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波伏娃与萨特：存在主义爱情实验
今天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波伏娃110周年诞辰。周年纪念对于一个已经逝去的人，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当我们悼念一个人物时，我们在悼念什么？什么样的生存样式是永恒的？什么样的爱情形态是不朽的？
莎拉·贝克韦尔在其著作《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中书写了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和波伏娃的交往，以及他们如何将存在主义融入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爱情实验当中。他们热情且具有创造力，他们不断挑战旧有秩序，因为那些束缚他们通往自由。或许阅读本书可以让您对以上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文前半部分选自《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后半部分为单读实习生佳荣的书评。
《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莎拉·贝克韦尔( Sarah Bakewell ）著
沈敏一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年12 月
本文节选自《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萨特出生于1905 年6 月21 日，比波伏娃大两岁半，作为备受宠爱的独子，他同样拥有一个中产阶级的童年。而且和梅洛-庞蒂一样，他也从小就没有了父亲。让-巴蒂斯特·萨特（ Jean-Baptiste Sartre ）是一名海军军官，在让-保罗一岁时便因为肺结核而去世了。从很小开始，萨特就备受母亲安妮-玛丽·萨特（ Anne-Marie Sartre ）以及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外公外婆的溺爱。每个人都喜爱他那女孩子似的卷发和精致的面孔。但两三岁时的一次感染，让他的眼睛出现了毛病。在浓密卷发的遮盖下，这几乎注意不到——直到有一天外公带他去剪了一个很短的发型，他受伤的那只眼睛才暴露出来，而一同暴露的，还有他那鱼一样的嘴唇和其他令人尴尬的特征。萨特在讲述他早年经历的回忆录《文字生涯》中，高度讥讽地描述了这一切。他轻松的语调，在描述自己的长相时，变得更加轻松活泼，但他确实被人们对他的态度变化伤到了。他始终都对自己丑陋样貌的话题耿耿于怀——提及此事时，他用的总是丑陋这个生硬的词汇。有一段时间，这让他感到羞于见人，但随后他决定，不能让这件事毁了自己的人生。他不会为此牺牲他的自由。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tre ，1905 — 1980），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母亲再婚后——嫁给了一个萨特不喜欢的男人——他们搬去了拉罗谢尔（ La Rochelle ），在那里，他常常会被强壮和粗野的男孩们欺负。这是他童年里一次巨大的危机：他后来说，对于“偶然性、暴力和事物存在方式”，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拉罗谢尔的孤独生活都教给了。但是，这一次他也拒绝屈服。他熬了过来，全家搬去巴黎后，他被送进了一系列优秀学校就读，再次变得活泼开朗，最终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从一个边缘人，变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最狂放和最强大的圈子的领导者。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一直都是一个善于交际的领袖型人物，虽然顾虑重重，但在主宰一个圈子时从来不会犹疑。
萨特那个由反传统者和煽动者组成的小团体，以他和他最好的朋友保尔·尼赞为中心，他们会坐在咖啡馆里打发时光，对着任何冒险靠近他们的人，大声抨击哲学、文学和中产阶级行为中不可冒犯的观念，攻击任何展现娇弱感情、“内在生活”或灵魂的话题；他们曾因为拒绝参加学校的宗教知识考试而激起了众怒，因为谈论人是肉体欲望的集合，而不是高贵的灵魂，震惊了所有人。在傲慢无礼的外表之下，他们有着那种接受过无可挑剔的教育的人所拥有的从容自信。
正是这个时候，在1929 年，波伏娃通过一位名叫马休（ Maheu ）的朋友，接触到了萨特的团体。她觉得他们既令人兴奋，也让人生畏。她因为对待学业非常认真而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可她当然要认真对待了，因为在索邦大学读书，代表了她努力要达成的一切。教育对她意味着自由和自主，而男生们却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不过，这个团体接纳了她，她和萨特也成了朋友。他和其他人称她为Castor 或者the Beaver （意为河狸），大概是指她总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但同时也是她的姓氏和相近英文单词的一个双关语。萨特没有梅洛-庞蒂那种令人气恼的淡定：他是一个说话大声、不肯让步的极端分子。他不会屈尊做她的兄弟，所以他成了她的情人，而且很快，他们对彼此就开始变得甚至比情人还重要了。萨特逐渐把波伏娃当成了他的盟友，他最中意的对话者，他任何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最佳读者。他赋予了她雷蒙·阿隆曾在他早年学生时代扮演的角色：与之探讨任何想法的“会饮哲学家”（ symphilosopher ）。
▲西蒙德·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ioir，1908—1986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他们考虑过结婚，但两人都不想要一场中产阶级的婚姻——或者孩子，因为波伏娃决心不再重演她和母亲不愉快的关系。某个傍晚坐在杜乐丽宫（ Tuileries ）花园的石凳上，她和萨特达成了一项协议。接下来，他们做两年的情侣，之后再决定是否续约，分手，或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们的关系。波伏娃在她的回忆录里坦言道，自己一开始被这种临时约定吓到了。她对这次交谈的叙述，充满了被强烈情感铭刻于心的细节：
那里有一种用作靠背的栏杆，离墙壁稍稍有些距离；在后面那个像笼子一样的空间里，有一只猫在喵喵叫。这个可怜的家伙太大，卡住了；可它是怎么进去的啊？有个女人过来喂了这只猫一些肉。然后，萨特说：“我们来签一份两年的合约吧。”
幽闭、陷阱、窘迫，投喂行善的残羹冷炙：对于一个所谓有关自由的故事来说，这样的意象着实可怕，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不祥的梦境。事情果真如此吗，还是她用象征性的细节丰富了记忆？
总之，惊慌平息下来了，协议也运转良好。他们平安度过了那两年时光，然后成了一段长期但不排他的情感关系中的搭档，并且延续终生。这种关系能维持下去，或许是因为到20 世纪30 年代末期之后，他们的关系里已经不再有性了。（她写信给纳尔逊·阿尔格伦说：“我们大概做过八年或十年，但在这方面相当不成功，于是不做了。”）他们还就两个长期条件达成了一致。一是他们必须告知彼此他们与其他人的性关系：必须诚实。当然，他们没有完全恪守这一条。二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必须始终在第一位：用他们的话说，他们之间是“必然的”，而其他关系则只能是“偶然的”。这一条他们倒是坚持了下来，不过也因此赶跑了许多长期情人，因为他们慢慢都厌倦了被视作偶然。但那就是协定，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从一开始就知道。
现在，经常有人会对波伏娃在这段关系中的幸福表示担忧，仿佛是她（典型的女人！）允许自己被迫做了她不想做的事。杜乐丽宫花园的场景确实表明，这可能不是她在年轻时候的第一选择，而且她时不时会感到惊慌和嫉妒。但话说回来，一场传统的中产阶级婚姻，并不一定就会让她不受这种感觉的侵扰。
我猜测，这段关系给她的东西，正是她想要的。如果像普通人那样结婚的话，她和萨特可能早就各奔东西，或者在性爱的挫败感中分道扬镳了。但事实是，她有着很棒的性生活——好过萨特，显然是因为他老是神经兮兮的。波伏娃的回忆录证实了，在她年轻时，情绪上“难以兴奋”，以及“感觉上相当缺乏强度”，而她后来的关系都带来了身体上的满足。至于萨特，如果我们可以从他书中生动的描写推断的话，则认为性是一个努力不要沉入泥浆和黏液的梦魇。（在使劲嘲笑他这一点之前，可别忘了，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坦率地告诉了我们。哎，行吧，那就稍稍嘲笑他一下好了。）
对波伏娃来说，现实生活的甜美从来都不是威胁：她永远不会厌倦。小时候，她就想要享用她所见的一切事物。她贪婪地盯着糖果店的橱窗——“蜜饯闪烁的光亮，果冻模糊的光泽，酸甜水果硬糖万花筒般缤纷的色泽——绿的、红的、橙的、紫的——我觊觎它们的色泽，不亚于觊觎它们承诺给我的欢愉”。她希望整个宇宙都可以食用，就像汉泽尔与格蕾太尔（ Hansel and Gretel ）从姜饼屋吃起那样，把宇宙都吃掉。即使成年后，她还写道：“我想要嚼碎开花的扁桃树，咬下夕阳的彩虹牛轧糖。” 1947 年去纽约旅行时，她曾感到急切地想吃掉明亮地排列在夜空中的霓虹灯招牌。
她的嗜好还延伸到了搜集各种物品，包括许多礼物和旅行纪念品。 1955 年，当她终于从旅店房间搬到一间像样的公寓时，公寓里很快堆满了“危地马拉的夹克和裙子，墨西哥的衬衫……撒哈拉的鸵鸟蛋，各类手鼓，一些萨特从海地带回来的鼓，他在波拿巴大街买的玻璃剑和威尼斯镜子，他双手的塑料手模，贾科梅蒂的台灯”。她的日记和回忆录书写也反映了一种冲动——想要得到和享受每一件被她抓着的东西。
她以同样的激情探索了这个世界，狂热地旅行与行走。年轻时，她曾在马赛当过老师，独自生活的她会在放假时打包一些面包和香蕉，穿上裙子和一双帆布登山鞋，在黎明时出发去多山的郊外探险。有一次，只带着面包、一根蜡烛和满满一水瓶红酒，她爬上了梅藏克山（ Mont Mézenc ），然后在山顶的一间石头小屋里过了一晚。醒来后，她发现自己正俯视着云海，便顺着岩石小径跑下山，结果太阳升起来，岩石被晒得很烫，而她穿的鞋子又不适合爬山，所以岩石透过鞋底灼烧了她的双脚。在另一次徒步旅行中，她被困在一个峡谷里，差点儿没爬出来。之后，1936 年在阿尔卑斯山独自出行时，她从陡峭的岩壁上摔了下来，所幸没有大碍，只是有几处擦伤。
《第二性》
西蒙德·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ioir）著
郑克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年1 月
萨特则不一样。波伏娃会说服他和自己一起去徒步，但他从来不会享受那种疲劳感。《存在与虚无》曾绝妙地记述了跟随一位未具名的同伴一起爬山的经历，这位同伴被人们想象成了波伏娃（不过场景似乎更像彼特拉克著名的冯杜山攀登）。尽管同伴玩得似乎很愉快，但萨特的体验却是，这种活动很讨人厌，是某种侵犯他自由的东西。他很快便放弃了，扔下背包，瘫倒在了路边。另一个人也累，但认为坚持爬上去很快乐，感受着脖子后面晒伤处的红热，享受着每一下沉重的脚步都在重新展现山路的崎岖。对他们两个人而言，眼前的一切风景大相径庭。
萨特更喜欢滑雪，而这种体验同样被写入了《存在与虚无》中。他指出，在雪地上行走是件苦差，但滑雪却是件乐事。从现象学上来讲，雪本身在你脚下变化，不将自己展现为黏滞和附着的东西，而是变得坚硬与顺滑。雪托着你，而你在上面流畅地滑过，像《恶心》里那首爵士歌曲的音符一样轻松。他补充道，他对滑水橇很好奇，这是一种他听过但未曾试过的新发明。即使在雪上，你也会在身后留下一道滑过的痕迹；但在水上，你留不下任何痕迹。那是萨特能够想象的最纯粹的欢愉。
他的梦想是毫无负担地在这人世走一遭。给波伏娃带来快乐的财物，让萨特感到毛骨悚然。他也喜欢旅行，但不在旅行中带任何东西回家。他的书读完之后就会送出去。他一直带在身边的只有两件东西，他的烟斗和笔，但即使这两件也并非是因为喜欢才带在身边，而且经常会把它们弄丢，他曾写道：“它们是我手中的流亡者。”
但对人的话，他的慷慨又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他的钱一到手就会给出去，目的是让钱离他远点儿，仿佛钱是手榴弹一样。即便钱花在自己身上时，他也不太喜欢拿来买东西，而是更愿意“花在夜间娱乐上：去某个舞厅，大笔花钱，打车去各处转悠，等等——简而言之，在金钱的位置上，除了回忆外什么也不能留下，有时候甚至连回忆都没多少”。他给服务生小费时非常阔绰，会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大叠现金抽几张付账。他同样不吝辞章，无论谁提出请求，他都会送出论文、演讲或序言。就连文字也不必紧紧抓着不放或者精打细算地施舍。波伏娃也很慷慨，但她的大度是双向的：她喜欢搜集，也喜欢分发。也许在他们俩迥异的风格中，人们可以看到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观察、搜集和钻研现象，而另一方面是在胡塞尔式的悬搁判断中，丢弃累积的先入之见，以便获得自由。
《萨特传》（原译名《永别的仪式》）
西蒙德·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ioir ）著
黄忠晶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6 年4 月
尽管有这些分歧，但他们之间有一种外人难以撼动的默契。当波伏娃的传记作者迪尔德丽·贝尔（ Deirdre Bair ）与她的朋友们交谈时，柯莱特·奥德里（ Colette Audry ）对此总结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我以前从来都没见过。我无法描述和这两人在一起时的样子。他们的关系太热烈了，以至于有时候会让目睹这种关系的人很遗憾自己不能拥有。”
这也是一段极其长久的关系，从1929 年一直持续到1980 年萨特去世。在五十年的时间里，这段关系是存在主义在现实中的哲学演绎，由自由和友谊两个原则定义而成。虽然这么说听起来过于郑重其事，但就像在任何一场长久的婚姻中那样，他们共同的记忆、观察和玩笑，将他们绑在了一起。他们相识后不久，便有了一个他俩的典型笑话：参观动物园时，他们看到一头特别胖、样子也惨兮兮的海象，海象叹了口气，一边抬眼看着天空，就仿佛在恳求一样，一边让饲养员把鱼塞进它嘴里。从那以后，萨特每次闷闷不乐时，波伏娃都会提醒他想想那只海象。他就翻翻白眼，滑稽地叹息一声，他们俩都会感觉好些。
后来，萨特因为工作缠身，逐渐疏远了他们的私人二人组，但他仍然是波伏娃不变的参照点，是在她需要的时候，可以沉迷其中的人。她明白自己总是倾向于这么做：学生时代，在伊丽莎白·勒·可因身上发生过，跟梅洛-庞蒂在一起时，她也曾试过，但一直都很挫败，因为他的微笑和讽刺式的举止会让她分心。而跟萨特在一起时，她可以很容易地让自己沉迷在他身上，而用不着真的失去她在现实中作为一个女人或作家的自由。
这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他们的关系是一种作家间的关系。萨特和波伏娃都无法控制自己的交流欲望。他们写日记，他们写信，他们告诉彼此每天的每一个细节。在20 世纪的50 年间，他们之间流转的书面和口头文字的数量，就连想想都会令人不知所措。萨特总是第一个阅读波伏娃著作的人，他的批评深得她的信任，而他也会督促她写更多。要是逮到她稍有惰怠，他就会斥责她：“但是，河狸，你为什么要停止思考，你为什么不工作？我以为你是想写作的呀？你不想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吧，你想吗？”
情绪的起伏来了又走，工作一如往常。工作！在咖啡馆工作，旅行时工作，在家工作。任何时候，当他们在同一个城市时，他们就会一起工作，无论生活里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 1946 年，萨特（和他母亲）搬进一间位于波拿巴大街42 号的像样公寓之后，波伏娃每天都会到那里同他见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整个上午或下午并排坐在两张桌子旁工作了。在一部1967 年为加拿大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大口地抽着香烟，除了钢笔疾书的声音外，非常安静。波伏娃在一本练习本上写作，萨特在审阅一页手稿。我觉得这就像某种不断循环播放的纪念影像，也许可以在他们在蒙帕纳斯公墓的合葬墓上播放。虽然想象无论是夜晚公墓关闭时，还是白天游人穿梭时，他们都在那里整日整夜地写作，确实够诡异——但总比一个白色的坟墓或任何静止图像更适合他们。
喝一杯存在主义咖啡
撰文| 佳荣
“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己”。
——山本耀司
在地球上的人类生命有两个“大限”，这个大限不是指你可以死上两回，而是指人类不管是贫穷的还是富可敌国的，都要面对两个共同的摆脱不了的限制：一是所有人、动物、植物，甚至包括微生物的生命共性：死亡，但未必有轮回的现实。生命本身，猫死了狗来替，只要有活物就有延伸，在你死了以后始终无限延续着，也就是这种限制，代表生命的横轴。二是人只被规定了有限的空间去活动，这是纵轴。这样一来，人的活动空间就是某个图形，人作为一个点在里面移动着。它的长是你能活多久，宽是你能突破你既定的天分、地理、种族、财富的空间的最终限度，你的突破能力本身也受限于生命长度。
人，只是生命这场秀的液晶屏上的一个色块。近看，雨林中的一部分，人类正密密地趴在树叶上，是永远忙着孵化、交配、产卵的蜂蚁昆虫，那便是活在不同时间和地理位置的人们；这样，第一句的解释便不够体面，为了使人类显得不那么伟岸，那么同类类比还有：蝴蝶房、不停被放射的烟火、或者宇宙中星体的裂变、诞生、碰撞。虽然每一个个体都有不太一样的生态和阅历，但在这种“更重要”的，更“厚重”的生死更迭之下，人类想显得自己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试图抽离而客观地审视自己存在的可能性。这就是《存在主义咖啡厅》所记录的一种看起来似乎狂妄而美丽，提倡脱离群体去寻找自己存在真谛，却一不小心就与众人相关的一种对于自我和生存的追寻。一种鼓励大家在现实的困境中，去考虑自己有没有把自己仅仅当作自己来看待，而不是服务于社会责任的机器。
不论存在主义可以被论得多么花里胡哨，在喜新厌旧的各大书店前十名单中，这家受伦敦读者恩宠半年有余的“咖啡厅”，是最懂得用巧劲去贴进读者的心的一本富有“爱与和平”那派充满大爱的知识分子情怀的慰藉录。
并不是这本书在刻意寻找以及强调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共性：对自己的嫌弃、家庭的重要性和压力、爱情的诱惑与哀伤、友谊的酣畅淋漓和功能性等等，来完成廉价的共鸣一条龙服务。存在主义的讨论目的，就是在我们像鼠标拽图片一样被拽到地球和这个肉体与精神的活动范围之内的前提之下，我们面对的被动性及它对于我们个人的后果进行深究。这种讨论最好以如何自处、与人类社会共处为核心，因为如果不加以“管制”，任何哲学和社会学讨论都可以被称为“存在主义”了。
想想梭罗，一上午干瞪着可以给《挪威的森林》拍外景的树叶儿，比日晷还要仔细地记下每个小时光影投在树叶上的变化。表面上记录的是树叶，其实是记录自己逃避喧嚣的独居的下午。而这样的寻求和表达方式包围着的，是一个不论在任何意识形态、阶级种族、精神与心理状态下的人们都要共同面对的命题：如何面对“活着”这个动词。
这本书以哲学家萨特为读者的眼睛，把三大主线交织在一起，它们分别是：萨特与西蒙·波伏娃（萨特的夫人）的生命和思考的轨迹、萨特碰见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读物所迸发的思想、以及二战前后的巴黎历史。当时巴黎面临德国占领，纳粹党在欧洲趾高气扬，他们又迫于种种原因不停改变生活方式，一直被困在逃避战争和死亡的过程中。他们对彼此，对世界，对新的哲学观点充满了试探，怀疑以及想要接近的欲望。他们诗意又思辨地感受着自己面对政治动荡的无措，甚至观察到了占领巴黎的纳粹士兵脸上的无措。这种不安让人意识到，不管在哪个阵营，只许服从的都是士兵，需要应变偷生的都是小老百姓。同时，他们也潜心于自己的著作并为自己感兴趣的著作写评论文，躲在图书馆、小咖啡厅以及小酒馆，讨论着研究的新发现和新瓶颈。书中的萨特，就像读者的眼睛，为非虚构传记文学提供了亲近感。比他更强调人权的是加缪，因为反对法国政府对政治犯的杀戮，而萨特夫妇对这一问题僵持不下；马勒被二战极端化了，尝试战后继续做歧视德国人和其他破坏者的坏人，并信奉一种过分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而夫人波伏娃则比萨特更对性别歧视和性别对人性格形成的影响，有着更高的敏感度和更热忱的研究兴趣。这三大要素巧妙的交织，使得哲学类非虚构传记文学这种对大众读者来说难啃的硬骨头，显得山涧般延绵不断，极具连贯性，美感，以及语言的精确度。
▲加缪（1913 — 1960） 著名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
我们来咀嚼一下人们定义自己的存在的几种方式或者状态，我粗略地将它划分为过分存在、普通存在和完全不存在。过分存在是一种极其期待从自己的人生中汲取什么，获得什么，甚至渴望奋斗本身，这种状态在俄罗斯的左派文学中频频出现，大家最熟悉的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以及契诃夫都可以传神地把过分存在教给大家。遗憾的是，在本书中，过分存在很少出现，也许《共产主义宣言》的智慧之处就是在于，把注意力放在集体利益，就可以忘记个人存在主义的限制，从而也能完成每个人的社会责任。
而普通存在就是本书中描述萨特等三人生活的篇幅。萨特与波伏娃之间性爱开放，言语上相互挤兑，智慧上在同一个境界和语境，平凡人只想远观不敢近赏的，不知该如何分类的互相扶持的情感。巴黎沦陷后，波伏娃去粗鄙的自由市场买了很多廉价食物，萨特在百般刁难和嘲笑之后，却在波娃的日记中，快乐地吃掉了她买的一袋袋零食。这种刁难也许是出于对心中的才女堕红尘的心痛，也许是发自内心的鄙夷，但最后的狼吞虎咽却概括了他们之间那种与其说是自愿地不离不弃，更像是必须要互相赖以生存的亲密关系。
而最后一种状态，“完全不存在”，则更准确地描绘了萨特对于存在主义的定义。在书中最典型的就是加缪，写了一本书关于“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地杀了个人儿，大概太阳太大了吧”，就是大家的《局外人》。萨特的存在主义真空也认为自己的存在是个真空，而意识是一切概念的囚徒，若想要定义它，只能接住概念，于是它本身什么也不是。他虽然认为自由是哲学最高追求，最高深的一课，却也承认它是需要现实中的束缚作为前提才成立的，就像高空弹跳需要引力的存在，才算暂时挣脱引力。这种“完全不存在”在个体身上形成一种无力感，在被德国攻陷的法国形成一种悲观主义情绪。在加缪的1947 年的“反击小说”《黑色病》中，把唯一留下来给所有病倒的村里知名的医生写得脆弱而无力，在虚构文学中，加缪永远比萨特夫妇二人下手狠，歌颂英雄时却着重于嘲笑他：原因很简单，加缪强调的是以一己之力拯救一个国家的难度——当大家都沦陷，都绝望了的时候。
这种“完全不存在”的存在状态并不是奉劝大家都变成20 世纪存在主义者：在外人眼中，垂头丧气地盯着空空的咖啡杯，颓丧得连手边的书都懒得翻的极可悲的样子。
相反，这种纯粹自我的不存在，反而使得人们更方便把自己看成可变而有机的个体，并摘取“最有尊严的自我”的重要性。“可变”（contigent）这个词，是《存在主义咖啡厅》中除了冠词以外，一个出现率可以赶上萨特的名字的用词。而对原创的、自然的自我的追寻，在萨特后期的文学创作，和波娃写《第二性》的时候，都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坚持不巧言装饰自己的想法，先把脑子里的所有的词句腾到纸上，并且改稿时也保留最原始，最有表达冲动的部分来发表，也分别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
这本书的内容丰富，但没有到压抑厚重的程度，因为作者的温柔在于，它只在乎个人的体验，而没有用很多字数去讲述社会上人们互相制衡，牵制和牵扯。我在这里并非是说社会学不如个人主义哲学来得有力量和震撼人心，而是说如果我们以这本书定义存在的多维度和厚重度来看每个人的存在的话，那么假使我们再去描绘这个社会中的互相制衡，就难免模糊主题，以及过分让人喘不过气了。纯粹去制造压抑感从来都是体力活儿，而非脑力活。这本书相对片段地把萨特的学说用在不同情景之下，讲述人们可以选择如何自处：包括存在主义流行文化、美法文化交流、德国侵占巴黎、移民外国、性别平等、种族身份、男欢女爱等等，或暂时或永恒的状况的前提。《存在主义咖啡厅》类似《探索者》，都是有野心去描绘人类在经历不同的时代时，试图对现状作出的能被大众接受或发现的解释。光凭这一点，这种提供思想史发展的横截面的决心，是极具社会责任感的。这样的书，被我称为“详细而富有感情的目录”，助你本能地体会到你最想和哪位作者取经或争吵，又最想研究时代浪潮中，知识分子们的哪一次巧合般的同意或批判。
《探索者》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
吴晓妮陈怡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年3 月
最后，我斗胆谈谈这本书有可能受限的地方在哪里。作为法国研究出来的学派，它无需提及世界其他的地理位置，所以它的视角和叙述，不算过分西方式霸道。然而，萨特的著作由于量大，不分伯仲，并且在虚构和非虚构的领域都有建树，这本书作为萨特研究，并不是开辟先河式的著作；但作为入门之书，的的确确有做到像前台小姐般美丽又嘴甜了。因为生活与新想法的极强连贯性，容易让读者读起来就像拍完马屁再签的生意般，亲切自然，又照单全收。
有趣的是，在美国语境中生活的年轻人，似乎分外喜欢提及“存在主义”这个词：它通常都是用来告诉大家自己没做完作业，减肥没成功或者面试没通过，稍“厚道”点的，则会在他们说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欢干什么工作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自己陷入存在主义危机中。我想他们的意思是，自己抓不到自我和自由，或者根本不明白那对他来说到底是什么，或者觉得任何主义都值得挂在嘴边上，显得识字。19－20 世纪的法国人真是不放过我们，除了斩断了很多自以为原创的人文思考者的希望，还独霸了90 后的流行语。
关于萨特活着时候的意识是不是必须安上其他标签才可以定义，我们无法鲁莽地回答“是”或“否”，但有一点他是说对了：20 世纪过去后，后人对萨特式存在主义的定义，还是要就着他身边那些与他相似又冲突的其他思考者和文艺创作者，以及二战的大时代背景，来相对地，去试着定义什么是曾经存在的萨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