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创办背景：为培养出一批忠实的下级军官

在中国近代史上，黄埔军校特负盛名。这所军校以其特殊的建校背景，成为蒋介石攫取军权、统治全国的起家权力支柱，是中外无数论者和传记文学作家所津津乐道的题目。应当承认，研究黄埔军校，已经新意无多了。不过，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从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来说，往往会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由邓文仪任发行人、台北实践出版社1985年6月16日再版的《黄埔建校六十年简史》（黄埔建国文集编纂委员会主编），便是一册令人读后实在不敢恭维的黄埔军校校史。它在评论孙中山所急于结交的苏俄时指出：“俄帝处心积虑，先后派马林、越飞等来华传播毒素，遂有陈独秀、李大钊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赤化中国的工具”。在讲到建校的过程时则说：“广东虽为革命根据地，派系分立，以陈炯明为首的东江集团，邓铿为中心的粤东集团，以许崇智为中心的福建集团，相互猜忌，勾心斗角，图逞私利，黄埔创立以前兵连祸结，民生凋敝”。上述两段话，前者是出于反苏反共需要的偏颇之言，实置孙中山于难堪地位；后者则不知所云。该书有些记述，读者易知其谬。不过，另外一些记述，则属似是而非。据载，“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建立军官学校于黄埔”；“十三年五月三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这两则记载实际上都不正确。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开幕，全部“一大”议程并无决议设立军校之事，在此之前，已决定成立“国民军军官学校”，而勘定黄埔建校校址，是1月28日的事。至于5月2日对蒋介石任命的，是“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无“中国国民党”五个字限定词。这关系到黄埔军校的正式名称问题，不可不辨。

连黄埔一期生邓文仪这些人为其母校编的校史都有如此不正确的或者荒谬的记述，这就难免使人感到对该校创办历史实有正本清源的必要。值此黄埔军校创办八十周年纪念之际，笔者乃撰为《黄埔军校创办原起》一文。本文分为四部分，一、孙中山创办俄式军校的历史必然性；二、孙中山新办军校的定名；三、孙中山新办军校校长人选的决定；四、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校长就职问题上何以对孙讨价还价？叙述失当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一）

从1895年密谋发动广州重阳起义开始，迄1923年为止，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已经走过28年的艰苦历程。在此期间，他领导了反清、反袁、护法，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北伐，不断从事武装斗争。不必讳言，在孙中山经历的武装斗争中，他先后与会党、新军、南北武人，甚至与日本浪人、军人合作，但获胜的记录却是少之又少。失败的道理很简单，他从未掌握过一支以其思想主义、政治理念武装起来的军队。孙中山深知培养一批军事干部的重要性，他在日本、在美国，虽曾设想和实际筹办过类似青山军事学校的训练班，但因条件所限，成效甚微。国内的陆军大学、广东的陆军、海军学堂，入粤客军的讲武堂、随营学校，甚至第三次开府广州时大本营军政部办的讲武堂，是孙中山耳闻目睹或自己的属下，自然会给他深刻的印象，一旦条件许可，必定要办一所符合自己要求的军官学校。

孙中山第一次护法时，1918年，他接受了临将去职的广东省长朱庆澜的二十营省长亲军，交给陈炯明，移驻福建，这就是“援闽粤军”。从1918年至1920年“援闽粤军”返粤驱走盘踞广东的桂系之前，孙中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想尽一切办法支持粤军的生存、发展。粤军返粤、占据广州之后，地位发生变化，孙中山与陈炯明在北伐、联省自治、选举非常大总统等一系列问题上，意见分歧，逐渐无可调和，最后演变为1922年6月16日陈部粤军兵变，攻打观音山总统府，逼走孙中山之役。孙中山对于自己被部属背叛所造成的惨局深感痛心，也深受刺激。他回到上海之后，除了与奉张、皖段及洛吴等国内各派势力寻求合作以对抗陈炯明外，则是在国际上寻找有力的合作伙伴。

陈炯明驱走了孙中山，重返广州掌握省政。但是，他失败得如此之迅速却使国内外的政治观察家们大感意外。1923年1月14日，接受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的西路讨贼军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部及部分广东军占领广州，陈炯明退回东江。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粤军则从福建回粤。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随后成立大元帅大本营，先在东郊农林试验场设大元帅府，为策安全，后来将大元帅府设于河南士敏土厂。有的评论说，孙中山的号令不出帅府。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他不能完全号令驻广州的客军，粤军也不能收指臂之效，这却是实情。桂军沈鸿英时服时叛，与陈炯明不时窥伺广州；杨刘军在广州分区割据，控制税收，胡作非为，使得气愤至极的孙中山谴责他们打孙的旗号来蹂躏广东。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对孙中山来说革命前途是毫无指望的。为了图存和发展，孙中山别无选择，只能将从1922年开始的联俄、容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进行下去。而国民党改组，用今天的话语表述，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最重大的项目，便是黄埔军校的创办。孙中山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深知如不能得到国际支持，国内的事情将无法有效地处理。所以，他曾要求英、美、法、日等西方主要大国帮助，对日本期望尤殷。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大国认真考虑过准备与孙结盟。与西方列强相反，在欧战中通过暴力手段推倒旧政权建立起来的苏俄，在经过对陈炯明、吴佩孚等人的联络后，最终选定以孙中山为其在中国的合作对象。孙中山推行联俄外交的重要契机是中共成立。马林、越飞及鲍罗廷，是孙俄合作的关键性人物，前者主要是拉线搭桥，后二人是具体落实。

一个重要政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马林是在帮助建立中共之后赴桂林会晤孙中山的。他们在会谈中究竟讨论了哪些问题，当时并无正式记录。日本人古屋奎二的《蒋介石秘录》言之凿凿地说，马林向孙建议：“一、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二、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2]这些“建议”缺乏档案、资料来源的依据，实不足凭信。但类似的说法在相关的学术论著中却不断出现。连美国韦慕庭教授也相信，“（黄埔军校）办校的宗旨是：培训出一批可资信赖的、有政治素养的下级军官，在新建的忠实的党军中充当基本力量。这种想法，也可能是1921年12月马林灌输给孙博士的，后来经过了越飞和孙中山在上海的商议，又经过越飞和廖仲恺在日本的讨论。”[3]韦慕庭上述说法，是比较慎重的，因为他无法找到马林与孙第一次会见时的谈话记录，不能确定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更遑论改组国民党和建立军校了。但又无法否认建议一类的话，所以他采用“也可能是”这种留有余地的用语，毕竟孙关注军事，也想了解苏俄的军事状况。在十月革命之后，西方列强包围苏俄，有人甚至公开表态要将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俄国白党与外部势力相互应，这个新生的政权可谓遍地荆棘，内外交困。但是，经过四、五年奋斗，苏俄依靠红军，居然击退了外国侵略，也荡平了白党的势力，孙中山对这种局面，当然会感兴趣，俄国人能办到的，为何我办不到？自然会联系到自己的建军问题。这就是马林在与孙在上海第二次会谈后于1922年7月11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的，孙在桂林会谈后多次在集会上“强调要以俄国军队为楷模”的表态。[4]

李玉贞研究员是完整梳理过马林档案的中国学者。她在其新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5]一书中，归纳了马林与孙第一次会晤所谈的七个要点。其中第一点是“孙中山最关心的是俄国军队的组织和军队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第五点是，他断然拒绝了与苏俄结盟的建议，认为联俄是日后的事。第七点，“孙中山虽还不想马上同苏俄结盟，但是他愿意派一个可靠的同志到俄国去。”这就是当年张秋白的俄国之行。可以查到的他们谈话的重要内容大致如此。而且，以苏俄的专制体制，对马林的授权应当是有限的。既然还谈不到联俄，当然也不会谈国民党改组，更加不可能讨论建立军官学校之类的事情了。

陈炯明兵变促成孙中山决策联俄，改组国民党。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孙联俄的基础。随即孙派廖仲恺与越飞同船赴日，在热海，双方讨论落实“宣言”中的细节和一些未曾公开的问题。

廖越会谈的内容不为外界所知。不过学术界普遍接受这种说法，即他们商议了筹办军官学校以及苏俄援助、派代表团访苏等问题，其主要根据是，一、越飞的秘书向记者说了一句话：“以往的中国革命，过于借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国民党必须组织培养自身的军队”。[6]二、为开办军校提供经费。韦慕庭指出，广东省财政厅在1924年5月22日提供了186，600元，财政委员会决议军校每月经常费为银三万元。“不过，标明日期为1926年4月左右的一份从广州发出的俄国人的报告称：‘这所军事学校是1924年由我们创办起来的，开始，它是依靠我们的经费来维持的。’若干年以后，鲍罗廷告诉路易士·费希尔，苏维埃政府为这所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捐赠了三百万卢布。这大约相当于中国货币二百七十万元。”[7]这些钱款的转交手续是如何完成的，不详。但它与1923年廖仲恺赴日应是有关的。日本山田辰雄教授征引当时日本与越飞谈判的代表后藤新平秘书内藤民治披露的内幕，日方已将日本渔业部门为补偿在日本海苏方一侧捕鱼的三百万元“由日本银行转到越飞手中，再由越飞转到匿名的廖手中”。另外，《大阪每日》记者布施胜治援引孙中山与张继的谈话，称：“俄国从1924年前后起，每年给广东提供二百万元的援助”，其中七十万元是黄埔军官学校的费用，一百三十万元是“国民党的政费”。[8]其实，关于越飞与廖谈判以后决定给孙提供款项的事，绝对可靠的是1923年5月1日越飞从热海致苏联政府转致孙中山的信，内称：“我们准备向你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关于武器装备，同函称，物质援助是8千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俄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条件。”该函强调此事必须严守秘密。[9]雪中送炭，孙中山深为感激。国民党改组时期，包括创办军校的费用，主要是廖仲恺去筹措的。其经费来源，又基本上指望苏俄的支付。大概是蒋介石不赞成拿俄国人的钱办中国人的事，所以有关经费来源的事显得颇为神秘，1924年4月3日，廖致电蒋介石，谓“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惟请即来。”[10]只是不问而已，蒋当然晓得款项是从何而来的。

在今天看来，苏俄的经援、军援都是很有限的，况且也不是慷慨无私的。但是，就是这些有限的援助，对于四顾无援的孙中山来说已经是喜出望外了。他在收到5月1日苏俄政府转发的越飞函电后答复说，该电使他“感到大有希望”，并表示：“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政府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现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11]“赴莫斯科代表可能是张继和蒋介石。强烈坚持改组党和政治宣传。”-后面这两句话，是马林在电报上向越飞提出自己的要求和看法。由此电报，可以看出孙中山当时的心情和态度。可以说，在1923年下半年至次年初，孙中山忠实地贯彻了自己在复电中的承诺，除了应付陈军，他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国民党改组和创办军校的问题上。所以，当苏俄军事顾问抵达广州后，孙中山在会见这批顾问时便急切地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又说，“我们希望你们把在反对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本国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革命军队的未来军官。”[12]

孙中山创办俄式军校，从萌发念头到成为现实的过程，大体上是两年左右的时间，它与联俄外交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由此可以证明，他创办俄式军校实有其历史必然性，是联俄外交的具体成果之一。此事彰明较著，毋庸置辩。

（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吉奎撰稿载黄埔军校旧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