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老上海“百乐门”舞女们的香艳传奇

“月明星稀，灯光如练。何处寄足，高楼广寒。非敢作遨游之梦，吾爱此天上人间。”1933年，人们如此形容上海静安寺旁拔地而起一座三层楼高的大厦。其主建筑的顶部中央高耸着一根圆柱形建筑物，其上再插旗杆，建筑物正面左右两侧均写着“Paramount”，中间一个醒目的“百乐门”，霓虹灯亮起时格外醒目。

这是“远东第一乐府”百乐门舞厅，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达官显贵的销金窟。当人们以为这段记忆会随着如烟往事渐行渐远时，2017年4月22日，百乐门在经过三年多的修缮维护后重新开业了。据介绍，这次修缮工程最大程度还原当年的盛景，门厅内是黑白镶嵌的大理石地面，带有弧度的楼梯，老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指针式电梯，以及采用非洲紫檀木的弹簧地板，一切都似在重塑旧梦。唯一不同的是，舞厅内随处可见百乐门建筑形态的LOGO，这是专门为推广百乐门而设计的。

舞女们的命运沉浮

百乐门在最初经营时，因为配置了国内外的舞蹈女星，导致票价昂贵，经营效果并不好。百乐门请来一位叫劳伦斯的法国人负责经营，他要求舞客自带舞伴，而且必须穿礼服，这种不接地气的要求令百乐门继续亏损。不久又换回中国人经营的百乐门开始在社会上公开招聘舞女，符合条件的姑娘会在培训后，持有百乐门签发的陪舞证，陪舞客跳舞，当年许多进出各大场所的舞客，都称赞论舞女气质还是百乐门的好。

训练有素的舞女成为百乐门一道靓丽的风景，而百乐门的造星能力也不亚于今天的经纪公司。1941年上映的张石川导演的《花溅泪》中，主人公米米是上海滩的红舞女，卢沟桥事变后，她与同伴一起出走舞厅，投入抗战，担负起女子服务国家的责任。米米的扮演者胡枫正是导演专门去百乐门发现的。凭借此片，原本一名普通舞女成了上海滩的当红舞女，最终成为电影明星。还有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舞女夏丹维，凭借学识与身姿，引来众多达官贵人的青睐，解放战争期间，她一夜的舞票收入可达数千万元法币。聪明如夏丹维，深知自己吃的是青春饭，在最风光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员”，从此淡出江湖，当了少奶奶。

也有很多舞女未有善终。1942年，小王莉莉在陪客人喝酒中遭人奸污，被迫同居多年后惨遭遗弃；1948年，上海《申报》报道了一则百乐门红舞女任问芝服安眠药自杀未遂的消息。相比之下，最凄惨且最轰动一时的是陈曼丽。

陈曼丽出身寒门，父亲是剃头匠，自小跟随父母东渡日本。1937年后，日本排华之风日盛，陈曼丽一家不得已回到上海。几年的光景，陈曼丽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相貌虽不惊艳，但身材修长匀称，十分喜欢跳舞。在百乐门之前，上海的舞女没有固定的陪舞舞厅，她常穿梭于上海各大舞厅，由于有在日本的生活经历，陈曼丽待人接物深得日本顾客的喜爱，尤其在上海沦陷后，逐渐成为舞厅中的佼佼者。百乐门舞厅发现并聘用了她，将她打造成上海滩最著名的红舞女之一。所谓的红舞女与一般舞女是有区别的，她们是舞厅的招牌，除了固定月薪更高，在舞票分成上也享有优惠，一张舞票，老板拿二三成，其他七八成都给红舞女。而一般舞女的舞票只能和老板对半分成。

由于想见她的人太多，陈曼丽慢慢地不需要跳舞，只要陪着聊会天，俗称“坐台子”，就能挣钱，最火爆的时候，一个月能挣3万元法币。为了让自己的气质不输富贵人家的少奶奶，陈曼丽开始住高级公寓，春夏时穿丝绸旗袍，冬天外披一件貂皮大衣。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曼丽吸引到百乐门的常客、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的注意。他是清末四川总督、淮军将领刘秉璋的四儿子，人称刘四爷，比陈曼丽大了足足30岁。刘晦之与陈曼丽在百乐门一来二往看对了眼，随后，他把陈曼丽安顿在百乐门附近的愚园路中实新村41号，并叮嘱她不要再出去跳舞。陈曼丽乖乖听从了刘晦之的建议，踏踏实实在家里做起少奶奶，脱离了舞厅。然而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刘晦之控制不住自己，常常流连于舞厅之中寻花问柳。忍无可忍的陈曼丽决定离家出走，重操旧业。

当红舞女再出山，轰动一时，很快，陈曼丽再度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只可惜，昔日繁华所成了她的葬身之地。目击者孙曜东这样回忆陈曼丽遇害的当晚：1940年2月的一个深夜，两位刘姓与彭姓的舞客召唤陈曼丽去“坐台子”，凌晨时分，陈曼丽正与客人谈笑，突然音乐台左侧跃出一西装青年，抽出手枪对准陈曼丽连发三枪，一弹中头，一弹中臂，另一枪击中彭某。陈曼丽当即倒地，舞厅顿时大乱。孙曜东当时正和一个客人在二楼，见楼下人们四处逃窜，也跟着赶紧离开。后来他在报纸上了解到，陈曼丽被送到红十字医院（现华山医院）时已经断气，彭某重伤，经抢救无效身亡。

至于陈曼丽被杀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是因为她拒绝为日本人陪舞，也有情杀一说。孙曜东回忆，陈曼丽与国民党军统系统的一位军人要好，抗战爆发后那人去了重庆，陈又转跟别人要好。开枪者就是她旧情人中的一个。王春生在《旧上海百乐门舞厅见闻》中又给了一种说法：距百乐门舞厅枪杀案发生前两小时，在仙乐舞宫也发生了一起重庆方面的地下工作人员枪杀“76号”机要文书钱云龙的事件。据说陈曼丽是重庆方面的派遣人员，她之所以被枪杀，可能是汪伪特工总部出于对重庆方面的报复。 

来来往往的社会名流 

作家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中提过，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经常和外国人光顾百乐门，而且当年成批的军火买卖，就是在那儿边喝咖啡边谈成的。到百乐门跳舞一时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浪漫文人徐志摩是百乐门常客；梁实秋晚年的妻子韩菁菁11岁那年，曾在3000多名应考者中以《卖鞋歌》《夜来香》《海燕》三首歌脱颖而出，成为百乐门的一代歌后；抗战结束后，蒋经国、蒋纬国、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上将都曾光顾过百乐门。

1934年，张学良从意大利回国后，住在上海莫里哀路（今香山路）2号。听说有个叫百乐门的舞厅刚开张，喜欢跳舞的他兴致勃勃地去了百乐门。此后每次来沪，如1935年12月、1936年初，他都要到百乐门来跳舞。不仅如此，张学良利用跳舞的间隙，还在百乐门的旅馆开了一个僻静的房间，在此会见了一个重要的客人——抗日名将李杜将军，双方进行了密谈。张学良通过李将军找到了中共地下党，这是他走向“联共抗日”的第一步。

殿堂级喜剧大师卓别林来华期间也曾到百乐门跳过舞。1936年初，卓别林与新婚夫人宝莲·高黛在拍完电影《摩登时代》后，乘邮轮蜜月旅行，经停上海，在梅兰芳的陪同下，来到百乐门。当他们看到豪华的舞厅，一流的设备，彩色磨砂玻璃铺成的“玻璃舞池”和弹性良好的“弹簧地板”时，禁不住携手相拥，翩翩起舞，通宵跳到凌晨3点。次日的报纸刊登了卓别林夫妇在百乐门跳舞的照片。三个月后回程途中卓别林夫妇再次到访，对百乐门赞赏不绝，百乐门的名声由此蜚声海外。

重新修缮后的百乐门三楼，有一间名为“香梅圆厅”的包厢，名字源自陈香梅女士，“飞虎将军”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家住南京西路陕西路口，离百乐门很近，还在恋爱中的陈香梅与陈纳德经常去百乐门跳舞，并在这里举行了订婚仪式。

1934年圣诞夜，百乐门来了一位跛脚的客人。这人是英籍犹太人维克多·沙逊，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地皮大王。一战期间他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在一次空军训练中两腿受伤，留下右腿残疾，从此走路一瘸一拐，人称“跷脚沙逊”。沙逊虽直鼻深目，但相貌平平，如不注意打扮，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百乐门舞厅开张以后，他慕名而来，结果跟百乐门的服务生发生了不愉快。一说是服务生见他跷脚，认定他不是来跳舞的，于是怠慢对待。还有一说是来自薛理勇主编的《上海掌故辞典》的“仙乐舞宫”条目，维克多·沙逊去静安寺百乐门舞厅，按该舞厅规定，凡是有身份和地位的客人，只要在舞厅账簿上签名，就可以作为支付手段。由于当时一位新服务生不认识沙逊，不同意他以签名作为支付，一定要支付现款，并嘲弄说：“你如果是真的沙逊，何不自己去造一家舞厅，何必要到人家办的舞厅受气。”受到嘲讽的沙逊极为气愤，回去后立刻下令建造一座超过百乐门的舞厅。他以自己一块15亩的土地兴建舞厅，总投资30万法币，在静安寺路444号，按照美国纽约仙乐舞厅的图纸，建造了一座舞厅。该舞厅仅为一层，不设窗户，靠冷暖设备调节室内的温度和空气；舞池是弹簧地板，四周设有自动栏杆，这就是后来与百乐门竞争、同时位列上海四大舞厅的仙乐斯舞厅。

今天，百乐门又一次重张旗鼓，要成为上海滩娱乐圣地，并进一步嫁接影视娱乐产业，恢复成当年的“造梦工场”。华服、歌声、爵士乐、霓虹灯、洋人、商人、政客……也许百乐门的魅力正在于它是众多历史人物轮番登场的表演场，在远去的旧照片般的历史中永远色彩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