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被误读的乔治·凯南

原标题：前车之鉴：被误读的乔治·凯南

伊拉克反恐部队在摩苏尔，叙利亚军队在阿勒颇，近来都在军事上取得进展，同时我们也在媒体上看到两地平民遭受惨痛伤亡，甚至被当作“人肉盾牌”。那里儿童的苦难尤其触目惊心。有些孩子在轰炸中遇难，另一些孩子则饥寒交迫，骨瘦如柴，他们的照片流传出来，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战争和动乱纠缠中近东各国多年，那里的人民一直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失去安定的生活，遭受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

在21世纪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在中近东地区动作很多，特朗普也表示要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进行更加有效的打击。恐怖主义在新世纪显然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全力应对。问题是，西方诸国这些年在中近东地区进进出出，每次似乎都有充分理由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每次都给那里普通民众带来难以言状的巨大悲剧。利比亚、伊拉克那些被推翻的前统治者，叙利亚正在被西方要求下台的现任统治者，与他们国家的人民以及声称关心这些人民的西方国家，真的早就失去了通过对话和平消弭分歧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近东的政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战争的根源是恐惧”。这是上个世纪冷战时期以及越战时期，美国激进的和平反战人士对战争和现代国际关系的一种深刻看法。他们认为，热衷于冷战的美国保守势力夸大了苏联外交政策的进攻性，把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人民想象成邪恶敌人，而即便真是敌人，也不应该用敌意和战争去应对。正如当时一些反战人士指出的，“也许他成为你的敌人，仅仅是因为他认为你是野蛮人。也许他害怕你，仅仅是因为他觉得你害怕他。也许，如果他相信你能够爱他的话，他就不再会是你的敌人。”他们尤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公益观点本身就是西方文化也认可的价值观，造就美苏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之一就是把美国的生活方式看成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完全否认其他社会制度的正当性。

在1947年的《外交事务》杂志上，美国外交家和国际问题学者乔治·凯南讨论了当时的东西方关系。在这篇关于“遏制”苏联的著名文章里，凯南提出，尽管东西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苏联并没有推进世界革命的固定时间表，苏联把本国利益看作是外交政策最高原则，会理性地弹性地处理国际关系。他也注意到，苏联社会在思想和经济等方面有可能会出现内部问题。考虑到这些因素，尽管苏联不是美国的伙伴而是竞争对手，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未必能达到幸福和谐的共存状态，美国所要做的是防守性的“遏制”，防止苏联把势力范围扩展到西方，就像苏联的首要关注也是自身的安全。而在另一方面，两个大国的真正竞争是在各自的内政、文化和国际形象上，即各自都需要成功地解决自己内部的社会问题，并在国际上建立热爱和平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这个意义上，凯南的立场并非是在纯粹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打压遏制苏联。他完全不赞成把冷战看作是美苏之间的战略利益博弈，所以他绝非是以此为宗旨的冷战理论的创始人。他真正关注的，是美苏两个大国谁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对凯南外交学说的正确解读是，他的立场与西方国家内部的激进反战人士完全一致。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有无优势力量取决于它能否在本国建立正义、繁荣与和谐的社会。早在1959年，他就提出一些对当下国际关系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长远来看，即便在谨慎和精细的利害权衡之后，政治家的决策仍然可能是愚蠢的，其后果仍然可能是糟糕的；真正可靠的是道德上无懈可击的坚定原则，坚守这些原则往往能够有最成功的政策和结果。

凯南一直提醒人们，不要容忍战争对生命的剥夺，不要用冷漠态度对待战争祸害。他提到了二战中对平民居住区的“饱和轰炸”以及原子弹的使用。今天的中近东局势再度告诉我们，即便是常规武器也能给平民带来难以言说的痛苦和伤害。

改变在国际关系中追逐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优势的态势，把人道主义关怀看作是决策的核心，是当代世界的政治家们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