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海盟直呼亲人的名字——天文、天心，在台湾招致了一些批评。她不认同，认为他们不是亲人，而是“文学同行”。
“侯导与天文都有把年纪了，剧本拿在手中很难看清楚，两人常为一副老花镜争夺不休，或斜斜捧远了纸页观看，模样颇有关圣架势。”在《行云记——〈刺客聂隐娘〉拍摄侧录》一书中，谢海盟回忆起她与朱天文、侯孝贤讨论《刺客聂隐娘》剧本的情景。这本书是谢海盟在电影拍完后主要凭记忆写出来的。
自1983年的《风柜来的人》起，侯孝贤导演的十几部电影长片，朱天文都参与了编剧工作。朱天文大多独力编剧，少数与侯孝贤或吴念真合作。直到《刺客聂隐娘》，编剧阵容里才添了阿城和谢海盟两位新人。
看到《刺客聂隐娘》的初剪，朱天文发现，设想中那部好看易懂的电影，变成了另一部截然不同的电影。朱天文告诉谢海盟，她写的侧记“比电影好看一百倍”。谢海盟认为，这是“编剧专有的不满”。
2015年7月，《行云记》由台湾印刻文学出版，8月在大陆出版。
谢海盟出生在台湾最著名的文学家庭中：父亲唐诺、母亲朱天心、阿姨朱天文全是台湾响当当的作家、评论家。外公朱西甯则从1952年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大火炬的爱》开始，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在他影响下，朱天文、朱天心、唐诺等人1977年创办文学团体“三三集刊”，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红学”。外婆刘慕沙专注翻译日本文学，朱家三姐妹中最小的朱天衣从事创作并以教育、生态保育为业。“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阿城曾评价“这在世界上仅见的”。
在书里，谢海盟直呼亲人的名字——天文、天心，在台湾招致了一些批评。她不认同，认为他们不是亲人，而是“文学同行”。
文书处理机、自闭症
2009年夏天，朱天文邀谢海盟加入《刺客聂隐娘》的编剧工作，那时侯孝贤已经集中阅读了一年多关于唐代的材料。谢海盟1986年出生，2009年大学毕业，她没有立刻找工作，而是留在家中读书写作。
以慢工出细活著称的朱天文，上一部出版的小说还是2007年的《巫言》。谢海盟揣测，朱天文是感觉精力不如从前，无法再身兼小说与编剧两项工作，“急着要找个接班人”。
朱天文一开始把谢海盟设想为“文书处理机”，寄望她负责打字、排版、修改、传发剧组。
因为记性了得和熟知唐代文化，谢海盟不仅参与了剧本讨论工作，还跟下了拍摄全程，从2010年9月的奈良到2014年初台北中影文化城，五年间只因感冒落下一场戏。
小学三年级，谢海盟就萌发了一个念头——重写《隋唐演义》。她因唐太宗而喜欢唐朝，这部小说的重心却全在瓦岗寨的豪杰，唐太宗因此“如同唐僧般孬种无用，成天等人来救”。虽然明白是句“狂言”，她还是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我真心觉得它写得不好。”
这项工程直到现在也没完成，却左右了她的生活，接触到唐朝她都格外认真。最近几年，她还不断修改，手边有六七十万字的稿子，加上作废的有几百万字。
大学期间，谢海盟才从母亲那里知道，自己小时候就确诊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其重要特征是社交困难。
有次约好在咖啡店接受《远见》杂志采访，没见到记者，谢海盟宁肯在店外等候，晒得满头大汗，也不愿意进去吹冷气——她害怕进去要忍受店员不断的关切。
侯孝贤从电影《龙纹身的女孩》中聪明、压抑的女主角得到灵感，希望把聂隐娘塑造为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据说，“说话不看人”是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最显著特征，聂隐娘便是如此，而且只爱马，对女红毫无兴趣。谢海盟因此觉得很亲切。
渐渐，谢海盟才了解侯孝贤的另一些方面：有时，他会摆出猴样来逗谢海盟；他喜欢去K歌，每次必点陈升的《鼓声若响》，专为飙最后的高音，不过，“侯导最近已经不大能飙上去了”，谢海盟说。但她老是鼓励侯孝贤，“你还有40年可以拍，要像葡萄牙导演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一样，拍电影到100多岁。”
侯孝贤和朱天文一家交情颇深。原名谢材俊的唐诺，曾经在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中客串过知识分子“谢老师”。他说“老侯与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一份敬重”，但他屡次因说话、写文章太过直接而伤害友情，但相信侯孝贤吃得住。他的批评，主要针对侯孝贤的“黑道情结”。
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唐诺提到，侯孝贤把《悲情城市》的家国题材放进三代人的黑道家族当中，《最好的时光》的主要场景选在撞球间、酒家和夜店，“特殊角度的代价是局限，锐利切入的另一面往往是偏颇迷执，会牺牲掉一般性的东西，接触不到‘一般人’”。
侯孝贤也的确不在意，用玩笑一语带过：“总有一天拍出你们都说好的电影！”
女同志、穆斯林、无用的知识
谢海盟的自我介绍往往是：女同志，穆斯林，喜欢无用的知识，现职电影编剧。谢海盟四岁时就知道自己喜欢女生。“再简单不过，就是众多的爱好之一，也不认为有何特殊之处。”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谢海盟神情淡然，语句简洁。唐诺坐在一旁，聚精会神地折一只纸铠甲，胳膊底下摊开一本彩色的折纸图册。
五岁多，谢海盟不知道麦当劳、小虎队、芭比娃娃，却掌握了大量“无用的知识”，比如捕摘千年人参，捕捉“人脚獾”等乡野传说，以及骡子如何才肯乖乖上磨，马如何能顺产等等。
“无用的知识”一个来源，是外公朱西甯。在谢海盟眼中，外公是影响自己最多的人，也是外公令她迷恋中国文化。她至今认为，讲起文学，外公是东方的代表，她和外公一样喜欢京剧，Mp3里都存着大陆名家于魁智的京剧。
念小学一年级，谢海盟仍然害羞内向，因为不好意思，绝不向老师同学道早安再见，也不跟认识的叔叔阿姨打招呼，催促起来，她会当场钻进最近的一张桌子下面。
“她走在路上是不看人的，会看到你看不到的虫子，看到一些她想看到的东西，非常非常奇怪。”唐诺说，他又庆幸，“她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面，可是ego（自我）并不大。”
谢海盟念的是民族学，非主流，没什么明确的就业目标，反合她的心意，“若是站在主流价值中，写众人所见所想，那又何须多此一举，开开心心去过生活就好了啊！”
一群大陆80后的作家曾经问唐诺，一个写作者买不起房子是应当的吗？他的回应直截了当：“当然是应当的，买得起房子那才奇怪。”
1972年开始，全家人就住在台北辛亥路的住所。小楼起初两层，后来为唐诺与朱天心夫妇新加一层。亏得动工及时，成为无法追溯的“既存违建”，若过了1994年才建，就有被台北市政府勒令拆除的危险。一楼约16坪（注：一坪约合3.3平方米），用做客厅；上面两层都是14坪。朱天文与母亲住二楼；谢海盟一家三口住三楼。谢海盟不曾有过自己的房间，睡觉还要打地铺。
小楼里还住着大约20只猫。十多年前，唐诺与朱天心开始在咖啡馆写作，一大原因就是家中人多猫多，空间有限，他们没有自己的书桌。大学时，因为每周有几天不用到校，谢海盟养成了跟父母一起去咖啡馆的习惯。现在，他们去同一家咖啡馆，为互不干扰而分头坐在三处。再往后，符容表妹（朱天衣的女儿）大学毕业，也养成去咖啡馆的习惯，原本无聊闲坐、翻时尚杂志，不久就“低头猛写剧本、写日记或是阅读”。
他们通常早上八点出门，四人乘一辆出租车，午后一点，唐诺先回家，谢海盟外出踏查到晚餐时间，朱天心或者回家，或者与谢海盟去踏查。
谢海盟的“踏查”始于2010年，那时她为了保护眼睛，决定每天出门走走。时间稍久，纯粹的散步就变成踏查——更具目的性的实地观察，重点是台北的水圳遗迹。时间也从一小时延长到五小时，终年无休。
谢海盟注意到，随着现代化进程，水圳、水塘和溪流为街道覆盖，曾经处处是水的台北市已不复存在。
2014年11月，谢海盟开始撰写散文《舒兰河上》，预计要写12万字，材料即来自几年来的踏查。她把舒兰街掩盖的水道命名为“舒兰河”，前者曾经是台北数一数二长的街道，现在踪迹皆无。“舒兰河”等于再次消失。
2015年5月，《舒兰河上》入围第17届台北文学年金计划，在决选第一轮获得五位评审全票。有了文学年金，《舒兰河上》至少不会再像从前的手稿那样消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