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远异地恋 牛郎织女原来是“夫妻反目”？

1929年，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把牛郎织女传说界定为“现所存最完整而且有趣味的星神话”，并且断定“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

茅盾在该书中罗列了许多涉及牵牛与织女的材料，除了最为人熟知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之外，还有：《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大东》；曹子建的《九咏》；梁吴均的《续齐谐记》；《风俗记》和《荆楚岁时记》；《李后主诗》、《艺文类聚》所载古歌、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周密《癸辛杂识》、白居易《六帖》等。

牛郎星和织女星在天穹中的位置（资料图）

“牛郎织女”的名称，目前可见的最早出处就是《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大意为：天上有银河，银河的水清彻如镜。天上的织女星，在一昼夜的十二个时辰里，从天亮到天黑的七个时辰都在忙碌着，但仍织不成布帛。明亮的牵牛星，也不能用来架车载物。从这首诗歌可以看出，此时的牛郎、织女还只是天上的二颗星，虽然把它们人格化了，但还看不出已成为了传说故事，更看不出他们之间发生了爱情。这是西周以前的情况。

到了汉代，牵牛星、织女星在人间有了重要的地位，刘邦建立都城长安时，仿照天上的星辰来建设自己的宫殿，把牵牛星、织女星的石人塑象也建到了自己的宫苑之中，班固的《西都赋》就记载了这种情况：“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从此，人们开始逐步在牛郎织女身上附会了爱情故事。如上述东汉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从中可以看出，诗中的牛郎织女已经人格化，彼此之间有了爱情的因素，可能此时已经有了关于牛郎织女的简单的爱情传说故事。

如果说上述只是一种推测，那么下面的文献记载似乎可以提供一定的佐证。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引东汉典籍《淮南子》：“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唐代韩鄂《岁华纪丽·七夕》：“鹊桥已成，织女将渡”，文中也引用了东汉应劭著《风俗通》语：“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从上述唐宋时代文人引述的东汉典籍可知，东汉当时已有牵牛织女在鹊桥相会的故事，只是故事情节还比较简单，不象后代传说的那样曲折动人。

魏晋时期，根据曹植的《洛神赋》：“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以及曹植《九咏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由此看来，此时的牛郎织女已经成为了公认的夫妇，这段自东汉以来在坊间流传多年的“恋爱”也终于修成正果。

牛郎织女故事图

另外，关于牛郎织女的爱情经过，被后人引证次数最多的乃是茅盾注明出自《荆楚岁时记》中的一段：“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后来许多学者继续将这段文字作为考察牛郎织女的重要材料，而且大都绕开茅盾、绕开《齐谐记》、绕开《佩文韵府》，言之凿凿注明出自《荆楚岁时记》。

事实上，这一来源并不一定站得住脚。钟敬文早在发表于1928年1月的《七夕风俗考略》中曾引述这个故事，注明出自《齐谐记》，并且指出：“某辞书，于七夕织女两条，都援引这故事，文字与此略同，而以为出自《荆楚岁时记》，我手头所有汉魏丛书本的《荆楚岁时记》，实无此段记载，未知其引用自何书。”关于此段记载，似乎仍需考证。

牛郎织女的爱情是底层劳动人民的斗争吗？

我们知道，口头传统是一种带有随机性的个性化讲述，每一个讲述者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创造性的发挥，都生产了一个独立的文本（异文），而不同异文之间的主题思想甚至可能完全相反。正如倾向佛教的讲述人可以借《白蛇传》把道士描摹得如“终南山道士”般狼狈不堪，倾向道教的讲述人可以借《白蛇传》把和尚描写成如“法海禅师”般心狠手辣。

先秦及汉代文献中与牛郎织女直接相关的材料极少，但若不考虑直接关系，可供联想或阐发的材料又极多。于是，每变换一个联想的角度，都能找出一批可供阐发的资料，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们通常对牛郎织女故事的意义解读总是“不平等”的，而且还“习惯性”地讴歌一下爱情的伟大：织女出生于拥有神界和人间最高权利的家庭，为金枝玉叶，而牛郎则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所以门不当，户不对，且事先并未征得王母、玉帝的同意，最后终被拆散。但二人最后终于可在七月七见面，反映出人间青年男女为争取自由、幸福的爱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这个神话传说本身抹上了一道亮光。

但是，稍有口头传统常识的人都应知道，牛郎织女有无数异文，如果掌握的异文数量和类型不够充足，又强以个别文本作为分析对象，而又不能结合这一文本的具体语境，其分析往往以偏概全，或者无的放矢。我们只需更换几个文本，就可以得出与上述完全相反的结论。据现代学者的田野调查研究，仅在中原地区，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有如下几个不同“版本”：

一、 牛郎娶妻完全是神的安排，牛郎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和谁成亲；

二、牛郎盗得仙衣，织女是迫于无奈才与牛郎结合；

三、神牛教导牛郎把仙衣藏好，千万不能让织女知道，否则织女随时会飞走；

四、牛郎织女已经生有一男一女，织女仍然向牛郎索要仙衣，牛郎不给，两人吵翻了，牛郎这才把仙衣交出，织女穿上仙衣飞去；

五、牛郎骑牛皮快追上织女时，织女拔下头上金簪，划了两道天河阻止牛郎；

六、牛郎用牛索掷向织女，织女也用织布梭掷牛郎，两人大打出手。

牛郎织女故事图

可见，牛郎织女“夫妻反目”也是常见的故事类型，其婚姻悲剧未必是天帝或王母这些“剥削阶级”造成的，牛郎织女也未必要有什么“鲜明的反封建色彩”。更进一步来说，在牛郎织女故事产生的较为原始时期，即这个故事的原始形态中，主题不是反封建的，而是反映了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们的婚姻爱情及生活都必须服从于神的意志及魔法的力量，它反映了我国早期农业经济出现前后的生产关系及人们的原始宗教崇拜，这正是牛郎织女故事的最初主题。

不过这个结论也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上述调查的分析对象既然是“在中原地区采集到的《牵牛憨二》和《牛郎织女》等神话”，这明明就是活生生的现时代采集的口头文学作品，为什么偏偏要代表“原始时期”和“原始形态”，而不是来源于现代社会的影响呢？这种看似相悖的现象与结论，背后则又隐藏着神话演变与文化传播的复杂逻辑了。

注：本文主要内容摘自《牛郎织女研究批评》，作者施爱东，发表于《文史哲》期刊2008年第4期。本文内容有删节与适当修改，标题系编者所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