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秘书:周总理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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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周恩来秘书纪东说出来的那些“秘密”
3月17日,广东文理职业学院举办的一场讲座引发关注。
周恩来总理生前秘书纪东少将,为该院师生作了《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八年的感悟》专题报告会,以其对周总理的了解和亲身体会,讲述周总理不平凡的一生。
作为周恩来的秘书,纪东曾陪伴了周恩来人生中的最后八年。
据公开资料,纪东1943年11月出生于河南商丘,1961年从西安应征入伍,成为建国后中央警卫团首次面向全国招收的警卫人员之一。他先后任中央警卫团战士、班长、区队长、指导员,并多次立功受奖。1968年8月起,时年25岁的纪东来到周恩来身边担任秘书,主要负责党、政、军、群等方面的工作,直至1976年周总理逝世。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1968年纪东接受中央警卫团指派到周恩来身边当秘书时,正是文革之时。此后八年间,他几乎亲历了文革后期的所有重大事件,也目睹了周恩来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最后时光。
2007年和2012年,纪东将他的秘书经历撰写成回忆录《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和《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并出版。
作报告、接受采访、出版回忆录时,纪东讲述了许多周恩来不为人知的故事。他曾多次表示,周恩来的苦和难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累、气、忧、愤。
担任周恩来秘书8年
2014年4月,纪东在《天津日报》发表《陪伴周总理的八年是我毕生的财富》一文,回忆其担任周恩来秘书的日子。
1961年,18岁的纪东初中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番号为“3747”,后来调整为“8341”,也即中央警卫团。
据纪东回忆,他能担任周恩来秘书,得益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1968年7月,纪东参加部队组织的指导员学习班。一天,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到学习班听取小组发言。
纪东的发言简明扼要,自然连贯,仅仅五分钟。这改变了他的命运。
一个月后,纪东奉命“到杨政委家谈话”,杨政委问他:“周总理那里需要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干部做秘书工作,你愿不愿意去?”
纪东回答:“报告首长,我愿意!”
杨政委特意叮嘱:“对邓大姐就叫‘大姐’,对周总理就称‘总理’,千万不要称‘首长’,不要说‘请指示’,一定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请教。”
在最开始的几个月里,纪东从整理电报开始,逐渐掌握了总理秘书接打电话、收发文件、文电送阅、会议通知、整理电话记录等基础工作。因工作太忙,直到1969年4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才和纪东有了一次正式谈话:“我这里的工作情况,你基本上都知道了,对你来说,工作岗位变了,接触的事情多了,我只提一条要求,不该说的不要说,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今天就算我和你正式谈话了,从现在开始正式值班。”
周恩来正后方为纪东
就这样,纪东开始担任周恩来的秘书,直至周恩来逝世。他也是周恩来的最后一任秘书。这8年,因周恩来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及其职位特殊性,纪东把这8年称为是周恩来最累、最难的8年。
见证诸多大事件
8年里,纪东亲历了粉碎“四人帮”等诸多大事件,也见证了周恩来在“四人帮”事件中的愤怒。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记叙了周恩来唯一的一次“国骂”。
“九·一三”事件爆发一年多后,在批判林彪集团的过程中,周恩来支持一个看法,认为林彪是“极左”。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纪东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周恩来在拿起一个文件特别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我听到一句话,‘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看到总理双眉紧锁,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书中写道。
据纪东回忆,周恩来的那声“国骂”,是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几年里听到的唯一一次。
在另一次会议上,“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了围攻。在这个会上,周恩来问人家要了一支烟。
“我们知道他从不抽烟,但是他当时要了一支烟,拿在手里,最后把它揉得粉碎。”
1970年夏的一个下午,纪东在整理周恩来的办公桌时,无意间看到一张白纸上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不公与不干(西厢记)》:“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缓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纪东曾在接受采访时对此解读:“总理是在无奈之下写的。二八月是最难做的,因为二月八月乱穿衣啊,冷不定,热不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天气变化无常,因为正是春夏交接,或者是秋冬交接的时候。总理写出这几句诗来,可能就是一种发泄,发泄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但是写完也就完了,他还得照样地去工作,去忘我, 去为大局着想。”
在纪东的记忆中,周恩来不仅与“四人帮”进行斗争,还尽力保护和鼓励其他领导干部。
他回忆,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来到总理办公室,说江青无中生有,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想辞职不干了。总理听了笑着说,“耿飚同志,我跟你说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想赶走你,不论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想整你,不论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不要自杀)。”
耿飚听了这三句话豁然开朗,拿起辞职文件报告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作为照顾周恩来生活起居的秘书,纪东也见证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诸多感人瞬间。
1969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总理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因越美战争,邓颖超对周恩来的安全十分担心。
据纪东书中记录,周恩来从越南返程回家时,“一进门,邓大姐就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上前,边走边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
周恩来与邓颖超
“总理‘哈哈’地笑着,他把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总理深深地在大姐的脸上吻了一下。”
众所周知,周恩来一生没有子女。但纪东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周恩来有过两个孩子。
“在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会上,总理突然和在场的几位领导说,其实他也是有过两个孩子的”。
“第一个孩子因为邓颖超同志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工作拿掉了。”纪东说,“第二个孩子还在邓颖超同志肚子里的时候,正好赶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总理和很多共产党员被通缉,当时邓颖超同志躲在一家医院里,刚好面临生产,但因为孩子太大,有九斤多,不好生,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孩子头出不来,医生就拿钳子夹,后来孩子头部受伤,很快就夭折了。”
“当时周总理说的时候眼含泪花,我们听着,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纪东说。
“最难忘的是周总理和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2015年8月4日,纪东在毛主席纪念堂讲述《我党优良作风的楷模》特别党团课中曾透露,76岁病魔缠身的周恩来,一天内曾连续工作23个小时。
纪东提供的周总理的工作安排
提起八年中最难忘的记忆,纪东说,“肯定是周总理和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1975年9月下旬开始,周恩来病情加重,再也没能离开病床。
他回忆,周总理逝世前八天,他把钱嘉东、赵茂峰等几个秘书都叫到床前,当时周总理已经非常虚弱,但他还是从被子里伸出了右手,以示平等,然后和秘书们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们都来了?向家里人问好。我累了。”说完又陷入了昏迷。
“我在总理身边工作了八年,哪怕是连续工作二十个、三十个小时,都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累,但周总理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个字,却是‘累’。”每每谈及此,纪东都哽咽落泪。
纪东(右三)等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周恩来逝世后,纪东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在秘书局担任信息处长。时隔八年后,他于1984年重新入伍,出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长,1987年调任武警司令部任作战勤务部长、办公室主任。1994年,51岁的纪东开始教育生涯,转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同年被授予少将警衔。
2002年退伍后,纪东开始从事与周恩来生平的历史研究工作,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
纪东说,“周恩来从来就是把家和国联系在一起,把优良的家风用于党风建设,用于治国理政,以清正家风带动政风、浸润党风。”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 许腾飞 实习生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