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经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吕氏春秋·察今》有言：“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古人言变法，即今之所谓改革。改什么，革什么，最终需要达到什么目的？两千多年来，关于改革手段、过程、结果的技术性讨论不绝如缕，而其动机大抵相同：富国强兵。鲜有统治者敢说改革是为了“强国富民”，这与王朝帝国所面临的内外矛盾有关，不可苛求。
前无古人的改革固然是黑夜摸着石头过河，但前有古人覆车之鉴的改革，至少能教人躲避暗沼泥潭。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戊戌变法、晚清新政，无不发今人之深思。凤凰国学特邀著名学者、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专题解读秦王朝的变法过程及其结果，希冀以不一样的视角来观照这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大变革，发掘“秦国梦”背后的成败因由。
商鞅变法（资料图）
这段文字大家应该都熟悉，中学课本里有，这是汉初名臣贾谊在其所著《过秦论》中的说法。其实在战国时代，各个国家都争相改变政策和治国方略，不止是秦孝公，在秦孝公之前，很多国家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始作俑者也并不是魏文侯，但首先获得成功的，确实是魏文侯。魏文侯改革的成功，极大的激发了其他各国变更法令的欲望。吴起跑到楚国，把魏国变法的成功经验带给了楚国。卫鞅跑到了秦国，把魏文侯成功的经验无偿地献给了秦国。假设吴起作了魏相，而卫鞅没有因为在魏国不被重用跑到秦国去，那么后来的历史很可能就要重新改写，最后统一中国的，可能就不是秦国，而是魏国。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的记载，秦是颛顼的苗裔，其先人伯翳，在舜的时代是训养鸟兽的官员，因为“鸟兽多驯服”，被赐姓为“嬴”，这是秦的先人得姓之始。秦在商代有功，封为诸侯。商纣王时期有两个最坏的臣子，一个叫蜚廉，一个叫恶来，都是后来秦国的直系先祖。周朝的第八代君王是孝王，名辟方，封嬴氏后人于秦，就是陕西接近甘肃的地方，号为秦嬴，历史上后来称作嬴秦。公元前820前后，秦国的国君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称为秦庄公，成了真正有地位的诸侯国。再向下第八个君王就是秦穆公了。秦穆公招揽人才，百里奚、蹇叔、公孙支、由余等，导致了秦国最初的强大，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我需要向大家说明一下，有关春秋五霸的说法，一向没有统一，有说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的，有说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的。秦穆公实际上只是局部的霸者，因为他虽然战败了强大的晋国，称霸了西戎，但他实际上没有获得中原各国会盟基础上的认定。尽管如此，秦国已经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秦穆公在位39年而死，其后第十五个君王就是秦孝公。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后，子渠梁立，年二十一岁。他，就是秦孝公。当时天下强大的国家，主要就是齐（威王当政）、楚（宣王当政）、魏（惠王，也叫惠文王，就是魏文侯之孙梁惠王当政）、燕（悼王当政）、韩（哀侯当政）、赵（成侯当政）。这些国家都还把秦国当作夷狄对待，不予理睬。孝公想要复兴秦穆公的霸业，于是开始行动起来，“布德修政，欲以强秦。”孝公下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鞅西入于秦。卫鞅后来被秦孝公封在商地，此后称为商鞅，他本人复姓公孙，所以又叫公孙鞅。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卫鞅是怎么样到秦国去的？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
公孙鞅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病，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 （《资治通鉴》卷二）
公孙鞅，姬姓公孙氏，出身于卫国公室，故被称为卫鞅；又因曾被封于商於之地，世称商鞅。
公孙鞅本来是卫国的旁支公子，姓公孙。他起初跑到魏国投奔相国公叔痤。公叔痤了解他，知道他深通刑名之学，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把他推荐给魏惠王。魏惠王，就是孟子曾经劝说他推行王道政治的梁惠王，他是魏文侯的孙子，魏武侯的儿子。
什么叫“刑名之学”？名就是循名责实，有其名，必行其实。不能有名无实，在什么职位上就要完成什么工作，就要尽到什么职任，否则就会名实不符。刑就是慎赏明罚。谨慎的赏赐，严明的惩罚，不要在缺乏必要根据的情况下乱行赏罚。赏，可以激发能者；罚，可以威吓奸邪。这是法家的一套循名责实。儒家的循名，不是奖能罚奸，而是奖善罚恶。奖能罚奸，和奖善罚恶，虽有相同的一部分内容，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儒家重视的是人的品质，然后才是政绩和功劳；法家不管内在品质，只对实际工作业绩行赏罚。刑名之说，据说是战国初期韩国的公子申不害所创立，其实包括后来的慎到、商鞅、韩非等，都是主张用刑名之学来治理国家的。
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把卫鞅推荐给魏惠王，自己就生了重病。惠王前来探望，问他万一不在了，谁适合担任宰相？公叔痤希望惠王任用卫鞅，说此人虽然年少，但却有富国强兵的特殊本领，是个奇才。惠王默然不应。公叔痤一看惠王不想任用卫鞅，于是就劝惠王把他杀掉，不要让他跑到别的国家去。惠王顺口答应着就走了。公叔痤又把卫鞅找来，告诉他赶紧逃跑，说自己已经告诉惠王杀他了。公叔痤说：我只能这样做，因为我是宰相，必须先为君王考虑，然后才能替属下着想。卫鞅听了以后说：“我不必跑，他既然不能相信您的话任用我为宰相，也就不会听信您的话来杀我。”果然不出卫鞅所料，惠王从公叔痤那里出来以后，对身边的近臣说：“公叔宰相病得有些晕头晕脑了，他先让我任用卫鞅做宰相，接着又劝我杀掉卫鞅。前后如此矛盾，看来他真是病昏了，好可怜呵！”公叔痤死了以后，卫鞅听说秦孝公想要富国强兵，求贤辅助，于是才不紧不慢地来到了秦国。通过关系，托宦官景监把他引荐给了秦孝公。卫鞅与秦孝公畅谈富国强兵之道，秦孝公非常高兴，从此就让卫鞅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等的制定和运作。
卫鞅就这样到秦国去了，可把秦孝公乐坏了。可不是，白捡了这么个大便宜。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资治通鉴》卷二）
这段文字表明秦国在准备变法的时候，国内统治集团内部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根据司马迁在《秦本纪》中的说法，当时秦国的两个大臣甘龙和杜挚都是坚决反对的。上面这段文字，就是决定变法之前的一次重要的争论。卫鞅对秦孝公说：“不能让老百姓参与谋划，他们对未来既缺乏预见，又满怀不安。等到改革成功了，他们又都高兴地坐享其成。崇尚完美道德的人，肯定不会去迎合世俗的口味；成就重大功业的人，也从来不先跟众人商议。所以，只要能够使国家强大起来，没必要一定要遵循从前的做法。”甘龙强烈的反对说：“我不同意您的说法。根据已经习惯的政令和律令来治理国家，官吏们都比较熟悉，老百姓也都很习惯。一旦突然变更，官吏要重新熟悉新法，百姓也会手足无措。这样会使上下不知如何是好，弄不好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卫鞅反驳说：“普通人习惯在旧有的习俗里安然地生活，读书人容易被自己的所学所困扰。这两种人，让他们居官守法都是可以的，但要讨论原有法度之外的新事情、新情况，那就不能跟这些人讨论了。古往今来，从来都是高明的人制定法令，愚陋的人只会（也只配）遵守；贤能的人更定礼仪，庸常的人照着执行。”甘龙肯定不高兴了，但是秦孝公却从心底里称赏。于是就任命卫鞅作左庶长，让他主持变法。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此开始了。
商鞅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何从井田制下手？
其实杜挚也对商鞅变法提出了严厉的反对意见，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杜挚当时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当时驳斥说：“治世不一道，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杜挚强调，如果没有十分把握，使变法之后的国家获得百倍于从前的好处，都不能轻易变更法令。商鞅则坚持认为：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没有一成不变的准则和规矩，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适时地变更法令，变换相应的策略。他说商汤和周武并未遵循古代的法令而反倒获得了成功，夏桀和殷纣遵循古法反倒灭亡了。
实际上甘龙和杜挚确实保守了一些，甚至有些顽固。但是商鞅的说法，也仅只是为了能够推行变法而临时设言。谁说商汤和周武变更了古法才成功，桀纣墨守古法才灭亡？事实的情况可能刚好相反。商汤和周武为了争取民心，绝不会轻易变法，尽管他们一定对古法有所改更，但主要还是依据古法，稍作变更，而不是完全毁弃古法，一概采取从前没有的新律。而桀、纣正是为了充分满足自己张大了的人生欲望，才无视先人的成法，胡作非为，最后导致了邦国的沦丧。
王安石
变法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阻力常常是很大的。商鞅与甘龙、杜挚的这场争论，对后世的历史影响很大。北宋王安石在主持熙宁变法时，提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强劲说法。他的儿子王雱极力怂恿推助，盛称商鞅了得。当变法受到来自朝野的重臣富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程颐、程颢、苏轼、苏辙等的群起反对之时，王安石有些紧张和烦躁。王雱竟然说出把富弼和韩琦杀掉，新法就会畅行无阻的意气之言，全不顾宋太祖下达的令后世子孙必须严格遵守的“不许杀士大夫与上书人”的祖训。变法不是杀人，杀人之后，变法更难实施。再说像富弼和韩琦这样的人能杀吗？当杀吗？敢杀吗？年轻虽然常常会有十足的勇气，但是年轻也常常会闯下塌天的大祸，惹出无法解除的麻烦。变法绝对不是儿戏。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商鞅变法主要都有哪些内容。
首先看经济上：
商鞅先后主要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第一是废井田、开阡陌；第二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第三是统一度量衡。
我恐怕要在这里费些口舌，因为井田制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但是它的实际情形却不容易讲清。
关于井田制，最有影响的说法，要属孟子。孟子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按照孟子的说法，商代，尤其西周时期的田制，是把田地划分成方块状，这种方块田地，很像汉语里的“井”字，所以叫做“井田”。一处完整的井田，共计九百亩，中间为公田，外八家是私田，如图所示：
国家把土地按照图示表达的范式，分割成若干个“模块”，那时候没这概念，“模块”是最近的概念。但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在任何一个被划分成大致相同的九个小块的土地模块中，外面的八块分给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八个家庭自己耕种，中间一块是公田。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外面的八份土地，并不归属于个人，只是这八块土地的收成，可以归耕种者享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只不过使用没有固定的年限，不像今天的承包制，规定承包的年份，比如三年、五年、十年等。土地承包制，实际上应该叫做“土地使用承包制”，这样才更加明确。
商代和西周时期，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土地制度？很多人是表示怀疑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说孟子在故意美化三代的政治，为后代统治者提供效法的典范。实际上这种怀疑是现代人的过虑，商、周既已成为真正的政治国家，它不可能没有它的土地使用规则。早期的土地使用，既不收租，更不收税，但是它不可能白给民众使用，而且国家运转和王室生活的必要物资从哪里来呢？肯定是要从农民身上出的。姑且不论孟子有相当的历史证据，就是凭空推想，恐怕也只有将农民的直接劳动收取来，否则就不会有其它的方式了。所以，井田制肯定存在过，这是不必设疑，也不应置疑的。只是井田是不是一定就要全部都是九百亩为一个单元，那要看土地的实际情况。比如，位置所在，其中有无顽石等。未必全是九百亩，不过至少孟子所讲的，是一个规范化的要求，这个规范化的要求，体现了统治阶级对于农民劳动占有的程度。这种占有农民劳动的“份额”，就是孟子大谈井田制的核心内容。以国家而论，它拿出九百亩田地，只收获其中的九分之一的所得。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农民租用土地，他要在所租用的土地上盖房舍，栽桑植麻，围篱笆，有的还要养猪、养鸡之类，占去了很多面积。而且最紧要的是，还要在其中打一口水井，作为生活和浇灌庄稼之用。这样算来，实际能够用于种植的土地面积就没有那么多了，综合算起来，大致国家所取得的只有农民实际劳动的十分之一左右，这就是古代的所谓“什一税”说法的最初来源和根据。有关于此，《左传》、《韩诗外传》和《考工记》等也有相类的记载，各位感兴趣可以参看。实际上，“井”字的结构，也形象的表现了这种土地划分的样式。
孟子说，八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初看好像当时民众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觉悟很高，实际上更多的是规定。统治者把土地交给民众耕种时，肯定事先已经作了政令性的强调。所以百姓不敢懈怠，公田侍养不好，私田却肥美丰收，显然会受到责罚，只是我们无法知道责罚的方式和程度。这种制度推行久了，自然会形成一种习惯，慢慢地，大家可能真的会产生对公田的责任意识，同时，也就产生了先国家后个人的觉悟。如果哪一家只顾自己的私田，或者首先侍弄自己的私田，可能就会遭致其他各家的批评和耻笑，同时保不准就会成为被告。道德觉悟的内容及其形成的过程，往往就像这种情况一样，起初时，大家都不会以道德规范形成以后的标准来看待别人，不会在这样的时候，指责某某某缺乏道德，更不会把这样的“指责”所依据的“原则”，当成普遍的道德戒律来对待。
孟子是一个标准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的话语中，充满道德劝诫的味道。但是各位要明白，虽然孟子借助了古代的土地使用情况来做论据，但他是站在当时的立场上来讲话的，他没有明确地告诉大家说：商、周时代的人多么有道德，现在的人是多么没道德。古代人有道德，和现代人没道德，这真不是一回事。井田制，是“助法”，不是“租法”，也不是“税法”。“助”就是帮助耕种公田的意思，不是给国家交租、纳税的意思。
我用了这么多时间给大家讲井田制，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商鞅变法为什么要废除井田制。从以上的情况看，井田制不是很好吗？剥削程度不高，百姓也没有很强的压迫感，国家也能够正常运转，为什么要废除它呢？
井田制时代，国家相对比较稳定，没有太大的扩张野心，内政的消耗也不是很大，人的欲望也没有后来那么昌炽。因此，如果仅仅考虑社会的稳定，这种国家与民众各得其所、相安无事的状态，确实应该保持下去。但是随着犬戎之祸，周朝东迁以后，周王的号令不灵了，诸侯开始各自为政。诸侯国各自强调自己的发展，争斗和吞并开始了。战争需要扩充兵力，兵器也要求改善，要发明“导弹”和“原子弹”——当时没这东西，但道理相同。三国时期，曹操在与袁绍作战时，使用了抛石机，也叫投石机，是曹操的谋士刘烨发明的，据说能打出近百米的距离，杀伤力很大。那种抛石机，其实就是当时的“原子弹”。改善装备的同时，军队也需要更多的给养，有功者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赏赐，人们开始羡慕，欲望升腾起来了。这个时候，井田制的一点所得，远远不能满足征伐者的所需和新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于是就得增加收入，增重税收。井田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到了战国时代，井田制基本被遗弃了，商鞅变法只是一个大规模的强力“彻底拆除”的行政命令而已。由于井田制这种温和的土地制度不断被遗弃，它反倒由此成了贫弱百姓和理想主义者们心目中的理想，忽然间变得崇高美好起来了。其实原来它只是一种很平常的土地有偿使用方法。
废井田开阡陌（资料图）
废井田、开阡陌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等，不过是为了保证军用粮食和必要的军用物资供应及时、足量供应的手段而已。统一度量衡，也只是这一目标的辅助性措施。那又为什么要抑制商人呢？因为商业行为的目标在于获利，而不在于创造财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讲过：流通领域，并不创造价值。商业活动，就是在流通的过程中获利，而不是在创造中受益。如果商人受到崇尚，种地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富国强兵的基础就得不到保障。而且商业活动一旦频繁，财富就会集中到商人的手中，而不是存放到国家的府库里。
政治军事改革前他耍了什么把戏？
下面我们再来看商鞅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所进行的重大改革。
一是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虽然商鞅通过变法，在秦国境内全面推行郡县制，但秦国并不是实行郡县制的始作俑者。
秦统一后分郡图（资料图）
郡县在春秋中期既已出现，到了商鞅时代，正式在秦国以法令形式推行。这是郡县制第一次以政令的方式，在一个诸侯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和强力推行的开始。秦朝统一后，又将天下先分为三十六郡，后增加至四十二郡。每个郡下，又设置若干个县级行政单位。郡，原来是军队驻扎地，比县小，后来上升为比县大而又统辖县，这是军事高于政事和民事的象征。
这里需要向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是封建制。
西周宗法示意图
周初分封示意图
封建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的意思。今天大家所理解的封建制度，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描述而设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人类不同时期经济生活的特点，尤其是根据经济活动的发达程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我们这里所说的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里的“封建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封建社会，而是一种分封诸侯，让他们各自去建立国家，来共同拥戴和保卫处于中央地带的全国性政权的意思。按照中国古代（尤其是西周）的礼法规定，西周的国君要把“天下”的政权，留给自己的嫡长子，就是正妃所生的长子。其他妃子所生的庶子，还有国君的兄弟，以及开国的大功臣等，也都因为血缘和功绩分别受到封赏。周天子把他们分别封到周朝国都以外远近不同的地方，让他们在那里自由建立政权，独立管理自己的国家。只是到了西周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有出兵、出物、出资的责任，同时还要定期到西周天子那里朝拜周天子，接受“指示”和赏赐。这种制度，就叫封建制，简单的说，可以叫做封邦建国制度。被封的小邦国的主宰者不叫天子，只叫国君，只有西周的最高统治者才叫天子。
二是奖励军功；
在这种奖励军功的目标之下，秦国施行二十等爵制，根据立功的大小，而授予不同的官爵。
三是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即便你是贵族子弟，如果没有为邦国立下功绩，也没有资格继续享受世袭的待遇。
四是严格户籍管理，实行连坐之法。
这一着非常狠愎。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的说法：就是把老百姓按照五家一保、十保或者五保相连，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犯罪，其他家庭不检举揭发，这些家庭都将受到处罚。知情而不告发的要腰斩，告发的与立功受同等奖赏。而故意“匿奸”者，则与通敌同罪。
五是制定法律，焚烧经典，原文叫做“燔诗书而明法令”。
申明法令就申明法令呗，还焚烧诗书干什么呢？商鞅为了强调他所制定的法令的权威性，害怕读书人依据自己的所学来怀疑甚至批评新法令，所以才采取了这样的做法。这些战国时代的法家人物，经常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对待不同政见，结果是为了一时强大，毁弃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功劳不小但也罪孽深重。同学们可能不理解，功劳不都是好事吗？否则怎么能叫功劳？其实大家的想法本没有错，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都以自己的统治为至高无上的准则，他们没有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来看待问题。他们只以对自己的统治有利为功劳，只以自己的统治的延续和发展为最高价值。所以，他们所奖励的功劳，只是他们朝代或者国家的功臣，而不是民族的功臣。所以说，商鞅虽是秦国的功臣，但却是民族的罪人。商鞅的这种做法，后来被延续下去了。韩非所说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实际上是把文化贵族和社会游侠这两个社会的阶层，“一视同仁”地都当成了政令实施的最大障碍，必欲加以彻底铲除而后快。这是站在国家利益的基点上，对民族和历史文化的极大蔑视，甚至敌视。他们把他们的国家，凌驾在了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历史罪孽。虽然可以风光一时，但却不免遗臭万年。
商鞅在正是推行法令之前，为了表示政令的颁布，不同儿戏：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资治通鉴》卷二）
徙木立信（资料图）
玩完了这样的一个小把戏之后，才宣布正式在秦国范围内，推行新定的法令。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资治通鉴》卷二）
商鞅在颁布新法令开始实施的政令之前，先在都城南门埋下一棵三丈高的木桩，声称如果有人能够将它挪移到北门，就赏赐十金。开始人们感到奇怪，没敢轻易下手。于是又下令说：“谁要是能把这根木桩挪移到北门，奖赏五十金。”结果真有一个人把那个桩子移到北门去，也确实得到了五十金的赏赐。商鞅耍了这个小把戏，就是为了说明令下如山倒，没有回转的余地，然后开始正式颁布法令。一年过去了，很多人都不习惯，说三道四，就连太子都违背了新法。商鞅不便直接惩罚太子，就对太子的傅公子虔进行了刑事处罚，还把太子的师公孙贾给刺了面。这一下人们开始害怕了，于是都开始认真遵守法令，以免受罚。新法实行十年以后，秦国境内路不拾遗，盗贼都收敛了行为，不敢轻举妄动了。老百姓都英勇的为国家作战，但却不敢为自己的私人利益打架斗殴，城镇和乡村都“大治”了。开始声言新法不合适的人们，有些开始讲新法的好话。商鞅说，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家伙，都把他们强行迁到边境地带去了。从此以后，老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了。
秦孝公太子（后来的秦惠文王）犯法，商鞅将其傅公子虔施以劓刑（挖去鼻梁）。
源于恐惧的忠诚：严刑峻法真的管用吗？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前后情形。有关商鞅变法，虽然在当时的秦国没有人敢再议论，但是后世却不断有不同的评价。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的评价：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资治通鉴》卷二）
司马光说：信誉是国君最大的法宝，国家靠人民保护，人民靠国家的信誉保障。不讲信誉，就没有办法役使民众。这样的话，民众就不会为你保卫国家。所以，古代的王者不欺骗四海之内的任何人，霸王也不欺骗周围的邻国。善于统治国家的人，都不欺骗民众。善于主持家庭的人，都不欺骗自己的亲人。不善于治理国家和管理家庭的人，却是正好相反，欺骗邻国、欺骗百姓，其中严重的，甚至欺骗兄弟、欺骗父子。如此，则上下之间互相不敢信任，导致上下离心离德，国与家就因此败坏了。欺骗虽然可以得利，但却不足以抵偿失去信任的损伤，获得的反不如失去的更多，难道这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吗？从前齐桓公不违背与曹沫的盟誓，晋文公不贪图伐原的利益，魏文侯不放弃与虞人的约会，秦孝公遵守挪移木桩的奖赏诺言。这四位君主，都不是真正的纯洁无暇。尤其是商鞅这个人，本性十分刻薄，又生活在互相征战、尔虞我诈的时代，尚且不敢对他们的臣民行使欺诈手段，何况处于四海升平时期的君主呢？
这就是司马光这段话语的意思。非常明显，司马光在这里没有就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展开评价，是不是他对商鞅变法的内容有不同看法？显然有。“而商君尤称刻薄”一句，就已经表达了这种意见。他认为商鞅的法令太严苛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是很久以来的共同认识，所以叫做“尤称刻薄”。大家知道，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是不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用对商鞅的不满来影射王安石？不是的，因为司马光写成这段书的时候，王安石变法还没有开始，那时他们两个人的私人关系还很不错。
商鞅变法确实有十分苛刻的地方，秦国的所谓大治，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等，都不是国民道德水平提高、民众国家意识增强的结果，而是因为害怕受到法令的惩罚才出现的局面。这种局面不是通过教化引导出来的，而是通过严刑峻法吓唬出来的。明末大思想家王船山先生说：“畏刑罚而忠者，臣之道薄；畏谴责而孝者，子之道衰。”因为害怕遭受刑罚，而不得不终于君王，大臣的操守就越来越淡漠；害怕被人谴责，才去孝敬自己的父母，人子之道，就彻底在心里上丧失了。都不是真心愿意的，都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装出来的。装久了，人心就都变得虚假不实，人和人之间，就不再有真正的情感和信赖可言了。
秦国变法的结局，虽然表面上看好像是上下一心了，实际上下更加离心离德了。再加上秦国变法奖励告奸，告奸与建立军功同赏，匿奸与叛国同罪。人与人之间，从此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民心疏离，上下相蒙，社会风俗越来越坏。挪移一块木头的信誉，原来只是为了使人们之间从此不再相互信任。小信的把戏，兜售的是大不信的目的。这种做法对后世的中国人产生了极其严重，同时也极其恶劣的历史性影响。商鞅之恶，真是罄竹难书！
像司马光这样的大贤，都被商鞅移花接木的小把戏蒙骗了，以为搬走一根木柱，按照约定给赏钱，就是取信于民了。真是明目不见月，聪耳不闻雷呀！
秦孝公死后，惠文王当政，商鞅被车裂于咸阳城。有人为此感到悲哀，以为中国历史上变法的人，虽然推动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却都没有落得一个好的结局。有人感到庆幸，以为他咎由自取，作茧自缚。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一段历史，不取以上两种态度，我们只是就其在当时的客观实，以及对历史的影响上来作分析，我们对于商鞅不必抱有个人的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