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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桥工业园区，一名穿着时尚的女子走出小巷。作为乡村居民迁徙城市的落脚点，这里也被称为“城中村”。在每一栋素面的水泥方块建筑里，都可以听到同样的故事：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着自己的每一步。王远凌/摄
新桥工业园区位于重庆歌乐山山脚下，片区遍布着蓝色彩钢屋顶的自建屋。大点的多是厂房仓库，小点的多作居住使用。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紧邻城市的村民低价甚至无偿取得土地使用权，并迅速从自建、租建中获利。
作为还居住在这里且为数不多的原住民，胡国民的样貌和穿着与那些进城找活路的人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82岁的他打小就住在新桥，解放后他去附近的新桥医院当帮工，几年后参了军，退伍后被分配到离城市更近的军工厂上班。就这样，他从一个农村人变成了让人羡慕的大工厂里的工人，然后一直干到了退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这里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当地农民在90年代以后修建起来的自建房，都在三层以上，并且形成一个独立的私人院落。胡国民家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别人家的房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泥土色外墙，因为没有人会在乎这些房子的外观。然而，胡国民把自己的门口刷成了明亮的黄色，这让他家那扇朱红色的大铁门也变得格外醒目。胡国民自豪地说，这是今年新刷的，他只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太单调了，不想跟别人家一样。
除了原住民，还有一部分拆迁户来到这里建房子。冯成芳就是因为修建成渝高速成了拆迁户，不但获得还建房，还有补偿款。用这笔钱，他们联合了其他两家人来到这个十多公里外的村庄，修建了一栋高四层、超过二十个房间的自建屋。在这二十个房间中，有八间是属于她们家的，每间面积十平方左右，月租金在100元到150元之间。冯成芳说这个价格几乎维持了十年。
随后的十几年，冯成芳一直生活在这里，当着包租婆，开个麻将馆，再加上丈夫的工资，收入已经绰绰有余。现在虽然城里面有房子，也不愿意回去住。图为不同时期修建的房屋依山而建，厂房和居民楼混杂交错，很有重庆城市地貌的特色。
与其他人不同，胡俊兰一家人从建国后成立重庆铝制品厂开始，就一直生活在这里。胡俊兰的先生在铝制品厂上班，后来女儿也到厂里接班。她现在跟女儿做邻居，住在职工宿舍的单间里，没有卫生间，条件很艰苦。
胡俊兰的左邻右舍都把房子租给了打工者。在这里，“房屋出租”的字眼随处可见。虽然胡俊兰后来在城里买了房，但因为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搬到城里居住。
58岁的高家英是从城里嫁到新桥的。刚来的时候，她觉得这里就是农村，但退休后因为身体的原因，又回到这边居住，反而感觉远离城市生活挺自在的。
和中国很多的“城中村”存在着各种卫生与安全问题不同，在新桥工业园内，你能看到少有的干净整洁、秩序井然。而且这里依然显现着一种物美价廉的繁华，并依靠廉价的居住成本吸引着一大批外来者，他们在这里过着打工赚钱、租房度日的生活。
离冯成芳家不到十米远，年过六旬、胡须及胸的袁文华正在煮面条，加了两片白菜叶就是他的午餐。袁文华总是坐在门外吃饭，因为他租住的平房不足十平米，里面摆了一张床和一个柜子后便没了富余空间。袁文华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2年，房租一直都是每个月100块。袁文华每天的工作是在街区外给人看相算命，他家中的姐妹也在这里打工，所以他们跟老家已经没有了往来。
下工后，李师傅在宿舍里休息，他在新桥工业园区的工厂里做搬运工。
这里一些大的私人工厂为方便招揽打工者，还修建了集体宿舍。新桥之所以能聚集成一个工业园区，主要的因素是国营工厂曾经在此落户，后来市场化改制时搬离了城市，留下大量的厂房，非常方便微小型工厂直接使用。
工业园区内有很大一部分工厂是做铝材加工的，还有一部分工厂主要经营家具和门窗，也有一些从事重工业配套生产的企业，工作条件差，能耗高，污染也不小。图为一家从事钢筋加工的工厂。
午餐过后，年轻的工人在车间里面躺下休息。对于他们来说，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的，多靠手机打发闲暇时间。
由于地势高低不平，居住较为分散，再加上休息时间有限，工人们外出购物是一个麻烦事。每天，精明的小贩都会开着车沿街叫卖，特别是一些大的、工人居住集中的工厂，几乎每天都是准点到达。
天气通透的时候，站在新桥的高点可以看到远处高楼林立的城市。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在天台上吃饭喝酒、乘凉聊天，是打工者最简单的休闲方式。
园区内还有一些小作坊。51岁的唐意文做的是回收工厂滞销品的生意。他在这里租了一个80平米的仓库，月租金不到两千元。由于是小本生意，加上工作惯了，唐意文的穿衣打扮很随意，和其他的个体户老板不太一样。唐意文很早就从农村进城打工，后来他老家所在的重庆两路变成了重庆空港和保税港区，成为了重庆较早进入城市化的地方。所以对外人来说，他其实又算是城里人。
张建民是重庆合川人，2005年来到新桥做摩托车零件加工。他之前做过很多工作，后来在这里租了一个50平左右的房子，放了两台机器。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做，既是老板又是工人，实在忙不过来时，才让老婆过来帮忙。
除了本地人在此经营，也有不少沿海地区的商人举家来此经商。川东地区的财神多拜赵公明，有拜关公习惯的往往都是从沿海一带来此的。
因为生产条件的约束，园区内不少微小型企业在这里起步之后便离开了，去寻找更为专业的工业区与厂房进行生产，所以空出来的厂房和仓库越来越多。
工业园区内生活着打工者，也生活着这些跟随爸妈一同来安家的孩子们。图为炎热的夏天，小孩被放到水桶里泡澡。
由于靠近医院，新桥的租客里面还有一部分是从周边地区来看病养病的人。对于这些病情并不紧急但又需要在这里住院观察的病人来说，住院费并不是个小数目。选择在医院对面租房，每天按时去医院做检查，可以节省不少钱。
近几年，由于内地工作机会与收入的提升，一大批原本在沿海城市的打工者纷纷回流。李元秀之前在广州打工，她的工作是制作眼镜，因为一直坐着，身体越来越差。这两年，她回到重庆找工作，离家里近，回家也方便了许多。
51岁的杨胜国是工业园区内最普通的打工者，重庆大足人，四年前来到新桥，在工厂当一线工人。他跟另外一个工友住在原来工厂办公室改造的一间宿舍内，月租金只有150元，还是老板负担。不过他的工资不高，虽然包吃包住，但月薪只有2300元。杨胜国其实也无所谓，毕竟女儿已经成人有自己的工作，他的钱多点少点都够用，再加上老板是老乡，省了很多麻烦事，就一直做了下来。
来自四川的苏怀冬以前在广州打工。他那时做过很多行业，收入和现在比差不多，但是两年才能回一次家。现在来到重庆的他已经在歌乐山买了房子，一家人都定居在这里。空闲时间，苏怀冬喜欢和同事一起玩手游。
95年出生的陈涛，跟父母一直生活在这里。今年父母帮他租了一个门面，他开始经营自己的理发店。与在外面打零工相比，他现在对自己要求更高，希望能把理发店好好做起来，然后攒钱结婚。
22岁的谢萃是一名油漆工。高中毕业后，他就从农村老家直奔重庆开家具厂的亲戚那儿，想都没想过其他地方。在他眼中，这个城市不但吸引了从广州回来的父母，也同样吸引着他。他不愿意再像父辈那样漂泊流离。不光他这样想，他的高中同学也几乎没有人去外省打工。随着最近几年大量外出打工者回流，作为90后的他，因为工龄比别人长，业务更为熟练，已经晋升为小工头。“我们工作虽然是一天天这样，但是不受任何气。”谢萃说。
从谢萃的谈吐中，可以感受到他与父辈之间巨大的反差，从落后保守、谨小慎微变为精致世俗、敢作敢为。这里的都市野心并不亚于任何一幢高档写字楼，新生的一代不再仅仅满足于改变生活，他们更看重的是如何改善与提升生活，真正如一个都市人那样去拥抱生活，享受生活。这种勃勃雄心使得这里充满着为生活打拼的力量，也使得城中村不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贫民窟。图为清晨，进进出出的车辆让路口显得有些拥堵。
尽管未来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得而知，但从这里拥有依山近林的稀缺城市资源来说，作为工业园区实在有些暴殄天物，相信未来必将有一轮新的开发。届时，城市的边缘上又会出现新的“落脚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