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与闽浙赣苏区

原标题：方志敏与闽浙赣苏区

在武夷山市洋庄乡坑口村的一面墙上，还存有方志敏题写的“中国红军万岁”标语。

方志敏、陈昭礼、黄道、徐履峻及其战友先后拼搏创建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早创建的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苏维埃模范省”。在这里，方志敏领导苏区军民进行大量的创造性工作，如“首先创立股份制，发行红色股票”“我军开展地雷战的发源地”等，被毛泽东誉为“方志敏式”“有很好创造”“是坚强的苏维埃阵地”。

闽浙赣苏区的创建

从1927年开始，党组织了弋横、崇安农民暴动，建立了赣东北和闽北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赣东北根据地与闽北根据地两者合并，组建赣东北特委。赣东北特委研究决定，由红十军政委方志敏、军长周建屏率部入闽作战，以解除闽北根据地的危急。

1931年4月30日，红十军在武夷山温林关与闽北独立团会合，首先发起长涧源战斗。长涧源虽是小村庄，却是江西进入闽北的要道，又是威胁闽北根据地的一个据点，敌人把这里的土屋都改建成碉堡。几次强攻不下，我部研究改用挖地道、爆炸办法炸毁土碉堡，全歼福建土著军阀卢兴邦部一个连。接着消灭赤石镇守敌一个团和两个营的大部，这是一进闽北取得的一次大胜仗。

由于红十军打出了军威，崇安（今武夷山市）的守敌吓破了胆，不战而逃。闽北独立团一举攻克崇安县城，消灭守城民团100人，活捉县长、民团团长等头目。这次入闽，红十军共进行11次战斗，仗仗皆捷，奠定了闽北苏维埃和红军向前胜利发展的基础。

1932年7月，蒋介石调动约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中共中央命令红十军二进闽北，扩大闽北苏区，使之与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进而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1932年9月10日，方志敏重任红十军政委，率部再次进军闽北，并很快抵达武夷山北麓的紫溪与闽北独立团会合。

9月15日凌晨，周建屏率部迅速歼灭星村一个营白军，接着去支援攻打赤石。因赤石守军碉堡坚固，方志敏采用围困办法，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武器威力，迫使敌人投降，缴获迫击炮4门、重机枪8挺、步枪几百支，特别是缴获一部电台和报务人员。之后，红十军浩浩荡荡开进崇安县城，第一次用电台向中央报告战绩，很快得到了回电祝贺。

在崇安稍事休整，红十军很快就要攻打浦城了。这里是闽浙赣三省交界处，俗称“金浦城”，城墙高2.4丈，城基1.8丈厚，双层城门，非常坚固，敌有两个团驻扎城内，是进攻赣东北根据地的指挥中心。打浦城原计划智取奇袭，后因消息走漏，敌有所准备，方志敏决定改为强攻，城外群众赶制了一大批竹梯。9月21日4时50分发起总攻，红军数十发迫击炮弹飞落在敌指挥所的小营房上，敌副师长、副团长、团参谋长等被炸死。敌军失去指挥，顿即乱作一团。一鼓作气之下，闽北独立团团长黄立贵率领的一支敢死小分队登上南门城墙，另一支红十军81团敢死小分队登上西门城墙。敌团长和县长见大势已去，化装成平民从东门逃脱。6时整战斗结束，歼敌100人，俘敌600多人，缴获重机枪5挺、轻机枪33挺、步枪700多支、各种短枪100多把，无线电台2部。获得筹款50多万元，黄金1000多两。

浦城胜利后，红十军立即帮助地方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工会、农民协会、贫民协会等。把缴来的武器弹药，除电台外全部留给闽北独立团。红十军二次进闽，在22天的转战中，消灭敌人4个团，调动敌人几个师，打乱敌人整个部署。缴获各种枪支1600多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使闽北苏区扩大到浦城、建阳、建瓯、松溪、政和、光泽一带。

1932年底全盛时期，闽浙赣根据地扩大到上饶、崇安、开化等20多个县，拥有100万人口，1万多红军，周边游击区达52个县，是全国最早创建的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1932年12月11日，中央苏维埃决定赣东北省改称为闽浙赣省，方志敏继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方志敏任闽浙赣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

闽浙赣苏区的创举

在方志敏的领导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对敌斗争上，在根据地建设上，在苏区党的建设上都有许多创造，如在游击战方面提出“53个字”战术，即“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

闽浙赣根据地是我军开展地雷战的发源地。地雷原是闽北农民用来防范深山野兽的武器。崇安上梅暴动后，为了避开反动派的报复，干部群众都退到山里去，为了阻止敌人进山“扫荡”，在进山口埋设地雷。方志敏发现后感到地雷威力大，便认真总结群众的经验，大力推广。培养训练骨干，省县区乡苏维埃成立地雷部，村普遍成立地雷组，各级办地雷厂，开展地雷战。1932年初步统计，一年内用地雷炸死敌人3000多人。1934年4月24日，中央苏区派人参观后，发文向全国各根据地推广方志敏的地雷战经验。后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军民普遍使用地雷战战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地建设方面，闽浙赣苏区首先创立股份制，发行红色股票。实行对外开放的边贸政策，形成几条对外贸易的路线。1930年10月，成立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方志敏还亲自主持制定《临时消费合作社条例大纲》，普遍建立消费合作社。在财政收入上，闽浙赣省由过去靠打土豪收入为主，改由苏区发展国民经济、扩大贸易来增加财政收入。毛主席知道后批示说：“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

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制定苏区《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其中第三条“牺牲个人”，提出革命就是拼命，要牺牲个人一切去向敌人拼命，革命才能成功；第十九条“不得贪污”，指出吃铜打夹账，只有请他滚出去（吃铜即吃铜元，打夹账指做假账）。由于守则通俗易懂、联系实际，对党员的信仰、纪律、廉政都起重要作用。苏维埃工农检查部成立后，设立控告箱，提倡实名控告，由不脱产的“突击队”“轻骑队”进行检查。毛主席誉之为“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和“模范的闽浙赣省”。

浴血怀玉山

1934年11月4日，方志敏收到中革军委急电，指示即将到达闽浙赣边区的红七军团，将与当地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由于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中央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7月，中革军委派遣红七军团6000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番号，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带领，从瑞金出发经福建的长汀、永安、古田、罗源、宁德、福安、浦城及浙江部分县计20多个县，行程3000里，艰苦转战4个月到达闽浙赣边区，以此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减轻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后，中革军委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兼20师（由红十军改编）师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兼20师政委，寻淮洲为19师（由红七军团改编）师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兼19师政治部主任。闽浙赣军区也作了调整，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新组成的红十军团与闽浙赣军区统一归中央军区项英司令员指挥，省委亦受中央分局领导。

当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按理南方各根据地必须在原地区长期坚持独立斗争，保卫苏区。但是中央军区于11月18日下令，要求红十军团全部立即从玉山（赣）、常山（浙）间挺出铁道以北，威胁浙江衢州，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同时决定以方志敏为主席，由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五位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随军行动。要求闽浙赣军区的部队到外线打大仗。这显然是继续贯彻“左”倾错误路线，是红十军团后来怀玉山失败的主要原因。

方志敏深感责任重大，此去要进入国民党心腹地区，逼近蒋介石政权首府南京，恶战频繁自不待言。他说：“我下决心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党要我做什么，虽死不辞！”红十军团指挥部决定在（安徽）谭家桥的乌泥关设战场。这里地形如口袋，敌一进入极易被围歼。这时蒋介石得到情报：“方志敏手创之武力万余众，近日在皖南汤口镇聚合，匪势甚昌，北窜立巢，欲迫南京。”随即调集20万大军进行堵截。顾祝同下令：“此次战役，我军若有战败部队，凡营以上军指官一律斩首！”

12月4日9时许，国民党军进入红十军团伏击区，战斗打响，起初形势对我有利。但国民党军立即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对付红十军团中战斗力较弱的第20、第21师（他们多数打游击战，缺乏打大仗经验），阵地被冲破。为扭转不利的战场态势，寻淮洲亲自带队夺回了制高点，不幸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在部队转移途中牺牲。谭家桥战斗失利，迫使红军不得不撤离战场，其间乐少华、刘英先后负伤。最后军团部决定，全军团南下返回闽浙赣苏区。

转移过程中，决定由方志敏、粟裕带领伤病员、机关后勤人员共800人为先头部队，走在前面。军团主力由刘畴西等人率领，在后边打边撤。先头部队多是非战斗人员，力避与国民党军纠缠，没有停留地走到闽浙赣苏区的边缘港头，才停下来休息。而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到达杨林（浙江衢州境内）后，顾虑部队疲劳，就地宿营，第二天才继续前进。这一夜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尾追之敌一个团赶上并占领了堵截阵地，双方发生激战。红十军团以一小部分兵力掩护，大部分折回到外线，次日进入安全地域。方志敏看到敌情十分严峻，决定先头部队由粟裕带领先走，自己留下通知刘畴西率军团主力迅速跟上。而刘畴西仍然顾虑部队疲劳，当夜又坚持就地休息，没有到港头与方志敏会合，以致失去突围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毅然从安全地带折返敌人包围圈，找到红十军团主力部队。由于延误几天时间，各路国民党追击部队共14个团，已全部赶到怀玉山地区（于赣东北）。红十军团主力陷入重围之中，伤亡不断增加，并已弹尽粮绝，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逐步被分割、冲散。经过七天七夜艰苦奋战，双方均有重大伤亡。除少数人突围返回闽浙赣苏区外，方志敏、刘畴西等主要领导人隐蔽在陇首（怀玉山东麓）封锁线附近的山里，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13天之后，不幸被敌搜捕。

“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抓到方志敏后，敌人认为是了不起的胜利，召开各种庆祝大会。蒋介石下手谕“劝说归诚”，顾祝同等人好话说尽，酒桌拉拢，多方诱降，结果却得到方志敏“视死如归”四个大字，写罢拂袖而去。

1935年2月6日，在南昌委员长临时行营的豪华小会议室，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当方志敏由几个人搀扶进来时，蒋介石起身迎接，安排在他身旁坐下，并向诸官员作介绍，接着说：“志敏老弟，都怪我来迟一步，你受委屈了。我们虽然8年未见，但心是相通的，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有热爱祖国之心……”其他人你一言他一语，又是“器重你”，又是“合作共建美好祖国，过去恩怨一笔勾销”。方志敏说：“我已被俘，不存在合作条件。若要叛变革命叛变党，当可耻叛徒，我方志敏永远不答应，办不到！”

自1935年1月29日被捕后，在狱中除了应付、驳斥劝降者和接见记者之外，方志敏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撰写文章，记述一生战斗的经历，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如4月写成《在狱致全体同志书》约5000字，从8个方面总结闽浙赣苏区的斗争经验。5月，在监狱“优待号”房间写成《可爱的中国》1.6万字，成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清贫》约1000字，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提出“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些文稿不下十篇，通过看守所文书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送到上海，交给胡子婴转中共上海特科，有的通过胡逸民夫妇送出。

8月6日凌晨，在南昌下沙窝，方志敏英勇就义，时年36岁。

毛泽东与方志敏直接交往有3次，都在大革命后期（1926年4月至1927年4月间）。在创建苏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斗争实践中，他们思想相通，成果相衬，可以说方志敏是毛泽东最为关注、最为敬重、最为怀念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5年3月，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稿）中就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方志敏从事农民运动比彭湃晚几个月，比我毛泽东早几个月。这三个人被公认为‘农民大王’。”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将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列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两种模式，即“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1953年4月，毛主席巡视浙江莫干山时对汪东兴说：“方志敏同志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1964年11月9日，挥毫写就“方志敏烈士之墓”七个大字，刻在南昌方志敏烈士墓前。在评点《新唐书·徐有功传》时，他评价方志敏“以身殉志，不亦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