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个提出组建“火箭军”

原标题：他，第一个提出组建“火箭军”

在发射卫星之前，必须对运载火箭“长征-1号”进行试验。任新民是运载火箭“长征-1号”的总设计师。

“长征-1号”是三级运载火箭。在任新民的领导下，攻克了多级火箭组合、二级高空点火和级间分离等技术关键，再加上新研制的第三级固体火箭，组成三级运载火箭。

1969年11月16日下午6时，首枚用“长征-1号”火箭推进的中远程导弹准时点火起飞，飞行到18秒时，突然间发生故障，不知去向！

本来，只要弹头一进入落区上空，落区的观测人员凭肉眼也能立即发现目标。在弹头着地后几分钟，就能把落点位置找出来。然而，这一回过了40多分钟了，没有一个观测人员发现目标！

当时最大的担心是导弹飞出国境，落到苏联领土上。中苏关系正处于最紧张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件将给中国带来极大的麻烦。周恩来总理接连三次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火箭到底落到什么地方了。

于是，空军出动飞机进行搜索。在第三天，终于在新疆某地发现了火箭残骸。经过调查，查明火箭飞行失败是由于一个程序配电器发生了故障，导致二级火箭未能点火而自毁坠落。

在任新民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检查、研究、改进，1970年1月30日，作为卫星的运载火箭“长征-1号”终于试射成功。

1970年3月21日，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完成总装任务。

1970年4月1日，载着两颗“东方红-1号”卫星（其中一颗备用）和一枚“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专列，秘密运抵酒泉卫星发射场。

1970年4月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钱学森关于卫星和运载火箭情况的专门汇报。钱学森和任新民等专程从酒泉发射基地赶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指出：“这是我们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意义很大。不仅要把卫星送入轨道，还要对我国卫星飞经各国首都上空的时间，如乌干达、赞比亚、也门、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等国家作好预报，鼓舞第三世界人民。”

1970年4月14日晚7时，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又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钱学森等人的汇报。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进入倒计时。1970年4月20日，周恩来再次打电话给酒泉发射基地，强调“绝不能带任何一个疑点上天”。

1970年4月24日20时整，“东方红-1号”卫星的发射进入发射前的“一小时准备”，在对卫星和运载火箭进行最后检查时，发现严重问题：“东方红-1号”应答机对地面触发信号失去反应！

酒泉发射基地当即向中央专委报告，建议推迟发射。

在21时，终于查明故障是地面触发信号源性能下降，功率太低，造成触发不良。紧急排除故障。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1号”火箭终于点火。

聂荣臻：“卫星还可以放得早一点啊！”

“东方红-1号”卫星真的可以用肉眼“看得到”，而且可以“听得到”《东方红》乐曲，达到了“政治卫星”的宣传效果。

这时，距离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句话，已经过去12个年头。“东方红-1号”卫星达到了毛泽东所说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的要求：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83.6千克，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8.22千克，法国为38千克，日本为9.4千克，而中国的“东方红-1号”重达173千克。

“东方红-1号”的发射成功，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添上那颗宝贵的“星”。1970年4月25日上午，处于“半靠边”状态的聂荣臻元帅刚刚用过早餐，秘书周均伦就向他报告喜讯：“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收音机里能听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聂荣臻元帅听后，在高兴之余，感慨地说了一句：“要不是现在形势的影响，卫星还可以放得早一点啊！”

1970年4月27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标题是耐人寻味的：《北京的第一颗卫星是美国培养的科学家计划的》。不言而喻，那“美国培养的科学家”，指的就是钱学森。

遗憾的是，曾经为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出了大力的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先生，没有看到“东方红-1号”遨游太空。而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钱骥则是在“牛棚”里谛听从宇宙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

197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戚发轫等参加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毛泽东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表示祝贺。这时，任新民“躲”在后边。周恩来总理发现了，就说：“任新民同志，请到前边来，不要老往后边躲，你的座位在我这边。”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任新民说，“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毛泽东主席赞叹说：“了不起啊，了不起！”

1970年7月，钱学森调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而任新民1975年则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赫鲁晓夫：苏联有核潜艇，等于你们就有了

钱学森的名字，似乎向来与“天”“空”联系在一起。然而，2009年11月6日新华社发布的《钱学森同志生平》中，却多次提到了核潜艇：

——1972年至1976年，领导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1980年5月、1982年10月、1984年4月，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洲际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和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任务。

这表明，钱学森的名字与“海”、与核潜艇也紧紧联系在一起。

1955年，就在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美国的“鹦鹉螺”号核潜艇刚刚服役，中国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就以敏锐的目光，注意到这一重要的战略性新武器。恰恰在这个时候，钱学森从美国归来。

在钱学森出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之后，聂荣臻元帅召集会议，专门研究核潜艇研制计划。出席会议的除了钱学森之外，还有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中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杰。第二机械工业部也就是原子能部。这是中国第一次核潜艇研制会议。

须知，当时中国还只有几艘旧而小的苏制常规动力潜艇，刚刚试制成功第一艘仿苏潜艇。

须知，当时中国既没有导弹，也没有核武器。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反应炉，刚刚建成。

就在这样的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中国居然要追赶美国，研制最新战略武器核潜艇。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呈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这“导弹原子潜艇”，其实就是用导弹作为武器的核潜艇。这是中国首次关于研制核潜艇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原子反应炉已开始运转，在国防利用方面应早作安排。根据现有力量，考虑国防部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

1958年6月29日，邓小平总书记在聂荣臻的报告上批了两个字：“好事”。

1958年7月，聂荣臻的报告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研制核潜艇开始立项，成立了核潜艇研制的领导小组，罗舜初为组长，张连奎为副组长，刘杰、王诤为组员。

不过，当时中国研制核潜艇，一无图纸，二无技术。在国庆10周年前夕，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中国方面希冀“老大哥”给予帮助。赫鲁晓夫摇头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苏联有核潜艇，等于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织联合舰队嘛。”毛泽东知道了，针锋相对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从此，中国核潜艇摒弃了仿苏之路，完全依靠自力更生来研制。1960年3月22日，国防科委成立以海军政委苏振华为组长的核潜艇研制工程领导小组，中国开始了核潜艇的预研工作。然而，由于中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为了确保“两弹”的研制，在1963年3月中央专委决定核潜艇研制工作暂时“下马”。两年之后，中国经济形势好转，1965年3月20日中央专委决定核潜艇研制工作重新“上马”。

1965年5月，核潜艇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彭士禄被任命为核潜艇工程的副总工程师（当时没有总工程师，1979年彭士禄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在研制核潜艇的同时，还要研制专门用于核潜艇上使用的导弹。钱学森为彭士禄调来了另一“禄”——导弹与控制技术专家黄纬禄。后来彭士禄和黄纬禄这“两禄”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9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海军。“潜地导弹”是在水下发射，必须进行水下试验。黄纬禄回忆说：“原计划在西部挖建一个大池子引黄河水做水下试验，且已开始动工。但多数人认为应该免修这项工程，直接拿到海上试验。黄纬禄支持大家的意见，如实把意见向上反映。最后在钱学森主持的研制单位和使用单位的协调会议上，才最终确定去海上试验。”

黄纬禄还记得，在1970年夏天，他带领着一批技术人员在南京长江大桥进行“导弹落水深度试验”。所谓“导弹落水深度试验”，就是由潜艇将导弹发射升空后，为防止导弹出问题掉下来砸中潜艇，而设计的一种导弹自爆（自毁）的安全系统装置。这种试验也是他从未做过的，却是“潜地导弹”设计中必须克服的一道难关。

1971年8月23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开始航行试验，到1972年4月共出海试验20余航次。这表明中国成功研制出核潜艇。1972年3月，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观看了核潜艇研制纪录片后，高兴地说：“核潜艇搞出来了，人民感谢你们！”8月12日，毛泽东主席签发电报，批准核潜艇进行扩大航行试验。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命名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序列，并举行了庄严的军旗授予仪式。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等参加了交接命名大会。

随着第一艘核潜艇正式进入中国海军服役，随着“长征一号”核潜艇开始批量生产，中央军委要求尽快用“潜地导弹”武装“长征一号”。197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国防尖端技术发展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必须抓紧“潜地导弹”的研制。研制中的“潜地导弹”被命名为“巨浪”。

“巨浪”终于研制出来了，首先要在陆地上试射。第一次试射失败。1981年6月17日，“巨浪”在第二次陆地上试射终于获得成功。中央军委发了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