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经济学研究不能总跟着国外的路子走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多个前所未有的奇迹，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改革的领域有哪些，又面临怎样新的外部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我们如何用外界听得懂的语言来向世界阐释？凤凰网《政对面》第9期继续对话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洋。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姚洋实录精编（四）：

政对面：有人把经济学家形容是医生，医生看到一个病人，看到的都是各种的病状，那么可能摆在您面前的是一个国家，无论是经济或者是体制，可能在你眼前里的毛病会更加被放大，那么你现在觉得最急切需要解决的，或者是你觉得一直要解决但没解决好的问题，能不能透露一下？

姚洋：第一个是国企改革。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大问题，因为国企占有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效率又是非常低，它应有的能量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第二个是户口制度。现在把这个权利下放给各个城市自己去做了，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国家的统一政策，就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取消户籍制度，改成居住证制度，深圳已经做了那么多年，做的挺好，表明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知道大家的偏好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人希望到沿海地区去安家落户，能不能给他们一个这样的条件，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知道创新越来越重要，但如果没有对知识产权的良好保护，那大家心里就没底，因为创新的东西能随随便便被别人给抄去了，那么谁还有创新的动力呢？

政对面：就像任正非之前所说的，中国没有创新的土壤，无论是对于外企还是现在对中国的创新企业来说，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这样一个步骤的话，是维护这片土壤非常关键的一环。

姚洋：对，我们经常抱怨说中国的教育制度扼杀创新，在我看来教育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小的部分，你看日本，创新很好啊，日本的得诺贝尔奖的人一大堆，那么这个制度环境更重要。我们在学校接受教育，但如果你到了社会上发现这个制度非常鼓励创新，大家自然就会支持创新了。

政对面：刚刚谈到这个诺贝尔奖，我们也在说，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这么多经济学家涌现，有没有可能在中国诞生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个人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朗润园里头诞生，你会有这样的期待吗？

姚洋：我觉得会有不少难度。诺贝尔奖今后在我们的科学界会有更多的出现可能，我们已经有了屠呦呦，她也是北大的校友。我估计在未来的十几年间我们会有很多的科学家获奖，这个判断是基于现在的科学发现上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人才，另一个是资金，现在我们两个都不缺，那么剩下来就是靠运气。其实要获诺贝尔奖，很大时候真得靠点运气。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洋。

经济学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国别之分的，就像日本没有产生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那么好在中国很多企业家愿意来资助设立一些奖项，比如说企业家设立了未来科学奖，奖金超过了诺贝尔奖，这个很好，能带来不小的激励。听说也有人要我们资助我们，奖金额也不低于诺贝尔奖，后来我说算了，我们经济学还没达到那一步，先从小的入手，特别是要有自己制定研究题目的能力。

我们不能跟着美国的路子走，跟着美国路子走只能敲边鼓，用人家的边角余料去做点东西，这样做也可能发表在很好的杂志上，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这个事我跟我们的校长也谈过，校长很关注这件事，说经济学一定要研究对中国有意义的问题，那这个就要求我们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是哲学家，大家一起来制定自己研究的题目，当然我们也要用全世界能听得懂的语言传播出去，不是我们自说自话，这对于我们目前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政对面：其实用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同时用外界听得懂的语言来阐释中国是发展模式，我觉得可能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肩上的担子会很重，你如何来看待中国经济学家的定位？

姚洋：不光是经济学家，我们所有的学者担子都很重。从哲学层面来说，举个例子，我刚到曲阜去参加一个关于儒学的论坛，关于儒学和自由主义的对话，我就能感觉到，我们对这种儒家的研究还做的不够，还停留在文本解读这个阶段，没有和当代中国连接起来，也没有回应世界对我们的挑战。比如我们多数强调儒家，儒家强调修身齐家平天下等等，儒家的天下观念，那这都没有回应西方给我们的挑战。现代化进程已经500多年，那么我们世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价值观，儒家能不能回应这些价值观，我们必须得有所回答而不能自说自话，说我们儒家就是这么认为的，中国人就是这么理解的。

政对面：一谈到中国的文化就是听不懂。

姚洋：对，我们常常说“你听不懂那是你的问题，我们就这么干的。”这不行，所以一定要连接起来，从儒家思想里头挖掘具现代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和目标》那篇文章的原因，就是要和自由主义进行对话，所以我觉得在曲阜的那个会很有意义，他们文史哲杂志社社长王学典老先生是很有眼光的，他觉得我们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从中国哲学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都需要做这些事，那经济学就要更加关注现实，更是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不仅要做学术，而且要通过我们经济学的研究，推动中国的进步，像我们研究官员的升迁，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发表几篇文章，而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官员选拔制度哪些做好了，哪些是需要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