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嘲讽的经济学家是怎么分析这个社会的丨趣财经
话说猴年马月，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一起乘船出游，结果船只失事漂流到一个孤岛上。大家都饥肠辘辘。这时海面上漂来一个罐头盒，大家就开始想方设法要打开它。
物理学家说：“我们可用坚硬的岩石砸开它。”
化学家说：“我们可以生火加热罐头，使它膨胀以至于破裂。”
最后，经济学家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方法太复杂了，假设有一把开罐头的起子，我们就可以轻松撬开它……”
这当然是一个嘲讽经济学家的笑话。不过，幽默也正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确，经济学家的思维模式常常是从假设出发。尽管这些假设不一定符合现实，但很多时候却成功地解释了纷繁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在经济学家所有的假设中，“理性人”可谓首当其冲。
经济学的重要假设：人是理性的
当经济学家说一个人是“理性”的，通常是想表达如下两层意思：
(1)这个人在行事的方法上是理性的，即他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出于情绪、偏见或者习惯(甚至不是出于道德)；
(2)这个人知道其行为的后果，并且总是追求最有利于其自身的后果。事实上，“理性人”正是为了追求最有利于其自身的后果，才对其选择做出了深思熟虑的考量。
许多针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意见，都集中在这个“理性人”假设上。他们的批判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们的的确确有一些非理性的行为。有很多人因为一时的激情、冲动而干下傻事；也有很多人因为对事情的思虑不周而功败垂成。
但是，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人们的行为选择中确实有着理性计算。甚至一些看来不理性的行为，可能也存在理性算计的基础。下面是一些例子：
1更多的违法犯罪行为是理性算计的结果？
“非理性”行为中的理性：违法犯罪行为中的理性
很多时候，人们认为违法和犯罪行为是非理性的。的确，有些违法和犯罪行为是非理性的，比如冲动杀人。但更多的违法犯罪行为可能是理性算计的结果。
有一次，我看见电视上节目主持人采访一个疑犯，该疑犯来自内地某省，有前科，出狱后到广州再度行凶抢劫。主持人问：“出狱后怎么又想到广州来抢劫？”答：“找不到工作，没钱生活，只有抢。反正都可能被抓，在穷的地方抢不如到富的地方抢。”疑犯曾认真考虑其抢劫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这样的回答能说其抢劫行为是非理性的吗？
2005年7月14日的《南方周末》曾刊登一篇《阿星的内心挣扎》，讲了一个青年阿星杀人犯罪的心理。而另一篇网络评论则写道：“……一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贫困青年阿星……何以沦落成为一个杀人罪犯，从而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说：‘穷，我可以忍受，只要别人待我好点。’他又说：‘四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但只旷工一次就被开除了。如果不是每天工作12小时，如果一个月能休息一天，如果我的工钱再多一点点，我绝不会走这条路。’
他想如果选择忍耐，一个月辛辛苦苦只能挣几百元钱；但抢劫，只要得手一次就可有几千，乃至上万的收入。这在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越高，忍耐的可能性就越小。阿星也知道被抓后可能会被枪毙，但他说：‘只要能给家里的人留下一笔钱，使父母的日子好一点，我愿意死。’他是个孝子，他爱他的父母，弟妹，为了他们的生活能好一点，他并不惧怕死，他说他的同伙都有这种想法。”
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S．Becker,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对罪与罚进行了经济分析。他认为，犯罪行为是罪犯对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体现为被抓获的概率和刑罚的严重度)进行评估之后的结果。这一思想对后来的社会防止犯罪的公共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芝加哥的另一位经济学新秀列维特(Steven D．Levitt, 2003年克拉克奖得主)对黑社会组织的研究也是很好的例子。黑社会组织与公司组织一样，只有顶层的“大哥”才有巨大的收益；在组织底层的小弟收入非常的微薄，而且经常面临仆街的危险；即使是黑帮的中层头目，也收入不多。那么，一些青年为什么还要加入这种收入低、风险大的组织呢？岂不是很不理性？
列维特通过黑帮的财务记录发现，这些人从事黑社会往往是生活所迫，因为无法正常生存下去，所以寄希望于在黑社会组织中得到晋升黑社会中的晋升（黑社会中的晋升速度比其他的组织要快，因为黑社会成员死亡概率高，职位很快就可以空缺出来。），改变生活状态。
当然，犯罪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不过，我们这里不打算岔开题目去讨论社会本身的问题对犯罪行为起到了什么作用，或者要怎样去改造这个社会(诚然，建设更和谐的社会本身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此我们只是用这些例子来说明，一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即使像犯罪这样的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一旦了解到个体面临的行为约束条件，就会发现它们原来也常常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2银行为什么不提升安全保障
大多数人，尤其是没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他们常常会看见一个行为所带来的好处，却很少细细去琢磨该行为所面临的成本约束，因而也常常误以为该行为是不理性的。
《华尔街日报》曾刊文称转引自哈伯德和奥布赖恩(2007)。，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不能理解如下现象：为什么在抢劫案与日俱增的情况下，银行不采取措施提升安全保障。FBI官员建议银行在大门外布置全副武装的保安，并且建议营业窗口装上有“劫匪克星”之称的防弹塑料板。
但令FBI官员吃惊的是，没有几家银行这样做。原因是什么呢？文章指出，安装防弹玻璃板的成本是1万～2万美元，雇用一个训练有素的保安年薪和福利为5万美元；而一次银行抢劫的平均损失仅为1200美元。换句话说，银行并非不理性，而是按照FBI建议去提升安全保障的机会成本太高了。
3农民拒绝新技术是愚昧和不理性？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农民拒绝新技术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民拒绝新技术主要是由于他们比较愚昧、懒惰、思想保守。但是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 1902—1998，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却认为，农民们绝对不愚蠢、懒惰。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深受自然水土和气候等因素影响，因此在一个地方试验成功的农业新技术并不能确保在另一个地方能够成功。换句话说，新技术具有较大的生产风险。
面对严峻生存压力的农民家庭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薄弱，常常无法承受这种风险；加之传统农业中技术和生产组织的落后以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完善，农业生产生活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若坚持使用原有的技术，至少可以保障安全和生存的需要，而采用新技术，虽有大丰收、发大财的机会，但一旦失败则对家庭就是灭顶之灾。因此“农民耕种者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过冒险获得大成功、发财。”在这种情况下，行动的唯一原则就是“安全第一”，拒绝高风险的新技术。
对农民理性行为的认识，并不单是为了满足我们探索问题原因的求知心理。它对于现实的公共政策的指导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若农民拒绝新技术仅仅是因为愚昧保守，则政策应对就应强调对农民进行科技教育；若农民拒绝新技术与新技术的风险以及农户所处的农业组织和社会制度等因素有关，则政策应对就应强调帮助农户分担或降低其采用新技术的风险。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了推广农业新技术，都强调政府对使用新技术实行补贴以及提供农业保险或制度保障，这正是经济学影响政策观念的巨大力量之体现。
4戒指上到底要不要刻上女朋友的名字
有一个男人走到一家金店，要在一枚金戒指上刻上“我爱你一生一世”。金店老板问：“先生，何不在这枚戒指上刻上心爱的人的名字？这样岂不更有纪念意义？”这个男人回答说：“不。要是我们分手了呢，岂不又得重新刻名字？还是一句通用的话比较好。”金店老板惊讶地问道：“先生您是商人？”答曰：“我是一个经济学家”。
这又是一个戏谑经济学家的笑话。编造这个笑话的人其实并没有完全了解经济学家；没有什么经济学家会这样做，而且越是懂得经济学的人越不会这样做。
越是懂得经济学的人越不会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们更懂得“行胜于言”这个道理。在博弈论中，有一个术语叫“承诺行动”，它指的是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只靠嘴巴说说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实际行动限制自己的行动空间。
具体到这枚戒指的问题上，刻上一句简单的“我爱你一生一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它没有限制受赠方的任何行动空间；但是，如果在“我爱你一生一世”之前，刻上了对方的名字，那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受赠方的行动空间（其很难把这枚戒指再用于赠送其他人），所以加上戒指受赠方的名字，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承诺行动。如果笑话中那人真的是经济学家，他应该不会不懂得“承诺行动”。
这个笑话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经济学家的又一重要思维模式：他们看重得到了什么，却更看重为了得到而放弃了什么。
本文来源：节选于《生活需要理性的眼光：经济思维》 中国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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