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品评三国人物：魏蜀吴谁才是“正统”？-凤凰新闻

王立新品评三国人物：魏蜀吴谁才是“正统”？

凤凰国学 2017-02-27 17:57:12

核心提示：我们既不是三国时代的人，也不是南宋时代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看三国这段历史，既不必依循南宋以前的“约定”，非要说曹魏是正统，也不必遵照南宋以后的“重新规定”，顽固强调刘备才是真正的正统。我们应当有符合历史原本事实的现代人立场才对。

导读：三国是在汉末乱世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乱世是豪杰蜂起，也是混账横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物往往很多，正负面的都不少，但是真正上档次，够重量等级的其实并不多，大多也只是浑水摸鱼，侥幸获利而已。三国时期，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智谋人物、人文人物，隐逸、医巫、怪妖等等，什么人物都有，忠奸杂陈，能否相间，正邪各有其场，人鬼俱现江湖。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演得世界斑驳陆离。

三国鼎立形势图

《资治通鉴》这部庞大的历史巨著的写作组组长司马光先生，在论及三国时期的“纪年”原则时说：“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司马光的这段话语，明确表达了自己率诸位贤达编纂《资治通鉴》一书，在纪年问题上遇到了麻烦。这个麻烦着实不小，是关于究竟哪个政权是正统，哪个政权是非正统的问题。司马光如实地跟大宋的皇帝（英宗和神宗）报告了自己在书中所用纪年的理由：看不懂，也分不清谁是正统，所以只能按照从汉代下来的主体政权轮替的顺序向下记载。

陈寿的《三国志》，在书写这段时期的历史时，显然是以曹魏为正统的。而东晋时的历史学家习凿齿，写作《汉晋春秋》，记载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到晋愍帝司马邺之间280多年的历史。在这部史书中，却是以蜀汉为正统来纪年的。陈寿是蜀汉人，随蜀汉投降曹魏，书写这段时期的历史时，把曹魏当成正统，无论出于不得已还是出于心甘情愿，无需咱们在这里说明。习凿齿是晋人，晋朝又没灭亡，不知他这样的价值定位，出于何种考量。大约也有赵宋渡江以后士大夫的心态，想要恢复被“五胡”夺走的长江以北的土地。习凿齿的这种判断，在后来也有支持者，比如唐代的历史学家刘知几等。不过这种说法，多半仅限于几位史学家，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共识，社会大众和众多知识分子，还有官方有关于此的文书之类，多半还是沿袭陈寿的看法。不过正因为曾经有过这种不同于《三国志》的看法，所以司马光在纪年选择时，才有必要向大宋皇帝“特别”做了汇报。如果前史有关于魏蜀吴三家，没有谁应该是正统的说法，司马光其实也就不必为了这个问题而多此一举了。

尽管如此，司马光在向后的一段话语中，仍然非常明显地把刘备的蜀汉政权，排除在了正统之外：“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

难以考证的中山靖王到刘备世系

这段话语是说，刘备虽然自己说是汉景帝后人中山靖王的后代，但是年代太久远，没有办法详细证实，就像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自称是汉高祖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人，还有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自称是唐太宗的儿子吴王李恪的后人一样。

这种说法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司马光虽然说自己是按照主体政权轮替的顺序纪年，但却明确表达了刘备没有资格被当成正统的意见。而《资治通鉴》一书，因被英宗、神宗皇帝推崇，在整个北宋大盛其行，这就表明神宗皇帝及其当时的朝臣们，对司马光的这个观点，是没有异议的。

但是到了南宋的时候，情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中，明确将刘备当成正统，而将曹魏当成篡逆，连孙权也被看做是贼，说他也是“窃据汉土”者。

朱熹在自己的一些学生的帮助下，编纂《资治通鉴纲目》59卷，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司马光当年为了阅读《资治通鉴》方便所自编的《资治通鉴目录》30卷，还有司马光晚年未完成的《资治通鉴举要历》若干卷，以及胡安国在南宋绍兴初编纂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100卷。后两种书的全貌，今已不得而见，其中部分，被朱熹零星散用在自己的《资治通鉴纲目》中。

但是胡安国一生著述《春秋》，以“尊王室，讨乱贼”为职志，大致可以认定，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以刘备为正统，以曹操为篡逆的说法，源头出自胡安国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

鄙人上述的推断，最直接的相关证据就是胡安国的长子胡寅所著的《读史管见》。

《读史管见》30卷，是胡寅坚主抗金，触犯坚持和议的权相秦桧，并因此被贬岭南新州时的作品。

在《读史管见》卷五书写刘备登帝的一开始，胡寅就公然驳斥了司马光关于刘备的身世辨识不清的“结论”。胡寅用来驳斥司马光的“证据”，是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时的说法：“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胡寅的说法是：司马光距离三国七百多年，自然说不清刘备的世系来源；但是诸葛亮距离中山靖王只有三百多年，称刘备为“帝室之胄”，肯定不是睁着眼睛瞎说。但是，胡寅却没有为自己的这种说法，提供可以成立的真实可靠的证据，如此看来，胡寅的说法，同样缺乏事实根据。

后来的《三国演义》作者，证明刘备确实是汉代帝王后裔的理由，同样出自诸葛亮之口。《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中有：“座上又一人应声问曰：‘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诸葛亮除了羞辱并谩骂了这位提问的陆绩一顿之外，所提供的刘备是汉皇后裔的证据是：“刘豫州堂堂帝胄，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所稽考？’”诸葛亮这里所说的“当今皇帝按谱赐爵”，查《后汉书•献帝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等相关历史文献，均无记载。显然是诸葛亮为了夸大主子的声威，故意强化了刘备是刘邦遥远枝系这回事情。诸葛亮一向善于夸大其词以造势，胡寅却以诸葛亮的话语为根据，显然不能成立。

无论是胡安国、胡寅父子，还是后来的朱熹，他们都是大号的理学家，他们的学问都很坚实，论事说理都那么言之有据，备受后世的尊重和爱戴，怎么关于刘备出身这件事情，忽然都变得这么轻信了仅只是诸葛亮一个人的明显夸张的说法？难道司马光没见过诸葛亮的《草庐对》？咱们还是不要跟司马光这种大学问家开这种只能自取其辱的玩笑为好。

既然上述诸贤，对诸葛亮这篇《草庐对》肯定都了如指掌，为什么司马光不信，而后面的三位大儒却据以为真？

这就是问题的真正所在了。

司马光（1019——1086），到宋神宗登位的熙宁元年，也就是1068年，距离宋太祖过世只有90年。北宋虽然内部知识分子争竞激烈，但整个国家还处在蒸蒸日上的形势之下，尽管北有契丹辽国，西有党项人的西夏，两面不断侵扰大宋，但也只是“拉锯”纠纷，根本没有国族危机。当此之时，如果以刘备为正统，曹操为篡逆，不知将置宋太祖于何地？司马光虽然说“臣愚”，搞不清究竟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但是心里是明白的。所以他才不说正统，但却以曹魏作为纪年的标尺，以曹魏为中心，书写三国这段历史。如“太祖之入邺也”，“太祖”指曹操。对曹丕、曹睿均称“帝”，对孙权和刘备则称吴主、汉主。

但在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中，却称刘备、刘禅为“帝”，称曹丕、曹睿、曹芳等为“魏主”或直称其名，对孙权、孙亮、孙休、孙皓等则称“吴主”，或直称其名。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还明确说明：“自建安二十五年后，黜魏帝而系汉统。”

朱熹的这种做法确实来自胡安国父子，胡寅在《读史管见》中明确指责司马光，在书写诸葛亮出师攻打魏国时使用了“入寇”字样。胡寅还把《资治通鉴》原书中的“入寇”，在自著的《读史管见》中改为“北伐”。

胡氏父子和朱熹为什么要把司马光书写的三国这段历史的价值取向彻底颠倒过来呢？难道他们就没有司马光的顾忌吗？虽然他们都主要活跃在南宋时代，但是还是大宋朝哇！

靖康二年（1127），北宋被女真金国攻灭，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双双被俘，押赴北上。金国一时间控制不住中原局面，就临时扶持了以张邦昌为国主的傀儡政权“楚国”。后来宋高宗继位，张邦昌把政权交还给宋高宗，金国又找来了一个宋朝的投降官员叫刘豫，在山东、河南地区再度临时设立了另外一个伪政权——“齐国”。高宗一路向南撤退，渡过长江，在金兵追赶下一路狂奔。建炎三年（1129）年，正当南宋处在危难重重之中的时候，又发生了警卫部队首领苗傅、刘正彦逼迫宋高宗退位，强行逼迫高宗皇帝把皇位让给了自己三岁的儿子赵旉的闹剧，连年号都改成了明受。后来虽在一月之内，即被南宋张浚、韩世忠、刘光世等平定，可是高宗的这位小太子却被惊吓死了，高宗以后再也没生出儿子。

这些事情，胡安国、胡寅父子几乎都是亲历的，朱熹虽然晚生，没有亲身经历，但是保护南宋政权，保护汉民族最后的一块土地和家园，从而保存中国文化的强烈内在愿望，使得他们必须毫无疑义的努力确保宋高宗的正统地位。要不然，不仅自己没家了，民族文化也会因为失去孵化和生长的温床而被彻底毁掉。

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民族文化和政治国家的责任意识，胡氏父子和朱熹等，才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经确立的正统与所谓“闰统”的地位颠倒过来。不这样，宋高宗就有可能重新受到威胁，大宋朝就可能彻底被毁掉，中国文化也会跟着彻底遭殃。

这就是三国时期刘备正统地位的由来。也是《三国演义》这部恢弘的历史文学名著，把刘备当成正统的嚆矢和真正由头。在此之前，从魏晋一直到北宋，刘备一直都处在“闰统”的位置上，就好像农历的闰月一样，是在正常的一年十二个月以外加进去的，虽然有理由，但不是常态。由于胡氏父子和朱熹等站在南宋的立场上，为自己当下的祖国“正本”立言，才把刘备从“闰统”的地位，提升到了正统的地位，而将曹魏从基本正统的地位，贬降到了篡逆的位置上。孙权没有经历位置的变迁，依然属于所谓“闰统”。

王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的《叙论》中，说自己评价历史，不使用正统观念，并把正统观念批了个体无完肤，不仅三国时代的魏、蜀、吴三家，谁都不足以成为正统，整个中国家天下以后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也都有资格被看做正统。

我们读船山先生这段书，要知道这是船山先生晚年的作品，那时明朝早已灭亡，苟延残喘的各个南明政权，也早已灰飞烟灭。就在船山先生写作《永历实录》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立场，还在维护永历的正当性，谴责满清“夷狄”，指斥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投降部队是乱贼，指斥在永历朝中弄权的王化澄等是奸佞，还在有意无意的表达永历皇帝朱由榔是正统的意见。为什么？那时他曾经跟随永历帝，寄望于明朝的复兴。他所投身的王朝的合法性，正是他投身的理由。他想借助永历王朝的复兴，实现中国的政权应该由中国的汉民族自己来建立的梦想。当这份梦想彻底破灭了以后，他已经无所依托了。而正是因为无所依托，他才能摆脱一切束缚，包括现实的利益，现世的君臣关系，甚至当下的生命存在等等，尤其是彻底摆脱掉了所谓正统观念的限制。由此，他的史论才放胆不为任何一家一姓立言，专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立言。他的史论，也才因此而显得那样阔大，那样自如，那样深邃，那样能够打动现代以及未来的人心。

我们既不是三国时代的人，也不是南宋时代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看三国这段历史，既不必依循南宋以前的“约定”，非要说曹魏是正统，也不必遵照南宋以后的“重新规定”，顽固强调刘备才是真正的正统。我们应当有符合历史原本事实的现代人立场才对。

前面讲的太严肃了，现在说点好玩的，来缓解一下我们紧张的神经。

朱熹在使用新的价值标准以后，也出现了一些一时间不好处理的问题，看上去有点像笑话。比如：在《资治通鉴纲目》的卷十五“甲寅（234），十二年三月条”下有：“魏山阳公卒。”下面又用小字标明：“魏主睿素服发丧。”这里的“十二年”，用的是蜀汉后主刘禅的建兴年号。山阳公，就是汉献帝，怎么成了“魏”的“山阳公”？没错，汉献帝被迫禅位时，被曹丕降封为“山阳公”，他是“魏”的“山阳公”。但是你不是以汉为正统吗？魏既篡逆，怎么能把魏对于汉献帝的封爵当成既定的事实来接受呢？

汉献帝禅陵

还有，同年八月条中有：“魏葬汉孝献皇帝于禅陵。”“孝献帝”，那是人家曹睿给汉末帝刘协的谥号。既以汉为正统，那么就不能接受魏的降封、赐谥的事实。刘备不是也给了刘协一个谥号，叫做“孝愍皇帝”吗？为什么不使用这个名称？而且为什么是“魏葬”，刘禅和诸葛亮们哪去了？为什么不在成都召开送丧的追悼会？或者派人前来把刘协的遗体接走，运回到成都安葬？他们心中还有刘协吗？心里既然没有刘协，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正统，又有什么资格担待正统？

咱们先把这些问号放在这里，帮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把这句话改动一下。有关刘协之死，如果非要以蜀汉为正统，那就应该这样记述：“当今圣上崩于逆臣曹睿之伪魏国中。”“逆臣曹睿慑于众议，葬于所谓禅陵。”但是不能这样说，如果把汉献帝当成“当今圣上”，刘备放在哪里？刘禅怎么安置？导致这种表达上的尴尬的，其实并不是曹魏的篡逆，而是刘备的登基称帝。

从汉献帝死，到埋葬的半年多时间里，蜀汉一点动静都没有，诸葛亮从二月开始出兵斜谷，跟司马懿作战，期间还制造了“木牛流马”。而安居成都的蜀汉后主，对于刘协之死这件事情，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们心里哪里有什么汉献帝？

当年汉献帝禅位的时候，诸葛亮就指使人在成都造谣，说刘协被曹丕杀死了，无非就是想给刘备称帝制造理由。除了在这样的时候利用一下汉献帝以外，汉献帝再出现就是他们的累赘，他们巴不得汉献帝真的被曹丕杀死，这样他们就不会有后来汉献帝真的死了（这个消息，很可能又被诸葛亮在成都“封杀”了）的窘困和难堪了。诸葛亮在这一点上，显得有点很不幸，他也是在汉献帝死的同年，病逝在用兵途中。那时汉献帝刚刚下葬几天。如果汉献帝是刘备，那就可以说诸葛亮是因刘备之亡伤心至死，那样就更可以增强诸葛亮忠诚的亮丽色彩了。我讲这段话语的意思，不是故意糟践诸葛亮，只是说明刘备和诸葛亮，或者蜀汉政权，自称是汉代的正统继承者，而指斥曹魏为篡逆，最多只是自己割土称王的借口，根本不出于对汉朝的真正担待和挽救的心理。

其实有关于没把汉献帝当作一回事，诸葛亮自己也并不讳言。刘备三顾茅庐，是在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当时诸葛亮没有跟他讲任何一句怎样救助汉献帝的话语，只是告诉他荆州、和益州山川险要，“国殷民富”，如果能够占据，就可以依此发展，进而争夺天下：“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这里说的“汉室可兴”，显然是不包括解救汉献帝在内的，或者更明确的说，就是要抛开汉献帝，另立一个“可兴”的汉朝！这是什么逻辑？这是把“汉室可兴”当借口，“把霸业可成”当目的的逻辑！

建安十三年，曹操大军压境，诸葛亮奉命到江东请求孙权发兵营救时，对孙权大讲“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争天下。”心里根本没有汉献帝，只是“争天下”。诸葛亮在给孙权分析当时形势后，判断曹操失败的必然性，同时对曹操失败后的天下格局做了充分的估计：“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明显是“三家分晋”式的抢夺天下，哪里是什么扶持、救助汉献帝？其实诸葛亮只是想辅佐刘备夺天下，两人心里统统没有汉献帝。

由此看来，诸葛亮对刘备所讲“汉室可兴”，只是因为刘备是汉室宗亲，尽管支脉遥远得无法绍续，但是刘备还要打出这样的旗号以争取人心。诸葛亮没有办法绕开这个刘备自欺欺人，久而久之连自己都信以为真的谎言，只能顺着他的这份心思接着说，

还有，《资治通鉴纲目》记蜀汉被灭时说：“邓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谌死之，汉亡。” 记为蜀后主刘禅的“炎兴元年”，而下一年却记为魏元帝曹奂的咸熙元年了。因为蜀汉没了，历史还在继续，只能如此。这一年的话语说：“魏封故汉帝禅为安乐公。”对比上面两条，刘禅得了个“故汉帝”的称号，而刘协连个“故汉帝”的称号都没有得到，只得了一个“魏山阳公”。死了的时候，连个“崩”也没混上，只奏合了一个“卒”。不知道蜀汉的主子和大臣们究竟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朱熹的这种写法，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把正统的地位给蜀汉，他们能担待的起吗？有资格担待吗？

胡文定（安国）、胡致堂（寅），还有朱元晦（熹）等南宋的一些大理学家们，虽然为南宋——自己的祖国而立言，为中国文化立言，用心可谓正大，但就是不知道，他们在面临上述的情况时，自己内心里对于刘备和诸葛亮们，到底作何感想？！

我说刘备没有资格担待正统，并不是说他一无是处，而是说他打着正统的旗号，却没做出应该在这面旗帜下应该做出的事情。刘备以布衣起身，早年靠编织草鞋和席子之类过活，纯粹就是平头百姓。但却胸怀理想，心存远志，在三国的乱世里，起身得势又晚，以区区几个关羽、张飞、赵云，而慢慢壮大。几度被曹操打得鼻青脸肿，吕布和袁术都差点要了他的命。左窜右跳，前托后靠，狼奔豕突，四处谋地求生，但却能坚定不移，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坚忍地存活并发展下去，最终占据四川，与曹操和孙权分庭抗礼，鼎足而立。如果没有非凡的本领，何以能够做成如此一番事业？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如果都能像他一样坚忍、顽强、不屈，何愁不能做成一些有益的事情？

刘备虽然不能被看做正统，但他的身上着实有很多人不具备的特殊优长。在这一点上，无论袁术还是袁绍，都无法望其项背于一二。更不要说公孙瓒、陶谦、吕布、刘表、张杨、马腾、韩遂之类了。

除了上述优点之外，刘备还有一个仁慈的优点。世传“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那是《三国演义》的文学笔法，这样写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作品好看，吸引人。历史上原本没有“刘备摔孩子”这回事，但是刘备的仁慈，确实是真的。刘备“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所以没去攻打刘琮，抢占荆州。荆州和襄阳地区十余万民众跟随自己，却不忍心放弃，“甘与同败”，诸葛亮说这是刘备的“大仁大义”，是完全靠谱的。

刘备的仁慈和义气，不止是说说而已，他心里确实怀有这份恻隐和朋友之谊。如果他不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我们就没有资格指责他在曹丕称帝的时候，不是举兵向北，而是率师东进了。为了替关羽报仇，刘备可以置自己的政权、国家于不顾，甚至为了殊死一搏，连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古往今来，您见过几位这样的义气人呢？

那他为什么后来又抢占了四川？后来情况变了，此一时彼一时也。再说，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尽，老王也不想为这事耽误更多的时间。

至于刘备跟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信赖诸葛亮如同信赖自己，显然也是古今帝王与辅相之间关系的楷模。

刘备在这一点上，又显现了甚至包括曹操，都有所不及的优异。

曹操误杀自己的“宰相”崔琰，崔琰为曹操聚拢人才，功勋卓著。曹操还因欲加九锡，封魏公一事，不满于荀彧的“不宜如此”，而心生不快，致使荀彧忧郁而死。相比之下，刘备临终前却对诸葛亮真诚地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材，君可自取。”古今帝王也没见谁这样对宰相留遗嘱的。

刘备不容易，刘备不简单！

诸葛亮之所以那样尽心尽力扶助那位只知吃喝玩乐，剩下的事情什么都不懂的阿斗，完全是因为感戴刘备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和信赖之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诸葛亮之所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甚至安危、生死都不顾，尽心尽力地效命于西蜀，当然有人格本身的原因，但刘备从前的知遇和临终前的重托，显然是诸葛亮忘身为国的更直接的导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