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盘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最终结局

2016-04-21 00:59 凤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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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上海因病去世。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后一名去世者，文革中这个小组一度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组员无一例外都在政治运动中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与部分中央文革成员合影左起：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毛泽东、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决定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包括：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文革小组曾补充华北局郭影秋、东北局郑季翘、西北局杨植霖、西南局刘文珍作为组员，但据郭影秋回忆，他们四人只是作为各个大区所派的代表列席会议，并非“中央文革”的成员。因此下文只盘点中央文革小组14名核心成员的人生沉浮和最后结局。

“保守”的老干部

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排名第二的副组长，上任后不到7个月即被打倒。据其女儿王晓平回忆：“（父亲）当时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思想上毫无准备，感情上无法接受，行动上无法与康生、陈伯达、江青合拍，以致江青等多次到毛主席面前告状，说王任重另搞一套、架子大，与她对着干，干什么事情都不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商量等等。”

于是，1966年12月16日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江青对王任重发动突然袭击，诬陷他是“保守组织”的“后台”。事后又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判王任重，并突然宣布要王任重回湖北去，把他赶出“中央文革”，同时还唆使北京“三司司令”蒯大富派人去湖北揪斗王任重。

王任重被打倒后，以“CC特务”的诬名身系冤狱近8年，直到1975年被放出来，但仍被放在陕西武功的西北农科院监管。1978年王任重恢复工作，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年底，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年3月至1992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王任重被冲击之后不久，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文革中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又被突然打倒。1967年1月4日，江青伙同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东边会议室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王任重的“黑后台”。此后，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的“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陶铸被监禁在中南海里，失去了自由。造反派还经常拉陶铸出去批斗，让他备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一次，陶铸头上被造反派一拳打了个肿血泡，回家后他愤慨地对夫人曾志说：“老子要是不相信共产主义，就跟他们拼了！”

1968年陶铸患上了胆囊癌，1969年10月被强令疏散到合肥。中办领导汪东兴与陶铸夫人曾志谈话时说：“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曾志与陶铸商量后，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要曾志陪同，自己去合肥。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孤独地去世，遗体以“王河”的化名被秘密处理，身份为烈性传染病人。

同样在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排名第三的副组长刘志坚也被突然打倒，他被打倒的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刘志坚执行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嘱托，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斗陈毅的大会。在跟学生代表谈话的过程中，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学生代表随即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并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

1月5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萧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萧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冒着严寒去了国防部。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

1月8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刘志坚被错误关押、批斗、审查近八年之后，1974年9月29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被解放出来。1975年3月至8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

其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等职。1979年春，刘志坚参与指挥了昆明战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及战后的优抚、表彰、总结工作。刘志坚于2006年3月11日19时5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王任重、陶铸、刘志坚长期在地方、军队工作，被调进中央文革小组后对中央发动文革的意图不理解，对江青等人在文革中的做法不支持，客观上成为打倒“走资派”的挡路石，因此成为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第一批淡出者。

跟不上形势的组员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

刘志坚被打倒后，其下级谢镗忠也被赶出了中央文革小组。谢镗忠与小组中因“左”而受赏识的秀才们不同，他在文革前担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因为与刘志坚一同参加了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陪着江青看了30多部电影、3场戏、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才与江青有了交集。因此，当他的上级、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之后，谢镗忠也成为小组成员，又在刘志坚被打倒后遭到迫害。

尹达可能是最早被指为犯了“路线错误”的小组成员。文革前，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尹达，以历史所为阵地，组织了一个“史绍宾”（即“史学界一哨兵”）写作组写文章批判翦伯赞、范文澜等“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开始后，尹达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召集“史绍宾”写作组得力干将，在《人民日报》抛出了长达一万六千余言的文章《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给了命悬一线的吴晗最后一击。

然而，尹达以历史所是“红色堡垒”自居，压制历史所内的群众造反运动，最终被中央文革所抛弃。关锋、张际春按照陈伯达和康生的指示，为历史所的造反派平反。9月初，戚本禹来到历史所与造反群众谈话，被问及尹达怎么定性时，戚说：“也就是路线错误，在他的问题上，不要为之过甚。”之后，尹达就被揪回历史所，与中央文革断了关系。

1979年，尹达被推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80年被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后曾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在戚本禹看来，原《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与尹达一样，也是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犯了“路线错误”而离开中央文革。

在穆欣本人看来：“由于阴差阳错，我被卷入斗争的旋涡。尽管对这场‘大革命’‘很不理解’，当时还是努力‘紧跟’的，却总跟不上趟。因此，我在‘中央文革小组’里经常遭到江青这个迫害狂的粗暴指责和忌恨，总说我‘跟不上’，一直被她视作眼中钉。”1967年1月17日，造反群众贴大字报“揭发”穆欣辱骂江青、反对林彪等所谓的“罪行”。第二天，穆欣被迫回到《光明日报》社接受群众批斗，之后不再参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内部的工作。

1967年9月6日凌晨，穆欣被绑架离家，1968年关进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5月14日放出。据穆欣回忆，他在秦城监狱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和药物的毒害：“从进秦城不久直到林彪垮台，前后将近4年，他们经常连续给我服兴奋剂。每月总有10至15天，什么时候都很兴奋，昼夜都不眨眼，毫无睡意，也无特殊疲困的感觉。他们这样做，意在毁坏我的头脑，不但影响记忆力，还可能导致不能再写文章。”

文革结束后，穆欣获平反。于1979年12月调任外文局副局长，1980年7月兼任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1984年4月离休，2010年9月3日因病去世。

被解决的三大“笔杆子”

“保守”的老干部出局，跟不上形势的三位组员被打倒，剩下的则是清一色的“左派”阵营，然而好景不长，中央文革的三大笔杆子：王力、关峰、戚本禹很快遭到“解决”。

王力在文革中捅的“大娄子”无疑是著名的“七二○事件”。由于王力、谢富治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讲话支持该派主张，把“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这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愤慨，令武汉局势急剧恶化，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

关锋在“文革”中干的大事，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并主持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这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了极大的混乱。

1967年8月，毛泽东指示杨成武记录下了这样一段话：“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周恩来布置召开了一个中央小型碰头会，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将王力和关锋带走“请假检讨”，同时，让戚本禹停职写检查。但此后，《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群起攻击戚本禹，不久，戚本禹也被宣布“请假检讨”，被直接送到秦城监狱。

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1967年10月，一起被转交给北京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又一同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并被开除了党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关、戚”三人被重新审理，王力和关锋仍被开除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

王力1982年1月28日被释放后，先被安排在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后迁居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他的口才仍然很好，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患胰腺癌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后来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不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他都回避不谈。2005年春，关锋逝世。

庐山会议“老夫子”陨落

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陈伯达的手下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被打倒，陈日渐孤立，不断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排挤。在中共中央，其地位日渐被张春桥取代。江青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他，连康生都嘲讽这位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是“乌龙院院长”。

孤独的陈伯达为寻找“盟友”与林彪一拍即合，但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却犯了大忌。

在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附和林彪大谈“天才”论，并在中央委员中鼓动要设国家主席，最终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以《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终结。会议闭幕后，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1970年10月18日，陈伯达被正式拘押。可直到1976年9月，陈伯达才被正式逮捕，并于1980年11月20日与“四人帮”一起站上被告席，面临公开审判。陈伯达获刑18年，刑期从1970年10月18日开始计算，刑满之日为1988年10月17日。

1981年8月5日，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1989年9月20日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京。随后，陈伯达以原名“陈建相”被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

最后的审判

1975年12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北京病逝，至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只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活跃于政坛。

毛泽东去世后，由于“四人帮”抓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1976年10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联同中共元老叶剑英、李先念，在汪东兴的协助下，宣布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一直拘押在由八三四一部队管辖的地下工程内，后被移交给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1980年9月29日，五届人大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在起诉书中，已去世五年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位列第三。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与此同时，康生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历史的审判。康生的骨灰也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

1981年1月25日上午9时，北京正义路1号特别法庭进行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最后宣判。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江青于1983年1月25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获保外就医。1991年5月14日，她在北京居住地自杀身亡。

张春桥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因患癌症病亡，终年88岁。张春桥死后十九天，新华社发表了他病亡的消息。

姚文元1996年1月刑满释放，出狱后隐居上海和浙江湖州。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74岁。

参考文献：

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霞飞：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和取消，《党史博采·纪实版》2012年第01期

王晓平：红星照耀的家庭，中共党史出版社

赵庚：“文革”初期的陶铸

孟祥才：“文革”历史绕不开的戚本禹：打倒刘少奇的幕后推手

穆欣：穆欣自述：“文革”蒙冤记，《各界》2015年第9期

穆欣：我是秦城监狱6831号犯人，《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