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点不只两个亿：从曾巩《局事帖》看宋代官场与高考

曾 巩

日前，在某专场拍卖中，一幅名为《局事帖》的宋代书札被买下，竞拍价加上佣金，总成交价高达2.07亿元。

《局事帖》是北宋文学家曾巩晚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这封信内容很短，但是信息量巨大。今天就让我们从这封信出发，窥探一下大宋王朝的官场生态和考试制度。

壹

《局事帖》

曾巩的“抱怨”：接替我的人怎么还不来？

曾巩在这封信中写道：

“局事多暇，动履禔福。去远诲论之益，忽忽三载之久。跧处穷徼，日迷汩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去受代之期虽幸密迩，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夕望望。果能遂逃旷弛，实自贤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宣。巩再拜运勾奉议无党乡贤。二十七日，谨启。”

上面这些话文绉绉的，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翻成白话文大概是这样的：

“如今的官场人浮于事，闲暇很多，我在这里祝愿您吉祥如意，永远幸福。跟您离得远，好久没有聆听您的教诲，时间眨眼即逝，咱们已经有三年没见过面了吧？我在这个偏远荒僻的破地方任职，每天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琐碎工作，这真不是我想干的啊！虽然朝廷有调我回京的计划，可是接任的人姗姗来迟，到现在一点儿消息都没有，我只能在这里朝夕盼望。如果真能离开这个地方的话，那不是因为我运气好，而是得益于您这位贤者的努力帮忙。我估计今年夏秋之交应该可以办好交接手续，进京接受新的工作，届时我会从您的家门口经过，并通过您的下人向您致谢，这样才能把我对您的万分感谢当中的一分给表达出来。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升迁顺利，别的就不多说了。曾巩再次向运勾奉议无党乡贤致敬，写于二十七日。”

在信的末尾，曾巩向“运勾奉议无党乡贤”致敬，说明这封信是给他一个老乡（乡贤）写的。“无党”应该是这位老乡的号（古代士大夫除了名字还有号，如苏轼号“东坡”，陆游号“放翁”），而“运勾奉议”则是这位老乡的官衔。

“运勾”是“转运使司勾当公事”的简称，这是在转运使手下做高级文秘工作的官职，相当于省政府副秘书长。“奉议”是“奉议郎”的简称，属于北宋文官三十个级别当中的第二十四个级别，相当于八品官。据《宋史·职官志》，“运勾”这一官衔出现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以后，“奉议”这一官衔出现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以后。另据《曾巩年谱》，元丰三年时曾巩正在沧州当市长（知州），到了元丰四年（1081年）他被神宗皇帝调回京城。我们结合信中提到的官衔以及曾巩自身的履历，可以推断出这封信一定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在这一年，曾巩已经六十二岁，已经连续在地方上当了十二年州县官，他渴望回京任职的心情是非常强烈的。

贰

曾巩出身

与王安石是近亲，欧阳修也赏识他

既然曾巩渴望摆脱地方工作，那他为什么不通过正当程序向朝廷提出申请，而是拐弯抹角向一位官衔比他还要低的老乡求助呢？事实上曾巩并不是没有提出过申请，只是朝中大臣正在闹党争，掌权的一派大臣不想让他进京任职，所以他只能通过私人关系“走后门”，靠自己的朋友圈来达成愿望。

我们知道，宋朝的商业虽然繁荣，虽然已经出现了市民社会，但它毕竟仍处于专制体制下的农业时代，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每个人都摆脱不了人情请托，而且大家在请托方面的资源和机会并不均等。

以曾巩为例，他就拥有普通人难于比拟的家庭背景和官场人脉。

他的祖父名叫曾致尧，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的进士，官至两浙转运使，相当于省长。他的父亲名叫曾易占，是宋仁宗（1024年）的进士，官至节度推官，相当于地方法院院长。他的生母姓吴，出身于淮南望族，同时也是大政治家王安石的亲戚——王安石的外祖父吴畋就是曾巩母亲吴氏的亲哥哥。吴氏死得很早，她去世以后，曾巩的父亲又续娶朱氏，这位朱氏同样出身于淮南望族，家有良田三万亩，巧合的是，她跟王安石也是亲戚——王安石的第二个妹妹嫁给了朱氏的堂弟。

祖父是高干，父亲是高干，生母和继母也都出身高贵，曾巩小时候自然能享受到相对优裕的生活环境，自然能接受相对优良的启蒙教育。按《宋史·曾巩传》记载：“（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一生下来就很聪明，识字特别早，记忆力特别好，几百字的文章读一遍就能背下来，十二岁就能写出格调不凡的议论文，十八岁时就声名鹊起，并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赏。您瞧，精英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这么牛。

曾巩，局事帖，镜心水墨纸本，29 × 39.5 cm

叁

科举考试

录取率极低，就算考生通过了也未必能做官

出身于精英家庭的孩子不但在所受教育上比普通孩子有优势，而且在科举考试和公务员选拔考试当中也比普通孩子占便宜。

曾巩的父亲曾易占一生结过三次婚，总共生了六个儿子，即曾巩、曾晔、曾牟、曾宰、曾布、曾肇。这六个儿子当中，除了曾晔，另外五个都考中了进士。最令人惊奇的是曾巩考中进士那一次，他带着弟弟曾牟、曾布和堂弟曾阜，以及妹夫王几和王无咎，六个人同时参加由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居然一个不落全考中了。

宋朝科举考试并不容易通过，据北宋大臣上官均《上哲宗乞清入仕之源》一文描述：“今科举之士虽以文章为业，而所习皆治民之说，选于十数万之中而取其三二百，使之治民，理或可也。”从地方科考到中央科考，从州试、省试再到殿试，平均每次有十几万名考生参加，而最终被取中的只有二三百名而已。录取率如此之低，考生们除了要拼成绩，更要拼运气，像曾巩等六人同时入场，同时考中，这种奇迹从概率上是很难解释的。最符合常识的解释只能是曾巩等人走了后门，或者说他们虽然不走后门，但是主考官欧阳修出于欣赏曾巩的缘故，有意无意地为曾家子弟开了后门。

宋代考生通过了科举考试，并不代表可以做官，还需要再参加一场类似现在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的“关试”。在后面这场考试中，制度上的不公平简直是显而易见的：每名考生都要先获得两名以上在职官员的保举，然后才能进场。前面说过，曾巩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高干，他们家跟王安石又是亲戚，并且曾巩又从小受到欧阳修的赏识，有了如此强大的官场人脉，别说获得两名官员保举，就算要几十个保举都没问题（笔者注：王安石的年龄比曾巩小，但是却比曾巩做官早得多，所以曾巩是有可能获得王安石保举的）。而那些出身于平民家庭的考生就困难多了，他们的亲戚都是平头百姓，去哪里找在职官员保举他们呢？从这个角度看，宋朝的科举考试或许只是在事实上不公平，而宋朝的公务员考试则从制度设计上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

肆

恩荫

高干子弟不用考试也能做官

有的读者可能会提出反例：欧阳修出身贫寒，打小就死了父亲，小时候没钱购买纸笔，他妈妈用苇秆在泥地上教他写字，后来不一样考中进士并做了大官吗？这说明平民子弟还是有机会的嘛!

没错，平民子弟并不是一点儿机会都没有，只是跟官二代们比起来，他们的机会实在太少罢了。并且我还要纠正一点，欧阳修虽然出身贫寒，但他跟曾巩一样属于官二代，他的父亲欧阳观也做过官。欧阳观死后不久，欧阳修就跟着母亲投奔了做官的叔叔欧阳晔。欧阳修长大后还曾被大臣胥偃看中，做了胥偃的女婿，当他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岳父胥偃正是他的保举人之一。我们试想一下，假如欧阳修的亡父和叔父都不是官员，假如他没有碰上一个做官的岳父，他极可能像大多数平民子弟一样下田劳作，而永远失去读书考试入朝为官的机会，宋朝的教育环境和官场生态就是这么不公平。

事实上，许多官员子弟即使不参加考试，也一样能获得做官的机会。比如说曾巩的祖父是大官，所以曾巩的父亲在中进士之前就已经做了两任公安局长（县尉）和一任法院院长（司法参军）。再比如说陆游的父亲陆宰是大官，所以陆游十二岁那年就有了一个“登仕郎”的官衔。

因为父亲为官，所以儿子可以免试为官，这在古代中国叫做“恩荫”。两宋三百年，平均每年通过科举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做官的人是361名，而通过“恩荫”这一渠道做官的却有500名。再以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为例，该年吏部选官38864名，其中考试选官10923名，只占28%，而恩荫授官却多达22116名，占了57%（剩余的官员名额通过捐资购买和吏员提拔获得）。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宋朝官二代做官有多么容易。

过去有学者为曾巩作传，说曾巩年近四十才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后又多年在地方任职，想做京官时只能向熟人请托走关系，堪称“仕途坎坷”。其实跟绝大多数平民子弟比起来，曾巩已经是相当幸运了。您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