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乐主义者」蔡澜：痛苦并不能证明你独特

原标题：「享乐主义者」蔡澜：痛苦并不能证明你独特

_____

75岁的蔡澜越发像只成了精的老狐狸。他用享乐主义的人生，轻描淡写就消解掉了所谓「意义」。

「我来一次，拿很多钱的。」须发皆白的蔡澜，狡黠一笑。他坐在五星级宾馆顶层的套房里，窗外是大上海直愣愣的高楼。正值上海书展，蔡澜前来宣传他的新书，一本答青少年感情问题的书信合集。

这会儿，这些书正规规整整摆在茶几上，有几本书立着，占据了画面前景。蔡澜稳坐书后，拐杖沙发边倚着。他穿一件质地柔软的粉色衬衫，衣料的褶皱都是圆润的，下面藏着一个圆肚子，似乎是蔡澜这么多年来吃喝玩乐的见证。

茶几上，他的茶缸子只有半满，架在烟缸上的细雪茄，也烧掉了小半。我们是他接见的第三波记者了，但他依然保持体面人该有的友好，一双眼睛即便没在笑，也是弯着的。时不时，他会划上一根火柴，在那根雪茄下面烧一会，把它重新点燃。

很明显，这个动作比跟我们扯淡，要更有意思一些。密集的采访难免累人，蔡澜却是笑笑，表示习惯了。他始终保持着风度和教养，但也决不会为了场面热络，而委屈自己扭捏出高兴的样子来。

接受轮番采访是宣传需要。他来大陆来得越来越勤，理由很简单：能赚很多钱。「年轻时候觉得赚钱不算什么。现在老了，还能赚钱，而且赚这么多。」蔡澜乐呵呵，身体往前倾了倾：「很过瘾哦。」

他就这么三言两语拆掉了那些冠冕堂皇的场面话。「题字也可以啊，一个字八万。」蔡澜又笑，补上一句：「我现在要涨价了，十万了，很过瘾哦。」

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大概就是这样吧。

_____

蔡澜

一

蔡澜能卖的「丹青」太多了，出小品文集、带旅行团、做美食节目，开店卖猪油捞饭，他甚至还有了名为「蔡澜花花世界」的网店，主推各种精致的月饼。

多条生产线，中心思想却是一以贯之：「人生的意义就在吃吃喝喝。」

对于吃，蔡澜最有发言权，他的知乎专栏只谈美食；列过死前必吃清单；在蔡澜叹美食的节目里，蔡澜在镜头前大嚼猪骨头，很尽兴的样子。不久前，蔡澜还带着一帮人专门去日本新潟，就为了吃正当季的水蜜桃。遵循传统的「不时不食」，是蔡澜对吃的基本原则。

蔡澜还是个猪油爱好者，吃面一定要猪油，一盘面变得油光锃亮。「猪油捞饭比身材更重要。」蔡澜斩钉截铁。

有关吃，风雅到「无聊」的事儿，他干的不少。最有名的，当数和镛记老板甘建成一起复原「二十四桥明月夜」，这是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创造的菜色，黄蓉用来笼络洪七公的。蔡澜做出了现实版，一块大火腿切三分之二，用电钻挖出24个洞，里头放上豆腐蒸煮。直到火腿的肉味进入豆腐，才算大功告成。豆腐一扫而光，火腿则「弃之不食」。

蔡澜最擅长这般无用的风雅之事。早年在邵氏集团做电影监制时，他工作能力很棒，却并不为此感到快乐。

没有好电影，只有卖座的电影，蔡澜当然知道。正如他自己说，要对老板有良心。既然无法寄托年少的理想，蔡澜就索性把电影当成玩具。他爱复原最好的菜色，上好酒，让女演员们穿上娇艳的旗袍。

蔡澜还拉好友倪匡去拍戏，演的是猥琐的嫖客，不过说服理由够充分：「拍戏的时候喝真的路易十三，还有一大波美丽女明星陪着。」

美女环绕之余，他也开专栏，回答年轻人的疑问。在他的新书里，年轻人依然困惑。12岁的女孩子说自己爱上了「花花公子」，高冷的女孩子也要来问他那个男孩到底爱不爱自己，有人为对方出轨伤心，也有人觉得自己脚踏几条船不是好姑娘。

蔡澜的回复总是非常主观，告诉年轻人，要去爱，不要藏着掖着，对不争气的来信者，蔡澜也大喇喇教训。字里行间，都是和蔼却又傲娇的狡猾样。

从四十多岁走到台前开始，总有年轻人不断地向他提问感情问题。年轻人一代代成长，问题却是「总是一样的。」蔡澜说，「人们总是一样地愚蠢。」

而他，最后一次因爱情感到痛苦，已经是十五六岁时的事了。

二

对于女人，蔡澜有太多经验之谈，「我可以为她们创造无限的想象力。」

从做电影开始，蔡澜身边永远围绕着美女。身边女友从来不缺。75岁了，蔡澜依旧照常谈恋爱。「要女朋友来聊天啊，那些事儿又不能总做」。谈及这些，他毫不避讳。他喜欢的女人，得是聪明的，喜欢书、电影、音乐。

谈了一辈子恋爱，女友估计成百了。「一年一个，不过分吧？」

蔡澜风流，下不下流却自任你评说。《蔡澜品女人》一书，写尽了他眼中的美女和丑姑婆，很是浪漫。他欣赏女人洗头发时的动作，钟爱纤巧的腰身，大胃姑婆也深得他心。

女人环绕，蔡澜只说她们「可爱」，大方表达喜欢，可单独的「爱」字，他却甚少提起。一次采访，蔡澜说起去日本念书、加入邵氏集团前，他喜欢一个姑娘，姑娘要他的爱，蔡澜大吃一惊，「她要我爱她，这怎么可能嘛。」

蔡澜有太太，却似乎并不妨碍他谈恋爱。金庸小说里，他最爱的女人，是《碧血剑》中的何铁手，一个典型的拥有独立人格的女人。她的爱真是帅气：「好吧，我不要你什么，你记得我也好，忘了我也好。」被需要是，她就出现，其他时间，就是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蔡澜的解释是，他太太相信他是个守诺言的人，会照顾自己一辈子，这就够了。

「一夫一妻制是那些性能力不强的人想出来的。」他倒真敢说。

倒有人能理解他。比如他的老友：金庸、黄霑、倪匡。加上他，恰好凑成外界口中的香江四才子，代表了这个城市一代人的风情。

都是真性情的人，自然聚在一起喝得高兴。一次，四人与三毛、古龙一起吃饭。「三毛很好的，皮肤很白。」蔡澜软糯地说起那个场景。倪匡越看越好，突然说，「三毛，我要咬你一口。」黄霑赶紧说：「我也要咬。」蔡澜又看看金庸，金庸先生说：「我也要咬。」蔡澜大笑起来，「如果给我咬，我也要咬咯。」

三

蔡澜觉得自己幸运，做什么，都是在黄金时代。做电影，逢上香港电影最黄金的时代，出书，也是出版业最风光的时刻，餐饮的黄金时代当然更长，是「永远」。

这么多「黄金时代」来来去去，蔡澜进进出出，倒也豁达。「有什么遗憾的？我还要做的事情很多。」

蔡澜自觉，活得越来越像他母亲。母亲活的精致，临老，也永远要画淡妆才肯出门。去哪儿都会自备袋装酒，早中晚，喝个尽兴。

就该为自己活着。他活得明白，反倒是外人总是迷迷糊糊。

外界有种种微词，蔡澜却不管不顾。他最怕被管，除了母亲的管束，其他一概不理。「他们又不了解我，有什么资格评论，要说就说去咯。」

至于道德这类基本枷锁，年纪一大把的蔡澜，已全然不放在心上：「你不去想它，就不是问题了吗。」

「可总都有些压舱的东西，船才能航行啊？」我又问了个蠢问题。「不要刻意去想这些，要什么压舱底啊。」蔡澜亲切而友好地回答：「如果真有，那就是我自己咯。」

这老头怎么净找乐子？

蔡澜的享乐人生，似乎破坏了某种文化传统：读书人，就应该不快乐。「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这一问，总是问得人自惭形秽。读的多，知道得多，就应该知道天底下的痛苦太多。谁要是见天兴高采烈的，要不就是良心坏，再不然就是没脑子。

蔡澜显然不会没脑子，也没有什么证明他良心坏。

「人生不如意是有八九啦。」提起这个，蔡澜有一套标准答案：「我是要带给人家快乐的，提它做什么呢。」不仅不提，还要「装进保险箱，拴上铁链子，再一脚踢进大海里。」

好好活着就是生活目的。是否还有更崇高的目的，比如男人的三不朽？蔡澜又兴奋起来，讲倪匡的故事。

他一人分饰两角：先演一个台湾著名作家，指着倪匡，「倪匡，你的作品是不能留世的，我的才可以！」接着又学倪匡做出可爱的样子：「是的是的，你的可以留世。留给你的女儿，你的女儿留给你的孙女。」最后一句，他故意拖慢语调。「仅此而已。」

和「痛苦」的许知远一样，出于知识分子的想象，我们习惯相信，在那样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李渔和张岱的享乐主义，都源于逃离。

蔡澜却很不以为然。他早没什么可抱怨的，也消散了义愤。他把自己包裹成享乐主义本身。这是一个一惊一乍的理想时代，大家自以为痛苦是多么与众不同，理想是多么惊世骇俗。

只有他轻描淡写，用精致的生活证明，痛苦并不能证明你独特。

如今，蔡澜定居在九龙城。这里是香港著名的美食中心，有最后的石板街和大排档，招牌在路两边层层叠叠。商场里从小学生的课本，到老人家的寿衣，一应俱全。嘈杂的市井气息让蔡澜喜欢这里，买菜，喝早茶，吃鱼腩饭。

他活在闹市，笑看人群。

众多社会头衔，蔡澜最在乎的就是：「一个人。」一架飞机上，蔡澜照例喝着酒。飞机遇到气流，开始剧烈颠簸。边上一个澳洲肥佬抓住扶手，紧张得不行。蔡澜则是神情淡定，颠簸停了，肥佬看过来，问了句，「老兄，你死过吗？」蔡澜答：「我活过。」

这个故事在各种场合被提及，真伪不可考，却足见蔡澜的人生态度。

没有人知道他最真实的内心。蔡澜的父亲蔡文玄，是个诗人，早年去了南洋。他呼吁过：「谋国之士奋然兴起。」

「读书人」这个词有个固定定语，「心怀天下」。在史景迁的解读中，享乐主义典范张岱，也是如此，三四岁时他爱看灯笼，仿佛那些亮光可以照亮城市的种种暧昧不明。

年轻时候的蔡澜，也曾有过野心。他想拍出好的艺术电影，他考虑香港的社会问题。

如果他能改变什么，蔡澜说，当然愿意去「抛头颅、撒狗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