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祁梦竹 陈雪柠

金秋，正是青稞收获时。

从松潘县城往南，到镇江关再往西，沿着热务曲蜿蜒向前，一路颠簸进入毛儿盖。

沿途，茂密松林覆盖山坡，山脚下牛羊成群，青稞田片片相连，毛儿盖河清澈见底、淙淙而过，一串串五彩经幡在蓝天下迎风飘扬。

在一栋古旧的小楼旁，藏族老人东巴正为牲畜准备过冬的草料。

这座藏式民居，便是当年沙窝会议的会址。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正是这次会议，决定将红军两大主力混编成左右路军过草地北上。

从外面看，房子下层是土墙，上层搭出一个木制的阁楼；内里则分了三层，楼梯仅容一人通过，既窄且陡。手脚并用向上爬，每踏一步，木板都嘎吱作响。五六人同行，地面竟微微颤动。

东巴老人说，这个房子已经建了一百多年了，“不过在当时算是比较新的，外墙上还有壁画。”

当年的房主是东巴的爷爷，一家三口人，家境比较殷实。红军的领导在此开会，吃住也都在他的家中。

“其实，对于沙窝会议的地点曾经存疑，如果不是因为杨继宗老师，这个地方可能就像其他危房一样，被拆掉了。”从松潘县史志办王勇的口中，我们听到了当地红军史专家杨继宗的故事。

沙窝会议究竟在什么地方开的？档案里没有记载。1985年，杨继宗在松潘县党史办工作。他带着疑问，和翻译进入毛儿盖地区，一待就是半个月，挨家挨户地询问。

“当时许多老人还在，能够问出线索。如果放在现在去找，就更加困难了。”通过对上千人进行寻访，将他们一鳞半爪的记忆综合分析，杨继宗终于确认会议是在俄灯寨子召开的，连哪一间房子都调查得清清楚楚。如今，东巴家的老房子得到了应有的保护，越来越多的游客跋山涉水前来参观这处红色遗迹。

1935年7月9日，中央红军进入毛儿盖，直到8月21日才离开，停留了一个月之久。这在长征途中实在罕见。

根据杨继宗的研究，红军滞留是为筹粮，没粮不可能过草地。如果以每人每天1斤粮食计算，10万红军要带足15天食粮，就需要150万斤。

毛儿盖是个农牧区，青稞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红军进入毛儿盖时，青稞即将成熟，可当地的藏族同胞却因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而恐惧，很多人躲的躲，逃的逃，把粮食也藏了起来。

饿着肚子怎么过草地？这关乎红军的生死存亡。

没法跟群众沟通，实在不得已，红军总政治部便下令收割藏民田里的青稞，并规定，必须将所收数量、收割的原因等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当作“借条”。藏民回来可拿这木牌向后面的红军部队领回钱。

下地收青稞，没有镰刀就用手拔。小心翼翼地把青稞粒揉搓下来，再用火烧石板烤熟青稞粒，装进布袋。

红军战士带着这些万分宝贵的粮食离开毛儿盖，踏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

藏民大多不识汉字，回家后见到地里的木牌，不明就里，扔的扔，砸的砸。

1993年夏天，毛儿盖一户藏民在家里地窖发现了一块长辈收起来的木牌。当时，杨继宗已调至县委宣传部，得知了这个消息，带着刚工作不久的吉庆霞一早就坐上吉普车，在山路里跑了一白天，下午五六点钟才到达毛儿盖。

“路况不好，灰土又大，满嘴沙子。”吉庆霞回忆说，到了毛儿盖，他们花了两三天时间才调查清楚。晚上不忍打扰藏民，就挤在朋友家里凑合。

前后跑了三趟毛儿盖，杨继宗才终于把木板带到了县里的文化展览馆，如今存放在川主寺附近的红军长征纪念馆中。

由于纪念馆正在修葺，我们此行遗憾地没能见到木板“借条”实物，从县委宣传部提供的资料中可以依稀辨认出木板上的字迹：“这块田里割了青稞200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板可作为我们购买你们青（稞）……归来后拿住这块木板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在你们未兑得这些东西前，请保留这块牌子”，落款是“前敌总政治部”。

这件珍贵的文物，已成为当年红军纪律严明的见证。

今年满60岁的杨继宗，因为近40年的松潘红军史研究，成了当地的“长征专家”。吉庆霞告诉我们，“杨老师胃不好，人很瘦，平时又总是熬夜抄资料、写文章，前几年便因病提前退休了。”

车子一路驶出毛儿盖，吉庆霞指着路边的一所学校说，杨继宗常常在小学给孩子们讲红军，“他说，我们这地方虽然偏远落后，虽然贫穷，但你们不能自卑。因为就是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当年挽救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你们应该骄傲！”

往车外看，不远处的藏民们正在路旁的晾架上晒粮食，一束束青稞在阳光下闪着金黄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