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史林雏鸣》选送：历史学家的介入 幸存的古城、平遥申遗与历史研究

历史学家的介入

幸存的古城、平遥申遗与历史研究

西南大学 2015级历史学类班 周元曦

平遥古城自80年代初偏僻落后的农业县城至1997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发挥的作用可归结为两种：第一，历史学家在其历史知识的基础的上，率先认识到平遥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实现潜力；第二；历史学家基于这种价值判断的积极“介入”与持续运作是平遥古城得以幸存并最终申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历史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互动不是单向的。伴随着申遗的进程，平遥古城也对地方志修篡馔、晋商文化研究、民居建筑研究和明清城市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显著影响。

关键词：平遥古城 世界文化遗产 历史学家 介入 互动

本文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展开的：历史学知识对社会公众对平遥古城价值的认知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历史学家是怎样介入平遥古城的保护和申遗的？申遗之后，古城的历史价值是不是已经被彻底澄清从而最后固定下来，以致于历史研究走入了“终结”？本文希望对平遥申遗前前后后历史学家的行动做一个考察，关照历史学家与文化遗产之间的互动的几个重点环节，继而在这种互动中探讨历史学的社会价值。

景区简介分析：公众眼中的平遥古城

正是通过对平遥古城的简介的概览，一般公众获取了关于这处文化遗产的基本信息和历史知识。这是最易得的也是最基本的材料。因此，对各种简介进行的简要分析使我们在引入平遥古城这一对象的同时，也得以窥见“平遥古城”作为一个符号在公众的知识领域中与哪些历史知识联系最为紧密。

在这里，我们选取四种基本材料：百度百科词条、世界遗产网（中国）平遥古城词条、平遥古城门票原件和《实录平遥申遗》扉页中的四种简介的导引段落，都是相同的一段话。这段话来自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委员会官员亨利·克莱尔于1997年12月3日所做的关于平遥古城申遗的审议报告：

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在如上暗含价值判断的权威评价的基础上，各个详略不同的简介都对平遥做出了进一步介绍。从约200字的平遥古城门票上的简介到《实录平遥申遗》自序中叙述古城概况的多达3000字的文本，都包括以下基本信息：

地理区位

包括平遥的地理位置及区位条件，诸如“位于华北山西省中部，距省城太原90公里”“汾河中游的谷地”“位于县境北部”“城池周长６１３６米，墙高１０米左右，城池总面积为２．２５平方公里”等。

历史沿革

包括建城传说、建城史、名称沿革等信息，如“据传为西周大将尹吉甫驻军于此而建，距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今城墙始建于明洪武三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平遥，又称古陶，相传为帝尧的封地，春秋时是晋国的中都邑，战国时属赵地。”等。

核心景观

亦即位于古城范围内的历史文化遗存的枚举或概述，如县衙、票号博物馆、平遥城墙、文庙、双林寺和镇国寺等。

价值评价

对平遥古城的价值评价，诸如“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平遥古城是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之一。”“汉族县级城市的样本，建筑艺术的宝库”等等。

基于这四点，我们可以进行以下的分析：

第一，在理解“平遥古城”这一符号的不可或缺的四种类型的信息构成的系统中，地理区位和历史沿革构成了其他认识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对作为历史遗存的平遥古城进行时空定位，公众才可能想象其代表性景观所处的时空场域，并完成对其文化价值的评估和理解。在创造“平遥古城”这个符号的过程中，历史记录和历史撰述所提供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关于平遥地名考证和城市沿革的基本信息，即从《汾州府志》与《平遥县志》两种方志材料中析出。

其中最显著的一例，就是平遥备受争议的建城传说的文献来源。号称2800年的建城史的由来，既是从光绪三年本《平遥县志》中析出的“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等记载抽取演绎得来。这些文献记录与关于尹吉甫衣冠冢和民间纪念活动一同构成了关于平遥古城的早期建城史的认识的证据。抛开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不谈，但就其认识过程而论，无疑可以证明历史记录和历史撰述对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在理解“平遥古城”的特殊价值的过程中，历史知识和历史判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说，对1980年代初平遥形象宣传中的“票号城市”一词的理解，就涉及这样的一组历史常识：

A.在明清时期（或者用当时的术语，“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经营白银货币存款、汇兑和转运业务的票号行业出现。

B.以平遥为突出代表的山西地区的商人参与了这一行业，并且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

C.平遥古城中大量的票号历史遗存是这一历史时期经济繁荣和金融创新的物证，其文化价值由此得到提升。

相比上述的单一的价值判断，对更复杂的价值判断的理解，牵涉到更多也更宏观的历史知识。比如，要理解“中国古代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这一高度凝练的价值评价，需要调用更为复杂的历史知识。理解这句话需要理解明清这个历史时段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与城市风貌的概况，以及平遥的代表性及其特殊价值。

从发现到申遗：历史学家的介入

1.从面粉中心到文化名城：平遥古城的相对价值的上升

1992年，在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初期审查报告中，加拿大学者卡尔·阿斯提到：中国的梁思成先生，提到了平遥，说明平遥名城的深远影响。中国的城市各有各的特征。无疑，平遥古城的国际声誉与梁思成的著述紧密相连。梁思成确实行及平遥，但提及平遥，不意味着古城在梁思成的著作述及的年代有何种特殊的价值。

1934年夏，梁思成在山西中北部进行了数月的考察，并于同年写出了对山西古建筑影响重大的报告《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这篇报告对山西的古建筑多有称道，虽然平遥北郊的镇国寺和几处民居院落被纳入记述，也证明先生游踪至此。但是，先生提及平遥城时倒是说起，“电气磨机在平遥创立了山西面粉业的中心”，但对古城没有丝毫提及。

就以接邻的汾阳、孝义、榆次、祁县、太谷几县而论，平遥古城的规模也不算特出。况且，1930年代，在各地城墙普遍保存的情况下，平遥的古城景观也就称不上“遗产”。

时至1976年，平遥古城已经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未经战火破坏和人工拆除的城墙了。至1979年初，与平遥相邻的太谷、榆次等县份已经展开了拆除古城墙的行动。例如，根据1983年的太谷城区图，太谷只保留北段约三分之一的城墙，其余城墙已经被建设为城市环路。而平遥则因经济落后、缺乏资金，城墙拆迁进度缓慢。至1983年，平遥已经位列“全国四座保存较完好的古城”之中。由此可见平遥古城的历史价值，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和传统城市的破坏而逐渐提升的。例如，直至1986年，平遥才被列入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部分地因为平遥的落后，平遥才得以免于受到大拆大建的浪潮的冲击。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文化遗产的标准的第五条，似乎就是为了平遥的境遇而书写的。

“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

根据1970年代以后平遥古城最早的调查者阮仪三的统计，至1986年平遥古城被国务院批准为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城的一切古建筑得到行政法规的保护之前，消逝的明清古建筑已达近1000处，城墙表面也受到了破坏。

2.幸存到申遗：历史学家的介入

平遥古城得以幸存，直接得益于有深厚历史学和考古学背景的古建筑学家的积极介入。在我们搜集的相关资料中，典型代表有从事建筑和城市规划史研究并有历史学背景的阮仪三、罗哲文、郑孝燮、田中淡等学者。他们不是学院式的历史学家，但却是这处世界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发现者。最早就平遥古城做出学术报告，把隐没在这个偏僻县城的古城带向全国的阮仪三，因此获得了“古城守护神”的美誉。而学院式的历史学家和行动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区别，是本文结论部分将要再次探讨的一个问题。

在现有的期刊资料中，对于关于平遥古城在学术界的知名度的提升至关重要的几份的学术报告，特别是1986年的《历史古城平遥及保护规划》、1992年的《世界及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 》和1998年的回顾性报告《登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平遥古城》。此外，1993-1998年间担任平遥县主管文物保护的副县长安锦才的《实录平遥申遗》作为第一手材料，共同为我们勾勒出平遥得以幸存并成功申遗的图景。

首先，我们需要划分出平遥古城申遗的两个区别显著的时段，在其中分别考察历史学家的介入的具体行为，继而论证史学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作用。

（1）1976年-1986.12.8，自平遥城市建设规划开始，至平遥成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古城规划得到完全的法定地位为止。在这一阶段，历史学家的介入主要体现为县城文物保护规划的制订和学术界内部的传播。

自1976-1980年，平遥县因其规划方案设计不理想，旧城改造工作始终未能展开。1980年7月，适逢方案出台但尚未付诸实践的关键节点，正在榆次市考察的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审查了这个规划，其内容包括：拆毁旧城偏东、西、北三个城门，将旧城东西大街拓宽，沙巷街至农机总公司拓宽，两条十字街，宽２２米。可想而知，这是一个“毁灭古城的规划”。1981年8月2日至18日，阮仪三带领其十余个研究生编制了“平遥县城总体规划”，并将这一规划与平遥的材料送至国家文物局、城建局等部门。

1981年9月，时任国家城建总局的高级工程师郑孝燮表示：“这个规划新旧分区，新城发展、旧城保护我是同意的。古城民居，风貌是优势，必须保护，内部设施可以改进，旧城内不搞高层建筑，旧城继续保护，早晚会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正是这个建议说服了当地政府。在《实录平遥申遗》中，平遥县政府官员表示“郑老的这意见和建议对平遥后来的发展（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在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多位了解此事的具有政协委员身份的学者把平遥古城保护纳入了自己的提案，在《人民政协报》2002年的文章《幸存的平遥古城》中有相关记录。

1983年，中小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建设会议在扬州召开。郑孝燮以会议的筹划者身份，邀请平遥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与会并作出相关报告。这是平遥古城的学术传播的重要事件。在会上，罗哲文做出的“有城墙的城市全国不多了，平遥还是比较完整，过去不稀奇，现在不多了，是历史的见证”的评价，使得平遥古城的历史价值在学术领域内得到了较广泛的认同。

至1986年，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报告》，正式确定了平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阮仪三团队制订的平遥古城保护规划基本取得法定地位，对平遥古城的破坏性建设都属非法行为。至此，平遥古城的保护政策基本健全，其价值也在学术界和行政命令中获得了认可，平遥保护的第一阶段结束。

由上可以归纳出，在这一阶段，历史学家的介入主要有三种途径:

①对平遥古城的文化价值进行考察、阐释和学术传播

②通过各种方式的运作，介入城市规划和建设

③利用学者的身份和影响力，对相关责任主体加以规劝和引导

在这一阶段，历史学家和古建筑学家对平遥古城的成功保护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率先发现平遥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并通过学术的和行政的途径在业内促成了保护古城的共识。

（2）1986年-1997.12.3,至平遥申遗成功为止。这一阶段中，历史学家的介入主要表现为：对平遥档案资料的整理，对平遥古城开发的建言献策，推动平遥古城的大众传播及提升其世界影响。自从平遥古城摆脱危机，在城市规划的基础上走上了保护与开发同时进行的轨道后，历史学家就很难再扮演“先知”的角色了。随着公众对其历史价值的认同度的提高和基本材料的公布，对平遥古城的研究从调查报告和发展规划走向了深入发掘其历史文化内涵的研究。根据《平遥申遗实录》的记录，而1991-1995年间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材料的准备工作，产生了大约篇幅40万字的研究成果，涉及。古城的申遗报告书将材料精简为5万字，这是关于古城的历史价值的成熟的、全方位的展示，也是古城研究达到一定水平的证明。

关于历史学家在档案资料整理、历史价值的深入发掘和大众传播方面的作用，下文将各举一例进行论证。

其一，关于档案资料的整理，在山西大学历史学硕士董剑云编著于1999年，出版于2004年的《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文化史韵》辑录的大量保存于平遥的石刻、碑文和方志等原始资料中可以见到。在本书序言中，代序者行龙说编者“借助山西省图书馆保存的平遥古城申遗的图文材料……对古城庙宇中的现存碑文予以收罗汇编……为平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提供了详实的史料。”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例。

其二，关于平遥历史价值的深入发掘，在最终递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1.5万字的《平遥申遗报告》获得了“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的评价，背后也必定有关于古城各个领域的价值深度揭示。相比1990年代初的规划报告中对平遥价值限于古建筑领域的简单阐述而言，相关研究的日益广泛和深刻可见一斑。

其三，参与过平遥古城规划或做过实地调查的一批学者，在地方志学刊物《沧桑》、《建筑规划》、山西地域对外传播的杂志平台《今日山西》等刊物上发文，在蛟龙1998年的《从历史古城到世界名城——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可见相关综述。

综合以上两个阶段，我们已经对历史学家在平遥古城的申遗前后的种种介入行动做了大致的梳理。从第一阶段的文物保护规划的制订和学术界内部的传播到第二阶段的深入发掘和大众传播，得益于历史学家的贡献。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介入的深度和广度也随着文化遗产保护中产生的发展需求而逐渐增加。在考察了历史学家的介入之后，我们得以进入史学家与文化遗产的互动的另一个维度——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对历史学家和历史学的影响——的探讨。

深化研究：申遗的遗产

自从1997年与丽江古城和苏州园林景观被一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对于平遥古城的历史价值的发掘和探讨似乎已达到终点，历史学家充实材料、力保古城申遗成功的社会的使命也宣告终结。后“世遗”的平遥古城作为一个研究客体，剩下的只有行政、经济和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对历史研究成果的检索结果告诉我们，历史学家对平遥古城这处历史文化遗产的介入，并不是一次性的。遗产的保护及其价值的深入发掘，也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历史研究的发展。基于目前的资料，我们可以举出几个典型的领域，并各自列举一种代表作品进行论证：

1.地方史志的修纂和地域社会研究

在平遥古城申遗前后，平遥也展开了自己的地方志的重新修纂。在这部新修的地方志中，平遥着力突出自己作为一座“完整的古城”的角色，围绕“世界文化遗产”这一主题对方志进行了系统的改写。而且，因为平遥古城的历史价值受到的广泛认同，1999年地方志学专业杂志《沧桑》上发表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非凡画卷──简评<平遥县志>》，说明平遥方志在地方志学界具有超过一个一般县域的地方史志的影响力，也是古城及其整个地域受到历史研究的关注的表现。

2006年发表的专著《晋商与晋中社会》，以平遥和太谷为中心进行了考察，本书“探讨晋中人口的地域流动、社会流动及当地民众职业的多样化、晋商的家族经营、家族教育和家族救助、重构昔日生意场中商人生活的特定图景、再现晋中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图景，绕不开保存在平遥古城的现存实物证据。同时，这一证据的存在使得对本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商贸情况的还原变得更加精确。

总之，平遥的幸存和申遗过程中还原古城风貌和发掘古城历史价值的努力无疑为保存地域社会的记忆、促进地域社会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晋商与明清经济贸易研究

1986年，阮仪三对平遥做出的“票号之城”的概括，突出说明了平遥在明清经济史中的地位。因此，平遥古城成为晋商研究甚至更具普遍性的明清商业市镇研究的重要证据。发表于2011年的《近十年晋商研究综述》指出，针对明清商业市镇的研究，多以平遥古城的现存结构为范本。对榆次、汾阳、太谷、祁县、孝义等晋中地区商业市镇的空间布局的推测和还原，常常比照平遥古城补足当地资料的缺失部分。

在平遥筹建日升昌票号博物馆、同兴公镖局博物馆和中国商会博物馆时一次性搜集和整理的材料，成为票号、镖局和商会研究的重要材料。特别是日升昌票号博物馆，成为还原票号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宝贵证据。

3.建筑艺术和城市文化研究

《实录平遥申遗》介绍平遥文化的附录中做出对平遥古城文化做出了四种区分，包括“明清原貌的县城文化”“兼收并蓄的宗教文化”“盛誉古今的晋商文化”“源远流长的礼俗文化”。鉴于其城墙、衙署、城隍庙、文庙和古街的建筑的完整保留，相关的研究就尚且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关于平遥的城墙文化，据传平遥城有三千个垛口、七十二座敌楼，既是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象征，体现着北方汉族城市的礼俗文化。相关研究如《平遥古城保护规划中传统文化习俗延续与发展研究》《晋商经济遗构与传统文化氛围——古城平遥建设特色见述》等，都成为晋商研究论文中被引频次较高的。

根据以上三个领域，我们可以归纳出平遥古城申遗行动对历史研究做出的贡献，主要包括：

1.围绕申遗展开的原始史料的发掘和专题研究产生了大量成果

2.物质遗存自身具备的独特的史料价值有利于历史图景精确生动的还原

3.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催生了对先前被相对边缘化的城市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4.提升了本区域研究成果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结论：文化遗产与历史学

在梳理了历史学家与文化遗产之间在保护行动之中的具体互动之后，我们得以进入对文化遗产与历史学家之间的真正关系的探讨，也就是回答文首提出的三个问题。

首先，历史学知识，包括历史记录和历史撰述所提供的知识是我们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的知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对文化遗产，比如平遥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评判也是建立在历史研究的成果之上的。并且，“不虚美、不隐恶”历史研究对这种价值的范围起着界定作用，它以提供史实的方式制止一些自我膨胀的叙事和虚夸的评价。

其次，历史学家以个体的行动也以集体的合作介入保护和申遗进程中。从历史价值的发现、文物保护规划的制订和学术界内部的传播到第二阶段的深入发掘和大众传播，历史学家作为学者，也作为社会的成员，以学术身份，也以个人身份介入了文化遗产保护。

最后，正如本文已经揭示的那样，历史学家与世界文化遗产之间的互动是不会随着文化遗产地位的确立而终止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不是以平遥为主题的历史研究的终点。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不存在最终被“澄清”从而失去研究价值的状态。

在回答了篇首的三个问题之后，本文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探究任务。

但是，关于第二部分“历史学家的介入”的结论，仍然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学科分类制度下，类似阮仪三这样的“古城保护神”能否归入历史学家？反言之，学院式的历史学家，是否具有积极介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决心和能力？若以从属于历史学学科为历史学家的边界的话，我们可能在大部分遗产保护中都难觅历史学家的踪迹。我们将看到大部分叙事都围绕着从事城市规划、旅游管理的学者和学者型官僚，而学院式历史学家的角色的矮化，在下面这个足以挫伤所有学者自尊心的原始记录中可见一斑:

“原平遥县负责古城保护的副县长安锦程责成当地文人，于1996年5月完成了最终的文字资料、图片和幻灯片。”

历史学家不仅不能占据自己最早能够认识到其价值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叙事的中心，反而落入被地方政府“责成”的“当地文人”的行列中去，这是令人深思的。保护文化遗产无疑是史学家在历史研究当中形成的一种珍惜历史遗存的价值观的天然的延伸，可是事实上，这部分人往往不仅完全缺乏像阮仪三那样进行县域级别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能力，而且在意见的表达上也往往是失声的。

从1976年平遥古城开始面临危机至平遥古城已得到妥善保护的今天，40年已经过去。与其说学院式的历史学家单方面施恩于平遥古城的保护，不如说在其中他们受惠更多。其“介入”，大多也表现为提供知识，偶有意见的表达，如提供一个关于古城的价值判断，或修正一些文物保护的技术性错误，或提供一些资料和事实性论据。按照典籍至上的正统历史学家的观念，塑成《平遥古城文化史韵》和《平遥县志》的“立言”之举，似乎就已经是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学者的最大的“立德”之举了。

我们应该接受这种社会分工带来的角色的狭隘性，还是超越我们自身的角色？历史学家如何对社会进行介入，将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在此，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即我们所扮演的角色的存在本身，至少还具有使文化遗产免于被彻底娱乐化和庸俗化的价值。因为我们提供的基本的知识基础和我们尚且掌握的部分解释权，史学家具有不断介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解释的能力。在修正知识和揭示价值这两个层面上，即使在经验主义或神谕主义最盛行的价值谱系中，在最蔑视经验的现象学世界里和最感官化和身体化的消费主义社会中，是都是历史学不可剥夺的的功能，或者说——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