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抄帖 罗振玉是如何临摹战国“虎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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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末年,山东潍县文物商范寿轩在山东某渡口准备渡河时,看岸上有几个孩子玩耍,其中一个孩子用绳子系着一个金属玩意儿在地上拖拉着跑在前边,后边几个孩子追逐着,愉快地叫喊着。那个拖拉的玩意儿磨地声格外清脆。这引起了范寿轩的注意,他追过去捡起那个“玩意儿”一看,是个铜制的东西,沾满了泥土和锈迹,分量不轻。于是他给拉了孩子们一些钱买过来。拿到家里,经过加工修理之后得知,这就是我国第一个被发现的虎符。
战国《新郪虎符》通长8.8cm,前脚至耳尖高3cm,后脚至背高2.2cm,重95克,模铸,伏虎形。图为虎体右侧。
新郪遗址位于安徽太和县赵庙镇东北3公里处的城坑子村,当地人称前城孜。据《太和县志》载:“新郪故城遗址在今县城北30公里张阁乡,俗称宋王城。战国时为魏地,苏秦说魏襄王‘南有新郪’,晋以后曾在此置宋县”。现东城墙及护城河依稀可见。
《新郪虎符》释文: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郪。凡兴士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会王符,乃敢行之。燔隧事,虽母(毋)会符,行殹。
《新郪虎符》的内容,就是一个命令,文词精炼灿然,更简短者则如传国玉玺的“受命于天,即寿永昌”,体现了汉字音形意特点,传达了中国文化中“天命”的观点。因为是“兵符”,笔道圆融稳重,结体对称肃穆,风格凝重庄严。每行十字左右,排列整饬而紧密,凛然生威。其显著特点是方圆并用,但极少出现在同一字形中,而是某字极圆而另一相同字极方整,既有对比亦存呼应,形成有机“序列”。若与石鼓文或小篆对比,文字演变的轨迹一目了然。
从原作的“工稳”到临作的“工稳”,彼此已然不同,虎符文字气象庄严,罗振玉临作气质儒雅,并不拘于原貌,最明显的是开篇“甲”字,就没有完全模拟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原器中的同字,如“甲、符、十、会、王”等,几乎没有变化,如同工艺复制,而在临作中,凡是相同字都有细微变化。从原器的缜密到临作的舒朗,可见金石味和书卷气的差别。这灵机一动的自然变化,即从匠人之美转变为文人之美。
篆书的继承和发扬须充分考虑到篆法规律。篆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存在一些“异化”甚至“草化”现象,然而,历代延续和发展的“正脉”则始终注重“法度”。所以到了清代,真正能开创引领一代新风的只能是邓石如,而非赵宧光、傅山和杨法等人,由此可以联想到,当下篆书存在的笔法粗糙化,盲目掺杂行草和魏碑等笔法的问题。从历史角度看,当下和未来也要按照既定规律来继承和弘扬。
罗振玉临《新郪虎符》
毋庸置疑,篆法出新的难度远大于行草书。因为行草书是动态的,结合点会很多,篆书则是静态的,且体系复杂,不仅有甲骨、金文,也有秦篆、汉篆等分类。
罗振玉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一定的“作品意识”。在临摹中,必须有意识地培养这一点,这不啻培养了对于书法能够保持最大兴趣的必然路径,从而实现从临摹向创作的过渡。作品意识是经典意识,非功利意识。很多习惯是通过临摹来培养。临摹时若过于随便,只能算是抄帖,应着重建立一种“整体意识”,坚持长期的正规训练,养成整体把握的习惯,做到有的放矢。古人是没有创作和作品等类似概念的,就是书写,这种“书写”的最高层次是对理性的追求,包括哲理性、伦理性、艺术性。虽说艺术不是哲学,也不是某种说教,本质却是哲学的延伸。
罗振玉(1866-1940),书法善篆、隶、楷、行,是甲骨文入书第一人。著有《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等。
【小贴士】
1、篆书在所有书体中,最为严谨。临摹时尽量避免“大写意”。
2、临摹之前,多读帖,将字形和笔顺默记于心,做到意在笔先。
3、有人主张临摹时应推测铸造前的笔迹,以“还其本来面目”,其实不必。临摹金文就是要用笔墨来表现出金石味:一是写出金属气。金文没有石气,只有金气,这是重要特征,离开这一点,金文无从谈起。在铭文浇铸过程中,经过来回倒模,笔画较粗糙,交叉处肥厚。这是金文独有的;二是追求风化锈蚀感,斑驳苍茫、奇古肆意。
4、临摹此工稳类篆书,以狼毫配浓墨,凸显笔画劲健和精气神。
原标题:罗振玉临《新郪虎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