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砸缸”引争议：今日还需“疑古派”吗？

马未都与赵冬梅“唇枪舌战”

8月23日，在山东卫视《我是先生》节目中，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与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女士就“司马光砸缸”的历史典故，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赵冬梅根据史料的记载，认为当时“司马光砸缸”的事迹广为流传，应该确信无疑。马未则从文物实证的角度，认为司马光用石头不可能砸破大缸。关于“司马光是否砸缸”的这一争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于赓哲认为：“有关马未都所说宋代烧不出能淹死小孩的瓮，螺旋真理在知乎已经有回答，请看宋代壁画摹本。那个瓮淹死小孩没问题。另外，杭州白马巷南宋制药作坊出土过口径1米，深0.8米的水缸；宋代窑址的釉缸普遍都在50厘米口径×50厘米深度以上。扬州唐城在灶台遗址边出土过深达1米的大缸。如此简单的问题。”知名文化学者吴钩也在微博上评论道：“马未都先生已经不是第一次将他未看到的出土文物认定为不存在。他曾断定：‘中国所有的木工工具中，刨子出现得最晚，……没有证据证明16世纪以前中国人使用过刨子，没有刨子就没法平木。’他说错了，今人已在一艘宋元沉船中发现了平推刨子实物。”

“司马光砸缸”漫画

关于“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宋史》中是这样记载的：“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既然这个典故，出自官修史书，而非笔记杂谈，一般来说，本无争议。诚如北大博士熊长云所言：“根据《宋史》，司马光砸的是‘瓮’不是‘缸’。缸是敞口，瓮是小口，形制不同，小孩若身高不够，的确很难施救。这正解释了司马光不捞人直接砸瓮的合理性。马未都是古器物专家，以后世讹传的‘缸’，去质疑‘司马光砸缸’此事之不真，显然入了‘累层古史’的‘瓮’。”马未都认为没有实物作为佐证材料，这个故事便有可能是后人伪造的，这无疑是近代以来“疑古派”学术理路的延续，认为“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顾颉刚语）。然而随着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为代表的古史新证的重建，学术界逐渐走出了“疑古时代”。所谓“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王国维语），一味地疑古，走到了极端，便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本来意义。

资料图 

其实，即便是古史辨的先驱者——胡适后来也曾说过：“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罪疑惟轻’亦是此意。贤夫妇想能同此意也。”“所以我常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傅斯年也曾指出：“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之说。”如果严格地按照这种实证主义的求是态度去研究历史的话，其本身也不会出现后来疑古派的那种矫枉过正的流弊。但不幸的是，从日本东洋学者的“尧舜禹抹杀论”到中国本土学者的“大禹是条虫”，中国上古史已被历史虚无主义的怀疑论解构得一无是处。以冷峻的眼光审视本民族以往之历史，既无“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又乏“温情与敬意”（钱穆语），现代学术“价值中立”的准则尚且没有做到，便已对中国古史做了“有罪推定”的观念预判。俗话说：“证有易，证无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西哲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对于可以言说的事物，我们必须要说清楚；对于不可言说的事物，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则更明确指出：应该以“证伪”原则，而非“证实”原则，作为检验科学理论真假性的判断标准。而不具实验性的人文学科，无疑更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对于古代的历史文化，如果有确凿的资料可以证伪，我们自然要纠正之前的错误；但如果只是做凭空的猜测，那不是无端地惹是生非，就是刻意地哗众取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