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的10年。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革命的人都承认，在60年代末有两个“革命的中心”，一个是北京，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个是巴黎，在1968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被许多人称之为“西方的文化革命”。图为1968年中国工农兵学游行支持法国学生运动。
这两个文化革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在中国，红卫兵小将们高唱着法国舶来的《国际歌》，高呼着巴黎公社的口号，造反派们甚至一度把砸烂旧党政班子后建立的行政机构也称为“公社”；而在法国，毛主义和红宝书成了许多激进青年的精神武装，中国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四大”、“串连”等方式也成为他们组织和发动社会力量的不二法门。图为中国媒体1968年宣传世界各地均在爆发革命的新闻照片。
1968年5月，当“五月风暴”发展到最高潮时，中国《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整个“红五月”内竟多达60余篇报道、评论、社论和40余幅照片、宣传画和运动示意图，高度赞扬法国学生、工人的斗争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继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伟大的人民运动”。图为1968年中国工农兵学游行支持法国学生运动。
5月21日至25日，除台湾和西藏外，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省会首府、直辖市都举行了20万至100万人的游行示威和集会，北京群众的游行队伍在三天内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就有2000万人次，一直波及到地、县级市镇。图为1968年中国工农兵学游行支持法国学生运动。
而在遥远的巴黎，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标的“洋红卫兵”成为巴黎街垒上醒目的一群，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赫然高举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游行行列中，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赛)成为巴黎学生们的思想旗帜。
这两场同时进行、却又相距万里的文化革命的主体都是年轻学生，他们举着相同的旗帜，穿着雷同的服装，彼此呼应，互相声援，看上去便如双胞胎一般相似。但法国社会运动研究中心负责人阿兰。杜兰却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图为1968年中国媒体宣传制作的法国革命形势图。
事实上，五月风暴的一些组织者虽然胸前戴着毛泽东像章，嘴里高呼“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口号，却对毛、对“文革”和红卫兵并没有太多了解，在他们中许多人眼里，“文革”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是人民自发起来反抗寡头政治的斗争，正如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们头脑里“造反”的概念，就跟法国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狱差不多。图为1968年中国媒体刊登的瑞典爆发革命运动资料照片。
而北京街头那些高呼“支持巴黎学生革命行动”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也根本不了解巴黎街头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不会想到，这场“法国的文化革命”起因竟然和反对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有关，他们更不会想到，五月风暴的支持者既有他们视为“修正主义”的法共成员，更有托派的“第四国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子，当然，他们绝对无法想象，“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居然会被“外国革命战友”们以无比高亢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在巴黎街头喊出。图为当时西方媒体刊布的法国学生运动新闻照片。
“五月风暴就是这样的运动：以旧的形式，表达出新的东西，正如《圣经》所言，是旧瓶装新酒。他们之所以向往中国的红卫兵，与其说是出于对这一运动的了解，毋宁说是出于对它的无知。”阿兰。杜兰这样概括道。这便如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论述：巴黎公社的新意是工人运动的产生，但他的口号却是法国大革命的话语。图为学生运动领袖发表讲话。
于是在法国的“红五月”里，我们看见了与当时的北京街头完全不同的景象：知识和学术不但没有被蔑视和砸烂，反倒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学者们作为整体非但没有受到学生冲击，萨特、米歇尔。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反倒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亲身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图为学生运动领袖发表讲话。
年轻人的个性非但没受到压抑，反倒在“禁止被禁止”等著名口号的孤立下更加蓬勃地洋溢着；文化艺术非但没受到抑制，从行为艺术到新的电影流派反倒在此之后变得色彩纷呈；不同的思潮和哲学流派不但没有被统一，反倒百花齐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从存在主义到无政府主义，每一种哲学思潮，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都在这次运动中激烈地碰撞着，发展着，无政府主义者的黑旗和社会主义者的红旗，在拉丁区的街垒上并排飘扬着。图为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虽然有暴力，有破坏，有流血，“五月风暴”给法国造成的物质损坏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甚至已很难寻觅到痕迹，然而“红五月”却给法国乃至西方文化和思想界造成了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可以说，五月风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图为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洛朗. 若弗兰在《五月风暴真相》一书中的概括，五月风暴的爆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出生率激增，大学生人数骤长；2、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和旧的教学法不满；3、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加深；4对物质消费无止境进步的忧郁；5、经济发展了，但文化还是老样子，它们之间的差距是爆炸性的。图为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1958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虽然德高望重，却与学生组织一直关系紧张。1959年，法国学生联合会指责当年预算中高等教育没有得到重视，戴高乐却告诫他们莫管闲事；总统技术顾问雅克 · 纳博纳在1963年就曾给戴高乐写信，预言1968年将要爆发一场风暴，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图为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60年代的法国大学生都西服革履打领带，男女分班，循规蹈矩地学习和生活，1968年，这样的大学生已有60万人之多，占法国总人口1.2%，很多大学生对学习的目的感到困惑，对出路的渺茫和不稳定感到忧虑，对他们将来在“消费社会”中的命运忧心忡忡，他们的精神危机比物质危机更为严重，而他们的命运又关系到法国的千家万户。图为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正如福柯所言，“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你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存在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左派思潮的活跃让学生们有勇气和依据质疑权威和秩序，而对个性解放日益强烈的追求让他们越来越不满法国大学中的陈规戒律，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的浪潮令他们激动不已。图为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而从中国传来的、并非真实的“文革”信息，又鼓励着年轻人以中国同龄人为榜样，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旧的、不合理的统治秩序，建立起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新秩序、新结构。对于戴高乐他们当然不失敬意，但他们认为，戴已经落后于时代，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已经十年了，他待得太久了”。一切看来只需要一个契机，一个小小的火花而已。图为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