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次子去世 文革中曾代父坐牢

原标题：董必武次子去世，“文革”中曾两次被囚

（法制晚报记者 陈品 编辑 岳三猛）今日，观海解局（微信ID：guanhaijieju）记者从董必武（“延安五老”之一）的女儿董良翚（字读huī）处获悉，她的弟弟，也就是董必武的次子董良翮（字读hé），昨天在云南瑞丽因病去世，享年72岁。她难掩悲痛地表示：“我弟弟得的是白血病，有两年多了，一直在积极治疗。”

在上世纪70年代，董良翮是全国家喻户晓的知青先进典型——他在河北农村插队落户长达10年，直到父亲去世4年后才回城。

而且，他在“文革”期间两次无故被囚禁，时长达一年多。董必武说“你这是代我坐牢啊”。“林彪、‘四人帮’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就打倒他。”董良翮说。

（董必武次子董良翮）

董必武儿女名字皆有“羽”

董必武，与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一起被称为“延安五老”。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以及代主席等职。1975年4月2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董必武和妻子何连芝一共有三个孩子。1938年3月，长子董良羽出生时，董必武觉得当时国家的工业太差，希望他们这一代人长大后，国家能造飞机，就取名“良羽”。出于这样的想法，女儿于1941年出生时，董老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取名“良翚”，意即羽毛的颜色。次子1945年出生后，得名“良翮”，意即鸟翎的茎。

（董必武一家，摄于1962年）

至于这一生，董良翮曾有一段自述：“我1945年生于延安……1968年12月，父母决定送我到农村去。1979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后来在广州经商。”

去年是董必武诞辰130周年，在《董必武家书》出版首发式上，观海解局（微信ID：guanhaijieju）记者见到了董良翚以及董必武的长孙董绍壬（该书的编者）。当时，董良翚向记者介绍：“今天我和我的很多家人都来了，由于弟弟良翮身体不好，没能来参加今天的发布会。”

（董必武之女董良翚）

今天，她表示：“我弟弟得的是白血病，有两年多了，一直在积极治疗，为什么病情会突然恶化，我还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我侄子现在已经赶往云南，具体的消息马上就能知道了。”董良翚电话里难掩悲痛，对于她来说，这个消息太突然了。

据悉，董良翮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4月16日上午10点在芒市殡仪馆举行。

他曾被树为知青先进典型

2009年3月，《贵阳日报》曾刊登董良翮接受鲁豫采访的内容。

当时，他谈到与父亲董必武之间的关系说：“我父亲对我哥我姐比较严厉，对我例外，对我最宽容。我记得没上学的时候，我可以到他的办公室随便翻，把他的印章镇纸摆到地毯上，像开坦克、开汽车那样推着跑，玩他的眼镜盒，把眼镜盒的线都撑开了。我哥哥姐姐绝对不敢这么做，我可以。他有时很晚回来，我也不回自己房里睡，就在地毯上睡觉，等他回来。”

（董必武与董良翮，摄于1946年）

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6年第9期），即便父子如此情深，待到1969年，董良翮高中毕业，还是面临就业难。当时董必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要安排孩子去部队或工厂不是什么难事。但董必武的态度十分鲜明：“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

按照父亲的要求，董良翮报名下乡，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

这一干就是10年，他虚心向农民学习，争着干苦活、累活，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被树为知青的先进典型。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一时间，他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他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

（2010年，董良翮回河北插队地）

正当此时，却传来父亲患上肝癌的消息。1974年，董良翮请假回京，来到父亲身边侍奉，前后陪伴了半年多的时间。1975年3月5日为董必武虚岁90诞辰，此时他已沉疴不起。4月2日，董必武病情恶化，在北京逝世。4年后，董良翮才离开河北农村回到北京。

代父坐牢：“文革”中两次被囚

去年7月，董良翮的姐姐董良翚曾接受观海解局（微信ID：guanhaijieju）记者的专访。她表示，父亲曾说起次子在“文革”中两次无故被囚禁，“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

后来，董良翮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整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对我父亲，因为无权可夺，便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他们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就打倒他。但父亲就是不理他们那一套。”

（董必武与女儿董良翚、次子董良翮）

至于两次被囚的经历，董良翮在接受采访时曾有详细叙述。

1966年12月的一个夜晚，董良翚接到父母从广州休养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接到中央通知，要董良翮去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问题。

第二天一早，董良翮在姐姐的陪同下，骑着自行车投案。他检讨了自己自“文革”以来的一些行为……说完，公安局的人让他回家。董良翮原以为这一切都是误会。然而，1967年1月4日凌晨，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他立即带牙具去投案报到。21岁的董良翮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牢狱生活。

“当时关了两三百人吧，都是学生，还都是我们这些各个学校的头，大部分还是干部子女，都在里头。”董良翮说，4月22日他们才获释回家。经过此事后，董必武的耳朵聋了，身体明显也差了。那一年他变化很大，像个分水岭，对他的打击挺大的。“他最后说，我是为他坐的牢。”

（2010年，董良翮回插队地激动落泪）

1968年3月下旬，董良翮准备入伍，谁知就在此时，他再度被捕入狱，一关就是半年多。两次加起来有一年。

说到第二次入狱的感受，他表示自己被关在单间，精神压力大。“单间比群间还恐怖。几个月都没人理你，每天能听到监狱外的喜鹊叫，就非常高兴，觉得还有一个声音能传进来，是这种感觉。有一次我烦了，一拳打到墙上，整个手全都在流血，破了，但没有疼的感觉。”

儿子再次入狱，父母无能为力。董必武的耳朵更聋了，步履也有些蹒跚。他作了不少诗，写在整张报纸上，内容都是关于儿子被捕的。为了不被人认出来，字就横着写、竖着写，大字、小字拌和着写，把整张报纸涂成墨色。直到1968年年底，在没有作出任何结论的情形下，董良翮被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