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无非图个好墨,人磨墨,何必“墨磨人”
日期:[2015-12-02] 版次:[A44] 版名:[新文娱·文化] 字体:【大中小】
从墨而论,嗜墨也罢,藏墨也罢,抢墨也罢,制墨也罢,无非图个好墨,属个人所欲。倘若涉及一己之利,也就暴露“墨磨人”的物化现象。如是,不妨将“人磨墨”与“墨磨人”看作箅子,总能分离出个异样来。
■李树政/文
迄今所见,我国最早的书写用墨,首推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1975年出土)的墨块,圆柱状,圆径2.1厘米,残高1.2厘米,墨色纯黑。
汉代,隃麋县(冶所今陕西千阳东)以产墨闻名,后世因以为墨的代称。史载,隃麋墨被汉朝廷列为办公用品。当时负责章奏文书、后总揽政务的尚书台,其官署的令仆函郎官员每月可领取隃麋大墨一丸、小墨二丸。
南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录有三国魏人韦诞的合墨之法,制作工艺颇精。此后,历代制墨名家迭出:晋代张全,刘宋朝张永、唐代李廷珪、宋代潘谷、元代朱万初、明代方于鲁、程君房等,其中以李廷珪尤享盛名。
制墨名家潘谷再三跪拜“廷珪墨”,敬慕不已
李廷珪,三代均为唐代制墨名家。祖籍易县(今属河北),原姓奚。祖父奚鼐,所制墨有光气,有“奚鼐墨”及“庚申”印文。唐末,廷珪与其父奚超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治今安徽歙县)。以其地多松,因留居,以松烟作墨。父子所制墨“其坚如玉,其文如犀,书写数十幅,不逾一二分”,甚至“浸水中三年不坏”,得到南唐后主李煜大为赏识,因赐李姓。
据宋代庄绰《鸡肋编》载,北宋人吴幵 ,字正仲,滁州(治今安徽滁县)人,累官至翰林承旨。曾书写《华严经》一部,“半用廷珪(墨),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宴墨,遂至二寸,则胶法可知矣”。由此断言唐代以来诸李所制墨,“无出廷珪之右”。
元代胡仔《渔隐丛话》记有一则趣事:北宋学者陈师道(号“后山居士”)称,曾在“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家里,见到“廷珪墨”。据说是宋神宗赵顼所赐,原属王平甫家收藏。经宋代制墨名家潘谷亲自鉴别后,潘当即再三跪拜,敬慕不已。于是,苏轼禁不住谐趣地赋诗一首:“潘翁跪拜摩老眼,一生再见三叹惜,了知至鉴无遁形,王家旧物秦家得。”
令人诧异的,是“廷珪墨”还有药用功效。《鸡肋编》引录王彦若《墨说》:宋初,赵韩王赵普(922—992),幽州蓟县(今北京西南)人。宋太祖赵匡胤视为左右手,“事无大小,悉知决焉”。一次,赵普“从太祖至洛,行故宫,见架间一箧。取视之,皆李氏父子所制墨也。因尽以赐王”。由于属御赐珍物,满箧李超、廷珪父子所制墨,被赵普藏存王府。后来,赵普的儿媳临产大出血,命危。医家求用古墨为药,才匆忙从箧中取出李氏父子制墨一枚,“投入烈火中,研末酒服,即愈”。见到“廷珪墨”功效神奇,赵府“诸子欲各备产乳之用,乃尽取墨煆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其藏墨不供书写,只求药用。结果,惹得庄绰有诗句叹喟 :“只愁公子从医说,火煆生分不直钱。”
重金藏墨束之高阁,只落个供差役书写急用
随着汉字书写和水墨国画的艺术创作发展,促使制墨工艺的不断改进;渐渐墨自身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具有收藏价值。北宋年间,兴起嗜墨、藏墨之风。
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元老,也是文人学者的温国公司马光独嗜藏墨。明代郑瑄《昨非庵日纂》:“司马温公无所嗜好,独蓄墨数百斤。”当时有人不解,未免闲言碎语忖度起来。司马光听到后,只说了一句:“吾欲子孙知吾用此物何为也。”为了让子孙后代知晓祖上用墨书写文章、著述等身而已。
大文豪、书法家苏轼也是藏墨大家。自称“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取不已,不近愚耶”。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苏轼四十三岁,时任徐州太守。其僚属徐州教授舒焕(字尧文),经常与苏酬唱交往。当其参观了苏轼多年的藏墨时,不禁惊叹收藏之丰,而且尽属精品,于是写诗致意。苏轼和诗《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其中有诗句:“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风霜侵发齿。非人磨墨墨磨人,瓶应未罄罍先耻。”诗人的一番感慨,殊觉情至意切,发人深省。
苏轼的一位老乡石扬休,字昌言。少孤力学,举进士。宋仁宗赵祯时,官至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其也有藏墨之好。不过,视所藏“廷珪墨”为心头宝贝,绝不许人磨用。苏轼《书石昌言爱墨》指出:“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许人磨。或戏之云:‘子不磨墨,墨不磨人’。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恙,可以为好事者之戒。”
此外,苏轼还有一位好友李常,字公择,南康建昌(今江西永修)人,举进士。其虽属儒雅出身,却颇有戾气。宋神宗熙宁间,任齐州(治所今山东济南市)太守。上任半年,大开杀戒,砍掉群盗三百余颗头颅,“境内遂清”。偏偏其嗜墨成癖,采用的亦是非常手段,见墨就抢,夺为已有。朋辈好友无不被其搜了个遍,丝毫不讲斯文作派。
难怪苏轼在《书李公择墨蔽》中说:“李公择见墨辄夺,相知间抄取殆遍。近有人从粱、许来,云‘悬墨满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尝有诗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语殆可凄然云”。一种朋辈间无奈的惋惜。
宋徽宗赵佶贵为九五之尊,却能书善画。其书法世称“瘦金体”;工花鸟画,生动逼真。赵佶的嗜墨,除用墨进行书画的艺术创作之外,还喜好亲自制墨,别出心裁地以苏合油调和松烟为墨。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宋徽宗以苏合油溲烟为墨,后金章宗购之,黄金一斤才得一两,可谓好事极矣。”金章宗,即完颜璟,女真族完颜部人,金国的一位皇帝,大定十八年(1178)即帝位。其一边喜好汉文化,一边与宋朝交兵。善书法,能诗歌。看来,大凡擅书画者,必属嗜墨之徒。当然,还得当上皇帝,才能如此大手笔买卖一两墨。
当时,不仅皇上制墨,甚至连太监也来凑热闹了。在《万历野获编》中,记有宋神宗赵顼的宦官孙隆,万历中,出任苏、杭织造太监并监管税务、激起当地民变正是此人。自恃内宦权势,竟在江南玩起了制墨。所谓有钱就任性,根本不计成本,务求制作精良,其“清谨堂”制墨成为一种特殊的工艺品。于是,“造墨馈遗”盛行一时。撰者沈德符认为:“竞造墨馈遗,为朱提紫磨伴侣,贵人轻之,滕置高阁,间以给佐掾舆台急用,文房雅道,扫地尽矣。”
如此一来,在达官贵人之间,书写用墨失去其实用价值,尤其制作精良的佳墨,凸显其收藏价值。可怜的是连收藏价值也无法体现,被束之高阁,偶然应差役小吏书写急用。
制墨名家之争, 闹出人命就不好玩了
新安一地,即歙州、徽州一带的人,“例工制墨”。明代万历间,以制墨名家方于鲁、程君房二人为著。
方于鲁,初名大滶,后以字行。改字建元,歙州人。其制墨初取程君房之法,而自有创新。其法取烟不以豨膏而用桐液,和墨不以漆而用广胶,解胶不以梣皮而用灵草汁。
方氏名重万历间,刻有《墨谱》一书,穷极工巧。其认为:“试墨如试金,当略其色泽,求其神气。其法用紫石研,注水涓滴同磨,多少同,磨如一缕如线,而鉴其光。紫为上,黑光次之,青又次之,白为下,黯沕无光,或有云霞气,又下之下也。”这段话被视为“相墨金针”。
程君房,歙州人。善制墨,与方于鲁以名相倾轧。亦刻有《墨苑》一书,绘制精工,与方氏《墨谱》斗奇角异。明人沈德符认为此书“似又胜方”。而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评述以上二书,却“当以《墨谱》为胜”。
其时,方于鲁与同乡汪道昆连结姻亲。汪道昆,字伯玉。因与名将戚继光募兵,击破倭寇,被擢升为司马郎,后官至兵部侍郎。方氏倚借亲家的官场威势,奖饰稍过,其制墨声誉日上,名振宇内。
程君房亦不甘人后,曾寻托朝廷内臣,以所制墨进奉明神宗朱翊钧。名声鹊起,几乎超越方于鲁。方不满程所为,心中嫉恨,由此两人“贸首深仇”,斗个你死我活。
末了,程君房落了个“不得好死”的惨况,据说,与其同乡、同行方于鲁脱不了干系。
本来,制墨名家之争,当以真本事分高下;耻于使用邋遢阴损的招数,何况闹出个人命来,实为“墨磨人”之累。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直斥为“真墨妖亦墨兵矣”。
姑且从墨而论,嗜墨也罢,藏墨也罢,抢墨也罢,制墨也罢,无非图个好墨,属个人所欲。倘若涉及一己之利,也就暴露“墨磨人”的物化现象。如是,不妨将“人磨墨”与“墨磨人”看作箅子,总能分离出个异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