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罗锦堂：海上归来话斯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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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国学专访罗锦堂（丁梦钰/摄）
【导言】5月29日中午，90高龄的罗锦堂结束了为期半个月的湖南之行，告别妻子的故乡，告别长沙的旧友新朋，踏上了回夏威夷的归程。送他去机场的路上，新收的弟子徐天舒女士问罗老此行最深的感触，老人说：“很惊奇，没有想到湖南这样好，文人学士这样多，而且都还很年轻。湖南的地气很旺。”
长沙与夏威夷，时差18个钟头，飞行需20多小时，可谓关山万里，海天相隔。送别他的朋友在黄花机场抓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微信群里，引起一片唏嘘不舍。60多年旅居海外，已成异乡之人。耄耋之年第一次来到妻子的故乡湖南，访旧，拜祖，讲学，了却爱侣遗愿，老人内心或许悲欣交集，旁人闻此亦有泪盈眶。
罗锦堂先生回湘全程，在湖南本土媒体和微信朋友圈中掀起一场“五月旋风”。每天，关于他的动态，都会以图文甚至视频直播的方式刷屏。就笔者耳闻目睹，其实从酝酿此行到老人尽兴而归，各方热心人士的筹办过程，前前后后至少大半年。期间古道古风，历历在目。
促成这段佳话的湖南媒体，尤以湖南日报、新湖南、华声在线为要。凤凰网国学频道亦幸与其中，受益良多。分别当日，笔者没能去机场送行，只在专为他而开的“锦堂汇”微信群中献上拙诗一首。尽管我知道老先生现在还能每天开车，从家中前往夏威夷大学的校园健身读书，但未必会用微信看这些文字：
客从海上来，故园安在哉。
蓬门何处觅，山色一时开。
蝶梦翻新轴，遐龄践古台。
曲传湘水畔，文识马王堆。
策杖衡云道，停车岳麓槐。
煮茶吟翰墨，展卷激风雷。
耄耋还妻愿，嶙峋砺楚材。
挥杯由此去，万里共徘徊。
其实，就学界而言，罗锦堂先生并不是那种至今仍活跃在最前沿的学者，他的名字与学问，大多数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人不太知晓。不过，此行从开始即引发媒体及国学爱好者的关注，成为一件轰动湖南的文化事件，我想最感性的原因是这位90高龄的老人不远万里为妻还愿的行为，还有他那阴差阳错的求学经历、华丽丽的师友圈。这位经历过民国私塾和完整现代教育的老人，最好的年华遭际了江山鼎革、背井离乡和孤悬海外，治学涉及到甲骨文、古典文学、思想史、佛学等领域，又幸运地与于右任、张学良、傅斯年、胡适、台静农、钱穆、李方桂等名流有着深厚渊源。其阅历之丰富，足以出一部厚厚的回忆录。
换句话说，罗锦堂湖湘之行，成就了一段“客”（罗老及其家人）与“主”（负责策划并接待罗老的湖南各界朋友）相互感动的佳话，更像是一场大众亲近国学的欢宴。这位从海上归来的耄耋客，也让故园后学有了一次亲炙国学、亲近国学的机会。回想过去二三十年间，无论“客”从海峡那边来，还是从大洋彼岸来，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
5月25日，笔者与湖南日报《湘江周刊》主编、文艺评论家龚旭东、“新湖南”记者李婷婷等好友，在陪罗锦堂老先生共进晚餐后，联合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特将专访内容原貌辑录如下，以飨读者。（文/柳理）
美国夏威夷大学名誉教授罗锦堂接受凤凰网与湖南日报联合专访（丁梦钰/摄）
罗锦堂与凤凰网国学频道主编柳理、湖南日报《湘江周刊》主编龚旭东等人合影（丁梦钰/摄）
1980年回故乡陇西 好朋友一见我还躲起来
凤凰国学：罗先生，看到您这么健朗，我们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一次来确实很不容易，从那么远的地方到湖南来，然后这一路安排的内容也非常丰富。这段时间我刚好在北京出差，但是一直带着您的这本诗集——《行吟集》。在旅途中我看到一首诗特别的感动，是您写的《忏悔记》，您在这首诗里，是在一直反省自己的人生吧。
罗锦堂：对。
凤凰国学：您能否帮我们先读一下？可以吗？
罗锦堂：好。可以。
罗锦堂先生读诗（丁梦钰/摄）
《忏悔记》
我爱放、牛羊山坡，
我爱看、社火秧歌。
我爱骑骏马、驰骋在草原上过，
我爱独沉思、终日在岩石上坐。
我爱写新诗、不受束缚，
我爱画蝴蝶、舞姿婆娑。
我爱唱崑曲、腔学水磨，
我爱摹甲骨、笔扫龙蛇。
我也曾、磨砖作镜无结果，
我也曾、入海算沙费力多。
我啊我！
把大好时光空蹉跎，
青春不再急如火。
从今后：
拜观音勤读经卷，
持数珠口念弥陀。
南无呀！
南无！
南无阿弥陀佛！
凤凰国学：谢谢您！不过我好像没感觉到您在这中间的忏悔，感觉更多的是您的人生际遇，就像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虽有坎坷，但更多的是释然。您在诗里面也提到了您的求学经历，包括对人生的很多感悟。我觉得这些是我们晚辈后学应该向您讨教的地方。当然，每一个出去的人，异乡人，心里都有一个家园的梦。那么您这一次回到国内，来到您夫人的故乡，和您当年回到陇西，有什么不一样？
罗锦堂：不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回到陇西，是一九八零年，当时一般的朋友、亲戚好像情绪都比较紧张。那个时候的人都是很紧张的，甚至我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一见我就跑掉了，躲起来了。后来有些朋友躲起来，我就主动去找他们，我说现在时局完全改变了，你们不要怕。我还劝他们，因为他们也搞不清楚。
但是这一次回来，非常轻松，见到的人都是嘻嘻哈哈。这次我到湖南来，感觉很不同，好像是一水儿的太平盛世，到处充满着活力。我这次能来也是感觉到特别高兴，我太太的家乡原来这么美好，可惜在她活着的时候，我没有来过。
凤凰国学：从一九八零年到现在，中间有多少次回国？
罗锦堂：从八零年回来之后，过了三四年我又回（陇西）去过一次，回去一次就是祭祖。之后再就没有回去过。大概可能明年会回去，因为明年我毕业的中学是八十周年校庆，我可能回去。
凤凰国学：我明白了。从您离家去台湾读大学，到您第一次回老家，应该隔了有三十多年。
罗锦堂：对，三十多年。
凤凰国学：我看到您写的一首诗，《忆亡父》，是回忆您的父亲的。里面也用到了《诗经》中“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那个典故。这样的感觉您有多少年？（编者注：漫天风雨话平生，话到平生多苦辛。短褐不完难蔽体，三餐未饱易伤神。家从破后常为客，名到成时倍思亲。陟岵吟来伤永诀，倚门谁念远行人。——罗锦堂《忆亡父》）
罗锦堂：因为《忆亡父》这首诗，是我在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写的。大概是一九七一年。
凤凰国学：那个时候知道您的父亲去世了？
罗锦堂：那时候我还在香港找医生，给他开方子买药给他寄回去，延迟了几个礼拜就去世了。
凤凰国学：这一首我看了非常感动。您是1949年去的台湾，当时想过能够很快回大陆吗？
罗锦堂：没有。那时候回大陆的谣传很多的，经常有人说“我们明天就能回大陆了”，像这样做的宣传。但是真正的回去，我们想不到，不敢预测。
凤凰国学：那当时也没想到就这么意外的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和故乡？
罗锦堂：没想到。我以为第二年就可以回家了嘛。回家后安排自己的事情，可以很好的生活。结果那么多年也回不去。
凤凰国学：八卦一下，您去台湾前，家里有没有给您定个亲事？
罗锦堂：有啊，很多，当时我达（编者注：甘肃方言“父亲”）跟我说实在太多了，我去给你定一个好了。我说你定的又不是我定的，就没有再说了。
于右任赠罗锦堂照片
罗锦堂结婚时于右任担任主婚人
与于右任先生交往：西北人出头的少 所以他要拼命提拔
凤凰国学：那后来知道自己回大陆无望后，有没有一种“孤臣孽子”的感觉？
罗锦堂：有，当然有，就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大陆，那种感觉。
龚旭东：于右任先生有跟您聊过这个问题没？
罗锦堂：有，于右任先生希望回去，但他也估计不到什么时候，明年还是后年？当时在台湾买不到软底的布鞋，他就托人从大陆买，然后经香港辗转送到台湾。
凤凰国学：他写《望大陆》那首诗的时候，您在场吗？能不能谈谈您与于右任先生的交往？
罗锦堂：这首诗是他临去世时写的。你要晓得，于右老去世的时候，别人把他的包打开来看，里面没有钱，只有借条，很穷。他们那些官员真廉洁，非常廉洁。一般做大官的，就算不贪污，也可以过得富足，可是于右老把钱都送出去了，遇到需要的人，他就送出去了。
我记得我要结婚的时候，我没钱，但不结婚就不能出国。他就说你住我那去，我在山上有个别墅。我说不行啊，住山上吃饭怎么办，他说我叫司机给你送来啊。我说偶尔送可以，天天送太麻烦了，不好意思，不能接受这份好意。
他很大方，所以找他要钱的人很多。一次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叫我去嘛，我就去。结果门卫拦着不让我进去，说你是不是要钱的？我说不是。门卫又问我是不是来找事情，我说也不是。门卫说你不是来要钱又不是来找事情，那你找院长干嘛。我说院长请我来的。门卫说院长请你来？不相信，不让我进去。不让我进去我就走了。
过了几天他们派人过来找我，说院长等了你一晚上，你怎么不去？我说我不去，门卫不礼貌。后来于右老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去，拿着他的名片，我就去了。
这次就不同了，于右老听说我去了，连拐杖都没有拿，就跑出来，跑出来就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说你扶着我进去。我就扶着他进去。就这样，我们第一次见面，谈家乡的事情，谈得很高兴，因为他的母亲是甘肃人，他自己是陕西人。他要我每个周六晚上去他家，于是我就每个周六都去。因为这样，很多人向他求字都是经过我，我自己反而没有。
凤凰国学：您当时是二十几岁？
罗锦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一开始我不肯去，有人跟我说，于右老那么大年纪了，几次三番请你去，你怎么不去？我说我不去。人家就说，他那么大年纪了，总不能拄着拐杖到台大宿舍来请你嘛。这句话让我感动了，我就去了。不然我不肯去的。
凤凰国学：现在回头看，当时于右老对您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那么欣赏，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罗锦堂：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我们西北人能够出头的太少了。西北人里面能够有一两个能够稍微好点的，他就要拼命提拔。他跟我说，你毕业了想到哪里去？意思是我随便到哪去他都可以帮我。我说我哪都不想去，我还要念书。后来他就硬要送我到日本去，说日本人做事情很踏实的。我说我想到法国去，他说去法国我没有钱，去日本的话我可以介绍日本的首相、我的朋友来照顾你，到法国去我不认识人。但是我最后还是没有去日本，去了法国。
罗锦堂博士答辩时胡适担任主试官
求学台湾：差点放弃读研究生 也曾一度富过
凤凰国学：关于您的求学经历，陈艳群（罗锦堂的女弟子）也写了很多文章。我看了后感觉您的求学过程也很幸运。
罗锦堂：不幸中的幸运。
凤凰国学：当时您去台湾是孤身一人吗？生活压力大吗？
罗锦堂：是的，非常大。生活上相差得太大。我举个例子吧，我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的家乡在甘肃那么远，没有亲戚，也没有特别的朋友和同学，平时的生活非常艰苦，一天到晚就是做工，给学校做工，打扫教室、擦黑板、图书馆整理书籍啊这些。
龚旭东：学校给报酬吗？
罗锦堂：有，学校给报酬，要不然生活就过不下去。
龚旭东：这个就是后来讲的勤工俭学了。
罗锦堂：就是勤工俭学。现在就不同了，现在的学生都富有得很，一是富有，二是有家长的关心。我们那时根本没有人管，就是自己自生自灭。如果运气好就活下来，如果运气不好或学校把你淘汰了，你就不能读书嘛。或者你害病了，害病也没有特别的保险。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太幸福了，各方面，家庭、保险和还有生活、朋友都比我们丰富得多。所以应该好好地读书，他们环境太好了。
我们那时候读书没钱，就是靠做工。譬如说我考上台湾大学研究生了，因为那研究生太难考了，我记得当时有十六个人考，考取的只有我一个。后来我念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没有钱。
后来我遇到了董作宾先生，他是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就说：你不容易啊，考取了就好。我说我不念了，我要休学。他说，你为什么要休学？别人都考不起，你考取了还要休学？我说我没有钱念，没有钱交伙食费。他就问我伙食费多少钱啊，我说一个月九十块新台币。他说那你在我们《大陆》杂志做校对好了。他办了个《大陆》杂志，他说我一个月给你一百五十块钱，你九十块钱吃饭，别的钱你可以买牙膏、肥皂等生活用品。就这样我就慢慢地稳定了，至少交学费、吃饭都够了。
后来还富了一段时期，因为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到台湾大学来了，那是第一次来，大家就很机密地开会。开完会后，有个教授就偷偷地给我讲说：哎，告诉你，这个哈佛基金会的钱给你了，我们大家开会通过了。我就很高兴。
龚旭东：有多少？
罗锦堂：那有三百美金啊。
凤凰国学：是三百一个月吗？
罗锦堂：不，是一个学期，那比教授多啊。所以那时开始我才有钱买一本英文字典，因为平时查英文字典要到图书馆排队。你还不能查得太多，查一两个字就够了，太多的话别人后面跟着要查。那时买不到字典的。
凤凰国学：那是哪一年啊？
罗锦堂：那是在一九五四年，好像是。我是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五三年受军训，我受了一年军训。
龚旭东：当时博士是几年？
罗锦堂：博士五年。
凤凰国学：所以您的求学经历是很幸运的，非常顺利。当时您找工作在台湾算是比较好找的吧？
罗锦堂：我念了研究所就容易找了，大学部出来很难找。我记得我毕业以后，好多同学跟我说，“我哥哥给我找了哪里哪里”、“我父亲给我找了哪里哪里”，就我这样的人没地方去找。没地方去找怎么办呢？就考试，我就报名考，考试以后就按照志愿分配。如果没有那个就业考试，我可能就找不到工作。找工作都需要“面子”，没有“面子”就进不去。
龚旭东：到（台湾）历史博物馆是这次考试的结果吗？
罗锦堂：到历史博物馆是我念博士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博士学位是四个机关合办的，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还有“中央图书馆”和台湾师范大学。所以我的（博士）学位不是哪个大学，而是（台湾）“教育部”的，我念书领的公费都是（台湾）“教育部”直接发，与台湾师范大学没有关系。
董作宾、台静农、傅斯年（从左到右）
先生们都很穷 台静农在家只能请朋友喝“花酒”
凤凰国学：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从大学开始认识那么多先生，包括于右任先生也好，台静农先生也好，胡适先生也好，傅斯年先生也好，他们这些人，您觉得他们身上有没有一种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在里面？
罗锦堂：他们这些人都是很清廉的。没有一个是有钱的，都很穷，这个“穷”呢是清廉。比如胡适先生，我举个例子，当初胡先生想推荐钱穆先生做院士的时候，钱穆先生的著作有些他还没看过。于是他让人在台北的重庆南路一带找钱穆先生的书，他不用“中央图书馆”的名义买，用他个人的名义买，一点逾越的权力他都不用，这是很难得的。台静农先生更穷，他有儿子女儿要读书，但是过年过节都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台先生自己连好点的香烟都抽不起，抽的是台湾最差最便宜的烟。所以他当时自我解嘲，说在我家里，朋友们经常可以喝花酒。有人说台先生您还喝花酒，他说的我的“花酒”就是吃花生米喝酒。
凤凰国学：傅斯年先生当时在台湾的时候，您跟他的联系交往多吗?
罗锦堂：傅斯年先生我和他交往很多，他还骂过我，哈哈。
凤凰国学：对对，我看过您那篇文章（罗锦堂：与傅斯年“不打不相识” 学费交不起险错台大）。我也感到很奇怪，他那么大脾气，难怪有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学阀”。
罗锦堂：因为当年傅斯年骂宋子文、孔祥熙，把这两个人都攻下来了，大家就叫他“傅大炮”，山东人的脾气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当选了（台湾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他对我就很好很客气，因为我们自治会主席很多事情要经过他，他态度都很好。当时他当校长，我在中文系读书嘛。
凤凰国学：我们现在跟这些老先生隔了半个世纪，看到很多对他们的文字描述，感觉有点像看《世说新语》。您是亲历者，所以我们更想知道您对他们的为人这些方面的观感。
罗锦堂：傅斯年当台湾大学校长时很穷，傅斯年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傅仁轨要从美国到台湾奔丧，没有钱买飞机票，可以想见他们的清贫。又比如说于右老（于右任），去世的时候，他的女儿在威斯康辛，就没有钱买机票回来，硬是没有办法。
龚旭东：傅斯年先生的葬礼上，是您捧的骨灰？
罗锦堂：对，但严格说是我们两个人，一个是他侄儿，傅乐成，当时是台湾大学的讲师或者副教授，一个就是我。当时我们先从傅先生的家里面出来，磕头、烧香。然后傅乐成抱着骨灰，我就跟在后面，走到一半，傅乐成停下来，把骨灰交给我抱到墓园。分两个阶段，傅乐成代表家族，我代表学校，分两个阶段。
凤凰国学：如果说让您来回顾一下，从本科到博士，这段时间教过您的老先生，对您有知遇之恩的，您觉得有哪几位？
罗锦堂：最接近的我想是郑骞（郑因百）先生，我的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他指导的，这是经常接触到的。当时系主任台静农先生，我们更是经常接触，什么事情都找他。另外还有比如说，董作宾先生，他在我们系里开古文字学课，所谓古文字学也是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所以也是经常有接触，而且他们对我都很关心。
比如说，我给董作宾先生画过蝴蝶，就盖了我的章子。然后他说，你这个印泥还能用吗？我说我在街上买的印泥，他说，你拿个盒子来，我的印泥是掺了黄金做的，很贵很贵的，我给你分一点。然后我就拿了个万金油的盒子去，他说这个怎么行，这么一点点！我说那我就没有了，我一个学生去哪里找盒子。他就自己找了个大一点的盒子，把印泥分了我一点。
台静农先生也是，我的章子是个木头章，台静农先生一看，说这个章子怎么能盖！他说你把印章磨掉，我给你重刻。所以我用的章子就是他给我刻的。当时我说我不会磨，他说你找个砂纸磨吧。我说我一个学生上哪里找砂纸。他说好好，我给你磨。你看那时候老师们都这样关心我们。
凤凰国学：您谈文学、佛学多，您的回忆文章谈与这些先生的交往也很多，却很少谈政治，是天生厌恶政治还是更加倾向文学本身呢？
罗锦堂：有的人和政治走得近，应酬多了，你不去应酬别人，别人也请你啊。如果你干脆不接近的话，那就没有事，能专注于自己的事，所以我很少接触（政治）。
凤凰国学：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那时候的政治氛围也很浓，对社会的管控、意识形态的管控还是很严的吧。像您这样沉浸于文学或者某一个学术领域，是不是一种全身之法？
罗锦堂：也不是，那时候台湾的戒严那么严格，但我们一点都不怕。为什么呢，我心里面还是光明正大的。我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也不会巴结任何人，光明正大地活着，心里面没有内疚，所以什么都不怕。
凤凰国学：但在政治高压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可避免要被政治干扰啊。台湾没有哪个教授受到这种影响吗？
龚旭东：台静农先生呢？
罗锦堂：台静农先生在大陆受到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他和鲁迅的关系，他也坐过牢，因为他老是写文章，在鲁迅办的杂志上他老是写。
凤凰国学：他后来还是受了一些影响吧？
罗锦堂：受了，所以台先生后来和我们介绍的时候，他说“我是台湾的台，台湾的一个很安静的农夫”，表示他已经怕了。台先生和他的父亲通信，都是我转的，我在香港大学的时候给他来回地转。
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从左到右）
凤凰国学：再说说您的老师董作宾先生，他是不是一贯的好脾气？
罗锦堂：是的，他脾气非常好，从来不发脾气。
凤凰国学：好像他一直是个老好人，所以经常被傅斯年他们“欺负”吧？
罗锦堂：对对，其实傅斯年他是山东人脾气，也不是故意找你麻烦，只是不高兴的时候就和你“搅”起来了。董作宾先生最早不是做甲骨文的，他最先是搜集民谣的，他在北京大学研究所的时候，快放假了他就拜托学生们回家了之后搜集几首民谣来。那为什么他后来走上甲骨文的路子呢？因为刚好在河南发现了甲骨文，要发掘，他就代表中央研究院过去，因为他是本地人嘛，这就开始接触了。因为第一手资料都在他手上，别人拿不到，所以就这样董先生在这个领域出名了。傅斯年先生他们瞧不起董先生，是因为他开始不是做甲骨的，是做民谣的。
凤凰国学：就是说有一种科班之见？
罗锦堂：对，这个是有的。
龚旭东：您和董作宾先生是很好的关系。董作宾先生研究甲骨文是很有名的，应该说甲骨文在近代学术史上是个显学，那么，您这批学生跟着像董作宾先生这样的大家学习甲骨文，有障碍没有？董作宾先生是怎么样教甲骨文的？
罗锦堂：哦，是这样的。他教的话，先是讲解，讲解以后就每个人发一张甲骨文的照片，拿张玻璃纸或透明纸先摹、写，写了以后，然后他看上去摹得好了，然后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几个字是什么字，然后就是认字。认完了以后，他就把能够凑成一句话的给写出来了，写几句诗，或者几句颂话，看这几个字可以这么画。所以我写的甲骨也是慢慢地一个一个地画。
龚旭东：这个临摹是用毛笔还是钢笔？
罗锦堂：毛笔。透明纸用毛笔。
龚旭东：再问一个书法上的问题。因为毛笔讲究用中锋，但是甲骨文的书写。我看您也学过甲骨文的书写，甲骨文的书写有时候是用偏锋。在书法的书写上，写甲骨文和写其他书法有什么区别？就您的感受。
罗锦堂：我的甲骨文是用红笔写的。原因呢，甲骨文里面的有些字，用红笔写好了准备刻，但他忘了刻，或者人去世了，那个红笔还在。所以我一看蛮好看的，就用红笔写了，是这样的。
龚旭东：写甲骨文和写其他书法有不同感觉吗？
罗锦堂：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甲骨文它的格式不一样，每一个朝代的甲骨文有的是粗枝大叶的，有的比较细致的。我写的甲骨文都是描写武丁时期的。武丁时期的比较秀一点，董作宾先生也是研究武丁时期的好一点，别的线条都粗一点，不好看。
凤凰国学：您觉得现在甲骨文的研究大陆和台湾的水平有很大的区别吗？重心是不是到了大陆？
罗锦堂：有，大陆资料比台湾多。我记得国民党快要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去的时候，有一个江苏省的主席姓韩，名字我忘记了，他到台湾的时候就穷了。他把自己藏的甲骨文，很大的一块，托我，也不是直接托，而是间接托。他托一个我认识的江苏人，说“你写甲骨文的，我这有块甲骨文的材料你要不要？”我说买不起，他说“那你看看，这是江苏省主席的，他现在要卖”，我一看很宝贵。刚好那个时候有个画家曾厚熹，是曾国藩后代，曾厚熹来到台湾，他有钱啊，他是个画家嘛，我就问他，有甲骨文要不要？他说要。我告诉他说要多少钱。他说多少钱没关系。一下子就把这事情做成了。但这种材料在台湾很少，可是中国大陆多。还有继续发现的。
1959年从北京去了十几二十个人去夏威夷大学，开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大会。有一次我请他们，冯友兰先生也去了，冯友兰啊，董作宾先生的助教，现在当了大教授了。还有个台湾的李霖灿，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他是研究摩梭文的，云南的摩梭文，但他也研究甲骨文，甲骨的材料少，摩梭的材料多。他编过一个摩梭文字典。大陆这边甲骨文的材料多，所以研究甲骨文的水平应该要超过台湾。
罗锦堂在长沙谈“光明地活着”
更愿意给中国学生讲中国文化 光明地活着就不黑暗
凤凰国学：后来您学成之后，辗转工作了好几个地方才落脚到了夏威夷。您现在看，有没有孤悬海外的这种漂的感觉？
罗锦堂：我觉得没有，至少我没有，我到夏威夷大学一直没觉得有。夏威夷华人很多，当然华人并不都研究中国文化。
凤凰国学：您怎么会到夏威夷大学讲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呢？
罗锦堂：选课的人大部分是读博士学位的，硕士学位的也有，大学部的就没有了，我不开大学部的课。我在香港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终身教授了，所以我就不怕没有后路。当时夏威夷大学请我去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是讲中国文学的，我不是用英文来教中文的，因为一般都是学了英文才学中文嘛，所以你要请我去，规规矩矩，讲什么我就用中文讲。他就说你不用教大学部的课了，只要教研究院的课就行了，我说可以，我就这样来了。
龚旭东：您在研究院里面，华人学生多还是外国学生多？
罗锦堂：美国的多，别的大学来的也多。
龚旭东：您在教美国学生或者外国学生的时候，您感觉把中国文化传递给外国学生有没有障碍？他们接受得怎么样？
罗锦堂：没有障碍。我最初在教中国文学史，就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文学博士，他也是拿到了中国文学博士，在我班上就是旁听一年。后来像威斯康辛大学、布鲁克林大学也有学生来，这些学生完全是讲中国话，没有任何的隔阂。
龚旭东：在您的内心深处，更愿意给外国人讲中国文学，还是更愿意给中国学生讲中国文学？
罗锦堂：当然是给中国学生了。因为中国学生了解得比较多，外国学生才打进这个范围，我们就帮他们忙，怎么做研究。当然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生，也有理解很深的。我记得我在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两个美国来的博士，他们就是专门来听我的课。有一个美国人也写诗，后来他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去了，另外有一个也会写诗的，写诗写得不错的，美国人，取了个中国名字，姓李，去年我还碰到他，现在他在澳大利亚教书。
凤凰国学：我看您自己写了很多的诗词曲，用中国古典的诗词体裁来言情或者言志，您觉得这种表达方式会不会在若干年后消失呢？
罗锦堂：我写这些诗啊，都是传统的比较多，但我也喜欢写很自由的。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中国诗歌应该走上什么道路》，写出来后也有反响，有人说，你这个文章写得很好，为什么不用你的真名字？我说我就想让大家看，我写的对不对。我是批评这些旧诗，旧诗现在不能写了，我也写了好多，但是我更关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比如押韵的问题，现在押韵有什么用？南北方言都不一样，你的押韵，我的不押韵，所以我就反对去拘泥于平水韵。我那篇文章写了新诗应该走的方向，就是应该改革。
凤凰国学：如果这些古体诗词没人写了，您不觉得很可惜吗？。
罗锦堂：不是不写，而是改良，改变方式。过去写古体诗是因为从小要考试嘛，现在不用考怎么写古体诗了，为什么一定还要去平平仄仄的？可以放开来写嘛。
龚旭东：您在九十寿诞和“人生的究竟”的演讲以后呢，您说了一句“光明地活着”，已经变成名言了。您一直在说，我要追求真理，关于佛学，也是要追求一个真理，那么您觉得这个真理是什么？
罗锦堂：为什么我说求真理呢，因为一般的人容易活在黑暗面。所谓的“黑暗面”呢，这里分两种，一种是他和社会格格不入，那就是活在黑暗面；另一种人愤世嫉俗，也是活在黑暗面，所以这两种人是不能光明正大地对着朋友、对着社会。如果这两种你都没有了，该笑就笑，该发脾气就发脾气，你一点背面、阴面都没有，你就是光明地活着，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活。
对我们也是一样的，你光明正大地活着，你也不会怕鬼啊。你心里有鬼，你自然就有鬼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要活在光明面，不要活在黑暗面。活在黑暗面，就总是觉得这个人对不起我，我要报复，那个人是坏人，我要干什么，把你的精力都用在黑暗面，那你就没有光明的一面了。所以我绝对不会恨一个人或者讨厌一个人，为什么呢，这样的话你是黑暗面了，心里面有一些阴影。我一点阴影都没有，所以就光明地活着了嘛。
龚旭东：用佛教的说法是不是明心见性？
罗锦堂：对，你的心对你的生活情调都会有影响。你不知道这个原理的话你不觉得，知道了就该赶快躲开。如果你觉得自己吃亏，你恨一个人，还没有报复，你自己就不愉快。我知道，我就去躲开，绝不去恨一个人。
凤凰国学：今年我们凤凰网、凤凰卫视与岳麓书院联合举办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这次的主题有三句话：致敬国学，亲近国学，重建斯文。您怎么看这个活动的主题？
罗锦堂：我觉得这三者都很新鲜，足够了。
凤凰国学：过去这一百年来，“斯文”在中国的命运很坎坷。在您的心目中间，“斯文”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罗锦堂：斯文啊，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我们现在讲“斯文扫地”，斯文什么的，斯文就是传统文化，发扬的余地还很宽啊。
（录音整理：李志明、贺慧芳、伍金霞、丁梦钰、张伟杰、陈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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