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手记》：强迫的共产状态下，人变成人类的仇恨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美】约瑟夫·弗兰克 著，刘佳林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岁月让他接触到了无量多的人（与非人），真正的圣洁与卑鄙的邪恶杂居共处。危急关头，差不多每个人都会越过正常社会生活的藩篱，做出某种暴力之举，进而彻底决定了他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身边听到的那些故事可以与充斥在他青春想象中的哥特式小说及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任何最疯狂行为相比，而这些故事又是普通寻常的俄国人单调、污浊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作品后来被认为是浪漫离奇与俄国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结合，这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其他任何小说家更能将情节剧式的谋杀情节提高到高级悲剧的层次，那当然是因为，他就亲身经历过，他曾被抛掷到那样一个世界，其中耸人听闻的情节剧远胜简单的文学惯例。他能够感受到它们在他脉搏中的奔涌，他是从他被迫与之朝夕相处的人们嘴边采到的。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性地把握人类经验而言，这样的接触其影响当然巨大，他后来的性格塑造无论是深度还是高度都有质的飞跃，这直接与此相关。不过，营地生活还有一个特别的方面，后来成了他天才的最显著标志。《死屋手记》包括了一系列精彩分析，专注于人类心理的无意识冲动，描绘了它肯定自身、确认其固有尊严的不可抗拒的需要。这种需要非常专横，当劳役营的压抑环境无法让它找到正常宣泄口时，它就以种种非理性、荒谬甚至自毁的形式冲决而出——其行为乍一看似乎完全无可理喻、难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关注因缺乏自由而导致的性格畸形，他在早期小说中探索过这个主题，但那时只是浮光掠影。劳役营的生活给了他独特视角，可以研究极端心理压力下的人，他们面对压力时极度疯狂的行为反应。一旦陀思妥耶夫斯基充分掌握洞察环境的本领，他就能懂得，即使是这种挑战理性的行为也是真正的人类需要的产物——而非彻底超越人性底线的一群道德的加西莫多，堕落的恶魔。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他的认识与价值观念跟它们得以产生的心理约束环境截然分开，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世界观。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只有承认——并且缓解——人类精神这些无可压抑的需求，人类的法则才最终证明是可行的。

二

人们常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劳役营发现了“人性”的“恶”，这种发现吓得他接受了一种超自然的信仰，作为对抗人类内在腐败的惟一道德堡垒。我们可以反驳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小说有足够多的恶人，因此这种发现并没有新奇之处；而且这样的说法也与《死屋手记》中的证据相抵牾。如果说有什么发现，那情形恰恰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农民犯人比他当初所能想象的要好得多。不过，这样的解释也有足够多的真实，进而会让它产生严重误导，因此不能简单否定了事。如果恰当地予以限定修正，它也能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演变的某个基本面。不过，不应匆忙对这方面进行概括，尤其不能外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继承的宗教假想传统而理解。

首先，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坚定地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差异巨大，采用单一的标准是不公平的，那么无论用什么盛气凌人的人性理论来强加于他都必然是错误的。也不应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信仰，或他关于这种信仰是人类精神真正需要的说法，主要归因于他担心顽固不化的人性之恶所导致的后果，毕竟，在这种担心开始出现前，他早就信仰基督。还要强调的一点是，原罪说，认为人性无可救药地为恶所迷的说法，对东方基督徒的作用远不如对天主教或新教教徒。作为一个神学家，厄内斯特·本茨指出：“人被打上了上帝形象的烙印，这样的意识［在东正教那里］占绝对优势，因此原罪观念从没有像其生硬的西方形式那样在东正教会确立。”东正教把罪看作是“破坏”或“对上帝形象的玷污，但它剥夺不了人原有的高贵”。与西方的奥古斯丁教义认为人免不了是邪恶的相比，这样的观点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的发现。尽管说了这么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些人身上看到可怕的深渊，超过他以前知道的任何东西，这种说法仍是对的。虽然总体说来，他的犯人同伴因为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仍旧保持着人性，但确实有一些人丧失了善恶之分，似乎属于另一个物种。

这种丧失的最突出典型当然是阿里斯托夫。加津也是一个例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印象中，他看加津的外貌就像“看一只巨大的、人般大小的蜘蛛”（蜘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用来描绘绝对邪恶的形象），加津属于那种其恐怖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着迷的人。另一个可怕的人是强盗头子科列涅夫，他不是劳役营的囚犯，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托博尔斯克见到的罪犯。“他完全就是一头野兽，”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当您站在他附近，哪怕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您都会本能地感到，您身边有一个可怕的畜生。”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吃惊并浑身哆嗦的是，“这个人死气沉沉，其肉身彻底压垮了一切精神特征，猛一看，您在他的脸上什么也发现不了，只有凶恶的肉体满足的欲望——好色，贪吃”。

脾气截然相反但一样可怕的是另一个叫奥尔洛夫的强盗头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听过关于他的“精彩故事”，后来在军医院时又见过他。奥尔洛夫“是少见的罪犯，他冷酷无情地杀害老人和儿童——其意志顽强得可怕，且为这种顽强自豪”。如果说科列涅夫压倒一切的肉欲让他失去了人性，那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奥尔洛夫“毫无疑问是一个彻底战胜肉体的人。这个家伙的控制力显然无穷无尽，他蔑视任何惩罚与折磨，天不怕地不怕”。他无疑是非常镇定自若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惊讶于他奇怪的傲慢不逊，他睥睨一切，但又不费吹灰之力保持着傲慢态度——那是一种自然”。

尼采第一次读到《死屋手记》时激动不已，他似乎早就将奥尔洛夫看作他超人的化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讲的他跟那个著名强盗的谈话恰好预示了尼采对主奴道德的区分。因为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问奥尔洛夫他的“冒险经历”时，后者意识到，他的对话人“试图触及他的良心并想在他身上发现后悔的痕迹”。奥尔洛夫的惟一答复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其蔑视傲慢地瞄了一眼，仿佛我在他眼里立即变成了愚蠢的小孩子，跟这样的人你是没法讨论问题的，不像成年人。他脸上甚至流露出对我的某种同情。过了一会儿，他冲着我大笑起来，一种开心爽朗的笑，没有任何讥讽……”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奥尔洛夫同时离开医院，奥尔洛夫烦躁不安，他要经受“棍刑”（要跑过一群人的夹道棒打）剩余的另外一半，结果没有逃过那一劫。当他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握手时，后者将那个动作视为“他非常有信心的表示”。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说：“他情不自禁地要鄙视我，一定把我看作一个虚弱、可怜、顺从的家伙，处处都低他一等。”阅读这些文字，我们不能不想到《罪与罚》里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激动的辩证法，虽然滋养它的那些思想尚未在俄国社会文化舞台上登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从这种回忆中获得许多活力。拉斯柯尔尼科夫完全可以视为一个备受良心折磨的知识分子——就像这个时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试图鞭策自己，像某个奥尔洛夫一样行动，但最终发现，他的道德无法支撑行为最终可怕的结果。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某个拉斯柯尔尼科夫变成某个奥尔洛夫也不是不可能，起码在环境压力下暂时如此。这种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出色地思考鞭笞与酷刑时明确表达了这一点——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对残忍、非人道行为的认可或习惯会导致道德情感的彻底钝化。他引用了他所熟悉的一个官员的例子，他“脾气很好，诚实，甚至受到社会的尊重，可却不能平静地放过一个人，直到他在皮鞭下尖叫，哀求开恩”；这就是习惯性反应，倘若效果达不到，这位官员会觉得自己受到侮辱。）“任何人，一旦尝过这种权力滋味，”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说，“这种对跟自己一样是血肉之躯的同伴不加限制地主宰其血肉与灵魂的人，按照基督的律法来说是他的兄弟——任何体验过这种权力、对同样照上帝的形象构成的另一个生命肆意凌辱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失去理性控制……我认为，哪怕是最优秀的人也会因为习惯变得粗鄙、冷酷，成为一个畜生。”这就含蓄地表明，维护基督教的良心不受玷污十分重要，是抵制道德感僵化的内在屏障。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成为六十年代激进派的不妥协的敌人，那不是因为他反对他们的社会政治目标，而是因为，他担心他们鼓吹的伦理教义会破坏至关重要的对道德僵化的防守。

三

如果我们从他的书所提供的根据进行判断，那么在死屋岁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着迷的是，它提供了关于人类精神具有巨大的非理性、意志性、感情性力量的根据。是的，陀思妥耶斯基的思想倾向，他对理性局限的切身认识，他全部的创造目标——都让他充分利用独特的机会去观察人心对极端威严与压迫的反应，这比他早期能够预料的更强烈。

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倾向于某种理论上的非理性主义，还是年轻人的时候，他就认为艺术而非哲学是藉以认识永恒真理的最高形式。（他的哥哥米哈伊尔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年轻时的交流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谢林和黑格尔对俄国文化的竞争性影响。）他还遭遇过他所谓“神秘的恐惧”的侵袭，他颤栗地认识到“某种我无法界定、无法把握、外在于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东西，但当时又呈某种形状，仿佛在嘲弄所有理性的结论，它像某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一样来到我面前，可恶，可怕，无情”。这种不确定的恐惧的迫近使他意识到理性与心理非理性尖锐的“内在区别”，前者无法有效地控制后者。作为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最优秀的作品正是集中于感情需要和心理冲动，心理坚持要得到承认和自我肯定的权利。既然这样的需求遭到俄国主流社会生活环境的坚决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那些心理不适的人都被他理解为这种环境的牺牲品。但他不再去想象这些需要的爆炸性危险，过去如果这些需要被压抑，他会觉得眼前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如今他明白，人类性格的这种非理性动机有着无孔不入的力量，它们必然会轻而易举地战胜人类行为的所谓理性的部分，可他过去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也不奇怪。

《死屋手记》到处都是对这种非理性力量的展示，它们性质不一，程度各异，我们很难寻觅端倪。不过我们可以先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强加于犯人的集体生活导致其心绪不宁的看法。他们被迫聚在一起，始终无法彼此逃离，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这种贴近使得他们异常烦躁易怒，远远超过许多人的明确认识。“我肯定，”他断言，“每个犯人都觉得这是一种折磨，尽管许多时候当然是一种不自觉。”对他本人而言，监狱生活最可怕的“折磨，差不多比其他都可怕的……［也许是］被迫共同生活”。他在其他地方重复说：“举个例子吧，我压根儿都没有想到，我监禁的［四年］最可怕、最痛苦的事是，从来就没有让一个人独自待上一分钟过。” 

差不多就在释放的当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冯维辛娜写过一封重要的信件，证实了以上说法的真实性：“如今差不多五年了，我一直生活在一帮人的监视下，从没有独自待过一个时辰。独处是正常的需要，就像吃喝一样。在这种强迫的共产状态，人变成了人类的仇恨者。成天跟别人在一起，这是无法忍受的折磨，四年里我受这样的罪最多。”我们惊讶地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早就将劳役营的生活等同于那些理想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生活（傅立叶，卡贝），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许多朋友一度崇拜的生活。他本人从未接受过这样的乌托邦，但他的拒斥如今本能地植根于人性强烈地要抵御心理上的入侵。此外，无法摆脱这种压迫会让人恼羞成怒，进而导致要扫除所有的理性区别，那是形形色色的个体性格能够（也应该）有的区别：在汹涌的仇恨下，不分青红皂白的厌恶会把一切都搅和在一起。

非理性冲动影响人的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论犯人等待鞭笞或棍棒惩罚时，举了一个更为戏剧性、会给个人造成伤害的例子。“为了拖延惩罚的时刻……犯人们有时会采取可怕的权宜之计……刺伤一个官员或同伴，他们就要接受新的审判，惩罚兴许就会推迟两个月，他们的企图就得逞了。两个月后，他们的惩罚也许会两倍、三倍地严厉，但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医院里的一个病人为了拖延惩罚，喝下去一大杯混合了鼻烟的伏特加，结果送了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篇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中运用了这个细节，那是在西伯利亚期间写成的）。可见，眼前无法控制的恐惧将寻常的审慎彻底抛诸脑后。

四

老实说，这些例子还在对劳役营的威严之“正常”反应范围内，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说明，感情冲动战胜了更为理智的反应，但尚未超出理解的界限，它们的非理性成分仍是可理解的原因的激发。而其他类型的行为就不然了，因果完全不相称，或者干脆就找不到什么直接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天才就在这时表现出来了，他转而探索这些异常的极端情形，凭直觉领悟其深刻的人性意义，而从某个普通的观察者的角度，这些就会被视为极度愚蠢甚至疯狂。

例如，农民犯人生活的一个特别而神秘的特征是对金钱的普遍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金钱在监狱里“有着巨大而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尽管犯人供吃供穿，应该不再需要什么。但事实上金钱能够让他们得到各种被禁止的奢侈品——额外的食物，烟草，伏特加，性快乐——从而使生活更堪忍受。因此我们可能以为，犯人们会嗜钱如命，十分节俭，可情形恰恰相反。他们根本不会铢积锱累，每个犯人在设法聚足一小笔钱后，都无一例外地在命名日或宗教节日为了买醉而挥霍一空。因此，在“挖空心思，想尽办法，常常连偷带骗”地积攒了一些钱后，犯人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孩子般任性”一样花光。

但他紧跟着补充说，这“并不证明他［犯人］不喜欢［钱］，尽管乍一看似乎确实如此”。相反，“如果他像垃圾一样扔掉，恰恰是因为他认为更有价值才这样扔”。比起所有的物质利益来，犯人从金钱获得了什么更有价值的呢？“自由或对自由的梦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说。因为我们必须懂得，“罪犯一词没有其他意思，它恰恰指没有自己的意志的人，而花钱就是显示自己的意志”。通过狂饮大嚼，通过破坏监狱的纪律和制度，通过欺凌他的那些悲惨的同伴，犯人“在同伴面前假装甚至劝说自己相信，他比所以为的有更无限多的权力和自由，哪怕只是一阵子”；换言之，“他能让自己相信，他绝不可能是那个可怜的家伙”。对犯人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他要能够觉得，他可以主张自己的意志，因此可以行使自己的自由，没有他拒绝经受的危险，没有他不能忍受的惩罚，只要为了这暂时（也是虚幻）但无限珍贵的满足。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不再简单地强调非理性在人类行为中的主导作用，人格需要发挥它的意志，这样做时可以体验到一种自主性，这才是心理的最强大动机。要实现这样的动机，人就要牺牲所有其他的利益和价值，如果它们不能以任何方式满足（纵酒狂欢起码是一种宣泄），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紧接着讨论了有时发生在模范犯人身上的事，他们多年来表现得无可指责，结果当局正中下怀。

一天，这样“一个犯人莫名其妙突然爆发了，就好像中了魔一样，他胡闹、狂饮、大叫，有时主动犯下严重的罪行……”狱方认为了解他，对此困惑不解，只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是怎么回事。“谁都不会想到，这个人会突然爆发，而爆发的原因可能始终就是那种强烈的、歇斯底里的自我表达的渴望，那种无意识的对自我的向往，渴望坚持自己的权利，渴望肯定自己被压迫的人格，这种渴望突然攫住了他，达到愤怒、怨恨和精神反常的顶点，发作和神经惊厥的顶点。因此，一个活埋并在棺材中醒来的人，会捶击棺盖，拼命要将它掀开，尽管理性当然会告诉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但麻烦不在理性，而在神经惊厥。”

这种爆发也不仅仅是监狱生活极端约束的结果，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外边的世界，许多犯人入狱，就因为对它们的反叛。每个人过去都曾是农民、杂役、士兵或工人，他们长期过着安静、平和的生活，他们忍耐、顺从地承受着命运的重荷。“突然，他里面的某种东西似乎断了，他的耐性没有了，他一刀戳进敌人和压迫者的体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样的行为“是犯罪，但［仍］是可以理喻的”；随后的事就不然了。因为那同一个安静、平和的人如今常常开始不加区分地杀戮，“为了愉快，为了片言只语的侮辱，为了一个眼神，凑一个整数，甚至仅仅是‘走开，不要挡我的路，我来了！’这个人好像喝醉了，处在谵妄状态。就仿佛一朝越过神圣界限，他就洋洋自得，他眼前没有什么神圣……”这类犯人常常有最糟糕的犯罪记录，但他们绝不是危险顽固的家伙，一旦发作过去，他们很快平静下来，他们的本性再次占了上风。对模范犯人的解释这里显然也适用，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明确地将它们关联起来。

遭遇无法忍受的压迫，歇斯底里地疯狂发作，对压制拼命反抗，对这类人格的描写是该书最动人的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析其行为时所用的比喻，让我们得以看到，他在将个人的神经症变成心理洞察的丰富源泉时的一些内心过程。因为他本人对活埋的恐惧挥之不去，有次曾留下书信，万一他睡死过去，请把他的葬礼推迟几天，防止出错。他无疑时不时地会想象在坟墓中苏醒的恐惧，这种可怕的幻想如今投射在人格环境之中——活埋在高墙内外令人窒息的各种建筑的棺材内。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噩梦中一样，面对这种陷阱，人们都会狂怒，会在这种无法抑制的需要的激动下，做出最狂野、最没有人性的蠢事来。这显然就是后来成为地下人所反抗的对象的源头。不过，那部作品只能写于那样一个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一八六0年代激进思想所展望的世界及人格处境跟他在劳役营所看到、所感受的情形一样。

五

我们上面所谈的非理性、歇斯底里的爆发是监狱生活的例外而非通则。大多数时候，一切都平稳如常，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岔开去嘲讽那些跟俄国罪犯了不相关却无一例外地过分恐惧他们的人。他将罪犯们引起的害怕归咎于他们的外形（镣铐，囚服，剃得奇形怪状的头，打上烙印的脸），还有模糊的印象，以为高墙后压抑了许多炽热的愤恨。“大家只要走近监狱就能感到，所有这帮人都不是出于个人自愿聚到一起的，而且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一个活人不会变成一具尸首，他仍然有感情，渴望复仇，渴望生活，他有热情，也想满足这些热情。”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说：“没有必要害怕罪犯，他不会突然轻易就对另一个人拔刀相向。”

《死屋手记》的许多细节有助于我们懂得，农民犯人很努力地保持着心理的平衡，在这方面他再次强调了非理性成分胜过犯人行为的其他方面。苦役地维护稳定的一个最重要措施是，犯人们得工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严格区分了强制劳动和犯人主动做的工作。我们知道，犯人们喜欢给一个“任务”，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规定的劳动时间干活。“任务”分配会让他们干得更起劲，以争取一点点额外的自由时间，这样他们就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我支配权。总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人都讨厌强制劳动，认为那是特别的负担，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吃惊地发现，那相对来说很轻松。许多农民犯人在个人生活中更加勤奋，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很久以后［才明白］……工作的艰辛、惩罚性质不是因为其困难、没完没了，而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必须的和被迫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强制劳动与犯人们业余时间的职业做了比较，对比更加强烈。他们大多是熟练的手艺人，通过做手艺活并将它们卖给当地的居民，他们可以挣点小钱。对这些活儿当局不会认真禁止，但所用的工具必须禁止，因为它们可能会变成武器。不过所有犯人都掌握一套工具，陀思妥耶夫斯基推测，对这类破坏规定的事“当局有时也是视而不见”。他们本能地懂得，对犯人来说，这些活计是重要的安全阀，他们压抑了对强制劳动的仇恨，需要某种感情释放。“如果没有自己的私活可以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全身心投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人就没法在监狱里待。”

类似的劳动当然会有额外的钱，但这种“私活”——即自找的任务，做得灵活，每个人能随己意投入——更重要的是心理收益。“没有劳动，没有合法的正常财产，人就没法活，他会堕落成一个畜生……工作让他避免犯罪；而没有［私］活犯人就会像玻璃罐中的蜘蛛一样相互吞噬。”这段话的社会政治含义一目了然，也是对空想社会主义（或任何其他形式）道德基础的断然否定，后者将私有财产视为一切恶的根源。劳役营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私活是人的心理保持平稳的基础，它让个人觉得镇定，有道义的自由；这种私活提供了相对“正常”的自我保护本能的手段，以对抗劳役营生活的破坏性力量。

但是，就像人格能被逼向彻底的非理性犯罪和自我毁灭一样，它也有完全非理性的自我保护功能，防止它走向单纯的危险极端。这种自我保护很简单，就是人的希望能力。希望是犯人生活里始终存在的力量，陀思妥耶夫156斯基描绘了其形形色色的形式。许多犯人像他本人一样刑期相对较短，他们的心思自然就会期待释放的那一天。“从入狱的第一天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就开始梦想自由。”至于其他许多犯人，“他们希望的惊人大胆一开始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仿佛牢狱生活并非犯人生活的一部分，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每个犯人都觉得他不在家，是在做客。他把二十年看作两年，满心以为他五十五岁出狱后，会像现在三十五岁一样精力充沛地去生活。”

甚至判处了终身监禁的犯人也依旧希望转运——比如，彼得堡突然一道谕令，把他们送到煤矿，缩短刑期，尽管几乎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奇迹会发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犯人这种无休无止的倔强归因于这种潜伏的、着迷的期盼，它始终让犯人不至于狂躁。“这种持续的不安，尽管没有说出来，其表现却确切无疑，这种奇怪的不安和强烈的希望，有时是不由自主地表露，有时则像谵妄一样疯狂，最令人吃惊的是，那些表面上最按常理行事的人常常最执著于它——这就给了这地方一种特别的样子和特点……让人一下子就觉得，高墙之外没有类似的情况。”对一八四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幻想家”是指某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耽于浪漫主义的想象，却无力承担现实生活的道德及社会任务，但现在他用它来描述整个的犯人心理状态特征。“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幻想家，这是一目了然的。”

为了阐明希望功能不可思议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举了一个他想来是最虚幻的例子。他记得，他曾看到犯人被锁在托博尔斯克监狱的墙上，无法移动超过七英尺的距离，五年有时十年都这样。可所有的人都很乖，很安静，“每个人都渴望刑期结束。怎么回事？你会问。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他会走出那窒息、阴暗的屋子，那低矮、砖砌的弧形屋顶，会在监狱天井里散步……就这些。他永远也走不出监狱。他知道，戴镣铐的人要一辈子蹲监狱，到死都锁链缠身。他知道这些，却仍急迫地渴望结束锁链的生活。可他怎么能够五六年都手铐脚镣，却不死心或忘了那种想法？有些人完全不堪忍受”。

可见，正是希望的能力让人在最可怕的环境下清醒地活着。“人一旦失去全部的希望，生命的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尖锐的口吻指出，“他往往就会变成悲苦中的恶魔。”他只举了两个囚犯的例子，在他看来，他们没有“希望”。一个是圣洁的旧礼仪派教徒，犯人们在钱财方面很信任他；但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推测，尽管他“失去了一切希望”，“他内心的苦难非常可怕…… 他也有自己逃避的手段和解决办法——祈祷，殉道的思想”。另一个囚犯很虔诚，但不是任何不顺从教派成员，过去一直“读圣经”，最终决定寻找“一种逃避方法，成为自愿的、差不多是人为的殉道者”，他朝克里夫佐夫扔砖头，想杀死他，但没有成功。他没有逃过惩罚，几天后在医院死去。他说，他做这些“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想‘接受苦难’”。这个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旁人听来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个“殉道者”后来都获得了象征价值，表明俄国人民是多么彻底地接受了上十字架、受辱的基督的观念——这种神性放弃的观念是俄国基督教的典型，Г．П．费多托夫指出，它的基础是“把受苦视为最高的美德，差不多自成目的”。

因此，殉道的观念甚至能够支撑失去一切希望的人，或产生有意自我牺牲的举动；但绝大多数犯人被不停的自由梦想所包围，他们很幸运，从未走到彻底绝望的地步。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的想象力情不自禁地发生了末世论的飞跃，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特征——跃向他所想到的任何实际环境的终极条件——因此，为了突出希望对人生的极端重要性，他有意创造了一种环境，其中希望遭到系统的破坏。这样的段落出现在他对面对自由和强制劳动的不同反应的分析之中，成为全书最令人难忘的部分。

强制劳动很坏，但对犯人来说，这还不是彻底不能忍受的，因为它有意义，能够有实际的目的；它是可以理喻的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对自由的希望，对不可预见的事、不可预料的事之希望还可能发生，因为机会和一时兴起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但如果犯人被故意、刻意派遣去做毫无用处、毫无人性的任务，那将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下子切入其宗教信仰的核心：

我想，要想彻底摧毁、消灭一个人，让他遭受最可怕的惩罚，连最凶恶的杀人犯也会不寒而栗、望而生畏，只须给他安排绝对、彻底无用又荒谬透顶的工作。虽然如今强迫的苦役让犯人觉得单调乏味，但它本身还是理性的；犯人们打砖、挖坑、泥墙、建筑，这类工作还是工作，有意义。犯人们有时会变得热心，试图做得更灵巧、更快更好。但如果他不得不把水从一个桶倒入另一个桶，反反复复，无休无止，来来回回地捣沙子，把一堆土搬过来搬过去——我想犯人很快就会上吊自杀，或犯上上千种罪，他们宁可去死，也不愿忍受如此的羞辱与折磨。

只须稍微将这段文字的几个词换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重要的形而上意义。在后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不相信上帝和不朽，就注定要生活在毫无意义的世界之中。他伟大作品中的那些达到自我意识水平的人物，必然要自我毁灭，因为他们拒绝忍受没有希望的人生折磨，进而成为悲苦中的恶魔。

六

《死屋手记》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篇幅较大的作品中最少被阅读的一部，肯定是读得最粗疏的一部，解释者和评论家往往会马马虎虎地对待它。这部作品貌似客观、没有明确意图，但其中包含了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体。我认为，仔细检阅，可以进一步理解其中大量意义深远的思考。因此，《死屋手记》是合适的语境，可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作的最有争议的那个段落的注脚。

这段文字出自他释放不久写给冯维辛娜的信，那封信坦率动人，对我们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信仰问题的纠缠具有启发意义。其时，他往昔的女恩人已经回到俄罗斯，在一个村庄监视居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那个村子很熟悉，因为它坐落在从莫斯科到他家小村庄必经的路边。“那条路我来回走了起码二十趟，我能清晰地想象您的避难地，或者说您新的囚禁地。”他写道。随着书信内容的展开，最后那个说法所蕴含的痛苦意味变得更加明显。从书信的语气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猜测，她的还乡之情悲哀大大地压倒了喜悦。“我懂得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她相信，“我有时想，哪一天我回到家乡，我的印象会包含更多的痛苦而不是欢乐。”他相信这样的反应是必然的，他解释说：“我认为，每个流放者回乡时都要在自己的意识和记忆里把过去全部的不幸重温一遍。它就像一台天平，将他所经历、忍受、失去的一切加以衡量，称一称它们真正的重量，还要衡量一下，善良的人们从我们这里拿走了什么。”

在这样把流放者归乡的悲伤与对“善良的人们”的怨恨联系在一起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找到的宗教信仰安慰冯维辛娜夫人的痛苦。他的文字表明，他想说的话有助于控制自己忧伤、愤怒之情的奔涌。“我听许多人说，Н．Д．，您是一个信徒……不是因为您是一个信徒，而是因为我经历并感受到［她的沮丧情绪］，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人会像‘枯草’一样渴望信仰，并最终会找到，因为真理在不幸之中变得一目了然。我告诉你，我是一个世纪儿，一个不信与怀疑之子，我现在如此（而且我知道）并至死都这样。对信仰的这种渴望对我来说是多么可怕的折磨，就是如今仍让我付出代价，尤其重要的是，我找到的反面论点越多，我内心对信仰的渴望就越强烈。不过，上帝有时也给我片刻的完全平静；那时我爱他人，也感受到他人的爱，正是在这些时候，我自己形成了一个信条，这时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清楚的、神圣的。信条很简单，就是：相信没有什么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明智、更刚毅、更完善；我怀着赤诚的爱心告诉自己，不仅没有，也不可能有。更进一步说，若有人对我证明说，基督是外在于真理的，而真理又确实是外在于基督的，那我宁可跟基督在一起，也不跟真理在一起。”

关于这段文字的注释已是连篇累牍，且常常迅速偏离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对他所提出的伟大“永恒问题”进行神学的、哲学的沉思的汪洋大海。这些问题并非与他不相干，但我们应该始终记住，他的回答源于他监狱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经验，这封关键的书信第一次予以披露。一个是关于农夫马列伊的看法以及最后的精神重生，他所引发的灵感帮助那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并喜欢跟他人认同，他得以形成自己的信条。另一个则是他对人生中的非理性之中心地位及力量的认识，导致他明确选择基督而不是“真理”。

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基督之美好完善的说法在他早年任何时候都能够表达出来。在一八四七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曾深受困扰，真的到流泪的地步。别林斯基用新黑格尔左派的说法攻击并否定基督，那些观点刚被引入俄罗斯左派人士中间。但对那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基督是神人，他将基督的兄弟之爱与精神平等的信息主要视作社会转变的信条。但如今，基督的理想与信息意味着更亲密、更个人化的东西，跟他自己感受中最痛苦的需要深深纠缠。信仰基督在他面对死亡时给了他支持，他和俄罗斯同胞之间有着重要联系，既在监狱之内，也在高墙之外；它将他从生活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的可怕景象中拯救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世纪儿”的全部怀疑——早在遇到别林斯基前他就熟悉这些怀疑——完全被他的一个新的认识压倒，那就是人的精神有心理的、感情的需要。这些怀疑不再能动摇他的信仰，因为死屋的一切都在打消这些怀疑，并且宣称，理性在面对生存的危机处境时苍白无力、微不足道。

人们常常问，是否应该只看重陀思妥耶夫斯基信条的表面价值？他认可真理外在于基督的可能性，是否表明他不够诚实，不敢承认无神论？一个承认根深蒂固的怀疑论的人还能算是虔信的基督徒吗？这样的问题当然永远没有满意的答案，我们这里也不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信仰的真诚度妄加评判。但我们斗胆谈一些相关的思考作为结论。

自圣保罗（他知道，他的信仰“在外邦人为愚拙”）以来，理性与信仰的冲突就一直是基督教的一个传统；一批基督教思想家，从德尔图良、圣奥古斯丁到路德、帕斯卡尔和克尔恺郭尔，都思考过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对立。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接近那位丹麦人，伟大的信仰卫士，后者面对黑格尔左派对宗教进行批判、认为是人类精神的自我异化的全部压力，他选择接受这种批判，把信仰与人类理性彻底分割。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甚至比他更严格，克尔恺郭尔决意对抗理性，坚持信仰的非理性立场，并将二者的对立推向悖论的地步。他说，信仰是“主观的确然”，他将之界定为“客观的不确定……需要对最热情的内在性加以理解才可把握”。克尔恺郭尔笔记中的一些话更有助于阐明“最热情的内在性”的主观的、存在论的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借助于这种说法，为他的基督信仰的“客观不确定”进行补偿。“我是否有信仰，”克尔恺郭尔写道，“我永远无法用直截了当的确定性来确认——因为信仰恰恰是这种辩证的徘徊，它始终处于恐惧与颤栗之中，但从不绝望；信仰正是这种永不止息的自我担心，它让人保持警觉，准备经历一切危险，这种对人是否真有信仰的自我担心——注意！信仰就是这种自我担心。”这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信仰始终处于惴惴不安、摇摇晃晃的平衡点的最好描述，我们知道，它自然而然地表现在他的信条中，将始终危险地“辩证地徘徊”在怀疑的深渊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