激动地叙述出了这个画面，忆起眼睁睁看着她们投河自己却无力相救，老人几近哽咽。

金世峰讲述的经过，时间、部队和地点都与周保中、徐云卿所说基本一致。老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作为直接见证人，提供了最详细的历史细节。“八女投江”的基本史实至此已经调研清楚。不过，金世峰在抗联时和妇女团接触不多，他只认识冷云，另外七人连名字都不知道。

“八女”都是谁？温野的考证又回到了起点。

周保中的回忆文章里记载最详细：冷云、安大姐、胡秀芝、杨贵珍、黄桂芳、王惠民、郭桂琴、小于。

徐云卿的回忆里，八个人中只能想起七个，而且多是口头称呼：胡班长、冷云、杨贵珍、小黄、小王、小郭、安大姐等八个女同志。

于春芳说，抗联的斗争环境异常艰难，人员档案根本没有条件建立，有太多的人牺牲了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当年加入抗联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很多人都用了化名。还有些人特别是女战士，加入抗联时连正式的名字也没有。在“八女投江”二十多年后，周保中和徐云卿还能记住这些名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比对这两份记忆，虽不完全一致，但重合度很高，这些名字后面对应的人应该是一致的。温野又对照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史料，也只确认了冷云、杨贵珍、胡秀芝（胡班长）三个名字。至于她们的生平，除了冷云之外，另外七人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温野和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同事陈雨静、迟凤山三人组成调查小组，开始深入当年抗联五军活动的林口县实地考察。考虑到沿途都是深山老林，难免碰到虎狼等野兽，除了照相机和记录本等，调查小组还携带了枪支弹药。

调查行程千余里，饶是衣食准备充分，他们还是遭遇了饥饿劳顿，也经历了江边宿营。温野说：“当在江边沙滩上点起篝火取暖时，上半夜还好过，下半夜是又困又冷，正如李兆麟将军写的《露营之歌》中的名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时我才真体会到当年东北抗联的露营艰苦生活。”

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在这次实地考察中，他们找到了杨贵珍烈士的父亲杨景春、原五军教导团的战士刘广有、原五军妇女团女战士张淑兰、冷云的哥哥郑殿臣、战友董若坤……通过这些人的讲述和回忆，“八女”的身世逐渐拼凑还原，她们的名字终于得以被今人所知。

这八位英勇的女战士分别是，抗联第二路军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于春芳介绍，他在进行第三次“八女投江”史实调查时发现，这份名单中的人名还有争议，不过主要是争论具体字的写法，并不影响这八个人的确认。现在的这份名单是在温野考证结果的基础上，史学界认可通用的，是最确证的“八女”名字。

至于她们的身世，时至今日仍没有完全调研清楚。比如周保中记录的“小于”，起初只知道她是朝鲜族，但是朝鲜族的人没有“于”这个姓。后来在调研中，有人回忆起这个人其实叫李凤善，而关于她的生平，仅仅是“1918年生于林口县龙爪镇，身高一米六左右，体格健壮，长得漂亮”这一句话而已。

冷云是“八女”中生平资料最详实的一个，“冷云”这个名字却并非真名。

她原名郑香芝，191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桦川县悦来镇一个普通市民家庭，毕业于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时，她给自己改名郑致民——表示致力于造福人民的决心。1934年，任小学教员的郑致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活动。

1937年夏，为摆脱死心塌地当伪警察的丈夫，郑致民逃离家庭，和进步青年教师吉乃臣一起加入抗联。

在抗联第五军，郑致民和吉乃臣受到了周保中热情的欢迎：“总算来文化人了，这一天我可等好久了。”此后，郑致民改名冷云，任文化教员，吉乃臣则改名为周维仁，在五军秘书处工作。志同道合的两人在抗日战场结为夫妻，并肩作战。

1938年初夏，冷云生下一个女儿，丈夫却在战斗中牺牲。两个月后，抗联第五军开始西征，刚刚经历丧夫之痛的冷云，又不得不忍痛别子。她把襁褓中的女儿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随军西征。“八女投江”就发生在西征路上，冷云牺牲，她的女儿也再没有音信。

杨贵珍，出身凄苦，17岁时刚刚出嫁，丈夫暴病而亡。婆家待他刻薄，并准备将她卖到远乡。恰逢抗联的队伍在那一带活动，妇女团班长徐云卿就动员她加入了抗联。杨贵珍聪明勇敢，很快成了战斗骨干，当上班长。二十多年后，温野找到了杨贵珍的父亲杨景春，他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加入了抗联，是“八女投江”英雄之一。老人说，她死得值，有骨气！

胡秀芝，妇女团班长，作战勇敢不输男儿，曾带着两名战士潜行到敌哨所跟前，用手榴弹炸毁了日军据点。

黄桂清，林口县刁翎镇河心屯人。那里是抗联五军根据地，她家是抗联堡垒户，全家参加抗日斗争。日伪军围剿抗联时，烧光了整个村子。

安顺福，抗联战友称她为“安大姐”，可能是因为她是被服厂厂长，像大姐一样为抗联战士们缝衣补被，其实牺牲时才23岁。

王惠民，都叫她“小王”。她的确很小，牺牲时才13岁。徐云卿在《英雄的姐妹》一书中回忆，“小王”睡觉时总要抱着她的胳膊。有时徐云卿很晚才回宿营地，“小王”就瞪着大眼睛睡不着——分明是个还不能独立的孩子，在抗联却已经是战士了。

郭桂琴，乳名菊花，黑龙江省勃利县人，1936年加入抗联，长相俊秀，天真活泼。郭桂琴牺牲前，刚刚和抗联五军教导团分队长冯文礼订婚不久。冯文礼所在的部队在西征路上被打散，流落民间。直到六十多年后，他才获悉未婚妻牺牲的消息。

烈女标芳

2008年10月20日，“八女投江”七十周年纪念日，乌斯浑河畔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大会。

这个纪念日具体日期的确定，来自于春芳发起的第三次“八女投江”史实考证。

于春芳并非文博专业，“开始时连怎么在博物馆查资料都不会”，纯粹个人行为的史实调研毫无头绪，进展缓慢。一次，到牡丹江烈士纪念馆查找资料时，正赶上纪念馆在准备“八女投江”布展。纪念馆听说于春芳在自发考证“八女投江”，当即派出专家与他合作。新的考证成果开始逐渐浮现。

为了确认“八女投江”的具体日期，于春芳和纪念馆的研究员们一起汇总了现有的考证资料，遍访抗联老战士、抗联后代与抗联史知情人，查询有关历史史实。他们还找到了周保中日记的手稿，以求最原始的记载。有时只为验证周保中日记中的“三日前”，他们就要按照日记中提到的地点，徒步走上一次乃至几次，以推断某次战斗发生的时间。

最终，在“八女投江”具体日期的六种说法中，于春芳等人综合考证出，1938年10月20日最为确切。这个结论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八女投江”的纪念活动此后都选择在10月20日举行。

在2008年的“八女投江”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于春芳请来了一位特殊的纪念者，“八女”之一郭桂琴的未婚夫——冯文礼。那年冯文礼已经87岁，站在乌斯浑河岸边，凝望远去的河水，满眼含泪，低声嗫嚅：“70年了，70年了……”

70年前，冯文礼与抗联部队失散，也与未婚妻郭桂琴断了联系。他不知道郭桂琴牺牲，更不知道她就是“八女”之一。他曾苦寻郭桂琴多年，没有任何消息。

直到2003年，在一次抗联老战士的联谊活动上，冯文礼见到了周保中当年的警卫员，这才获悉郭桂琴在“八女投江”之列。

当年的抗联老战友在世的不多，知道冯文礼和郭桂琴关系的人就更少了。徐云卿是当年撮合这两个年轻人的“媒人”，早已去世。直到2007年，于春芳见到徐云卿的女儿，才听说冯文礼还在世。

几经辗转，于春芳终于找到了冯文礼，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冯文礼在抗联时是第五军教导团分队长和文化教员，亲身经历了第五军的众多历史事件，而且他文化水平较高，记忆力非常好，能够准确详细地描述历史。更关键的是，由于和郭桂琴的关系，他和妇女团的很多人非常熟识，是在世的抗联老战士中唯一见过所有“八女”的人。

冯文礼首先解开了于春芳苦求无果的一个谜团：郭桂琴牺牲时的岁数。

“八女”之中，冷云、王惠民、杨贵珍和安顺福的生卒年很清楚，而郭桂琴、胡秀芝、黄桂清和李凤善的生平资料很少，没有准确的生年记录。

按照冯文礼的叙述：“我是1921年出生，郭桂琴比我小一岁。”也就是说，郭桂琴出生于1922年，牺牲时年仅16岁。再结合其他人的回忆、记载中的点滴联系，胡秀芝、黄桂清和李凤善同龄，比郭桂琴大4岁。她们都生于1918年，牺牲时刚刚20岁。

这是一个更加令人唏嘘的答案。

“八女投江”牺牲时，最大的冷云和安顺福23岁，最小的王惠民13岁，八个人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青春正好，生如夏花，却在战火中凋零，湮没于乌斯浑河滔滔水波。

她们的生命在“八女投江”的悲壮中灿烂定格，她们年轻美丽的面容却在历史中消磨。“八女”之中，除了冷云留下了几张照片，另外七人的肖像都只能用绘画描摹。

于春芳在调研中收集到两套“八女”肖像，差别极大。哪一套更接近她们的真容？冯文礼看后，却说：“哪个都不像，就郭桂琴的眼睛有一点像。”

于春芳决定给冷云之外的“七女”重画肖像。见过“八女”的冯文礼记得她们的容貌，却无法用语言描绘出七个人相貌上的差别。

受到刘胡兰家乡为其塑像方法的启发，于春芳和抗联史研究学者赵海龙等人找了几百张黑白老照片，由冯文礼在放大镜下辨认最接近“七女”的脸型、五官。最后的肖像，则请来了牡丹江市公安局的画像专家。

冯文礼的记忆是否准确？肖像是否接近真人？于春芳把没有标明身份的肖像拿给杨贵珍的弟弟杨玉林辨认，他一下子从中找出了杨贵珍。七十多年后重新看到姐姐的容貌，让他不禁泪流满面：“我姐姐牺牲时才18岁啊。”

这套“七女”画像加上冷云的照片，描绘出了“八女投江”最接近真人的形象，各地纪念馆中“八女投江”的相关展陈，基本上也采用了这些画像。

如周保中所言，“八女投江”从不曾被后人遗忘，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早有烈女标芳。八女投江烈士纪念碑就矗立在乌斯浑河畔东岸的小关门嘴子山坡上。这片蓊郁的山林曾目睹了八位年轻的女战士怎样慨然赴死，而且将在以后的岁月中永远地陪伴她们。

乌斯浑河依然汹涌，滚滚逝去，亦如七十多年前的那个朝阳初升的早晨，八位年轻的抗联女战士手挽手迈进水波……

13岁、16岁、18岁、20岁、23岁，是“八女”牺牲时的年龄，她们的生命永远停留在这个夏花般灿烂的年龄，标芳青史。

杨贵珍画像

胡秀芝画像

黄桂清画像

郭桂琴画像

王惠民画像

安顺福画像

李凤善画像

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