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的儿子证实，父亲患帕金森症多时，于美国时间2月11日病逝。
他1933年生于英国伦敦，1954年哈佛大学毕业，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师从费正清、史华慈学习中国历史，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
孔的著作不多，但每一本都引起轰动。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为其学术生涯的重要代表作。200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被认为是有关中国现代政治变迁的集大成之作。
这本《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美国汉学研究中出现的一本“大书”。
它描写了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叫魂”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几乎半个中国。它使小民百姓人心惶惶，各级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难安。
老百姓们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和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死亡。到最后，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没有一件妖案能够被证实，只有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而令人惊讶的是，1768年，正是处于弘历的统治之下。弘历，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乾隆皇帝，在他治下的六十余年间，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而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峰。
因此我们疑惑：为何在这样的盛世之下，会出现妖术大恐慌？弘历所领导的清朝政府又是如何应对这个危机的？为何在进行了一场举国的恐慌之后，结果却是可笑的？
面纱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帝制国家所最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与真实，直到今日，并未根本改变。
一、妖术大恐慌的成因
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是自下而上的，它出现于民间，渐渐地横向铺开，肆虐，而后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最后到达皇帝。
根据《叫魂》一书总结，究其原因有二：
（一）民间固有的妖术传统与习惯
首先中国人的传统躯体与灵魂可分性的信念，为妖术的滋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在中国人的信念当中，灵魂是具有多样性的，它是两种看法重叠的结果，一是祖先的崇拜，一是同最后审判和转世联系在一起的佛教报应的思想。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魂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为自己谋利。
其次，头发与邪术之间莫名的联系。人们相信头发有神奇的魔力。“头发是无形的性心理的一种有形的象征性替代物”，头发在礼仪上象征着某种极为深刻的抽象性事物，如繁殖能力，灵魂一类的东西，个人的力量等。
头发在人们看来似乎具有汲取丰富的生育能力的精神实质，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才会对头发如此看重。
最后，是传统乡土熟人社会使人们把僧道与妖术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传统的乡土社会的格局是一种差序格局——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正是这种乡土熟人社会，使得每个人更容易达成一致的意见，对妖术进行集体的抵制甚至不理智地采取行动。
（二）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
对于妖术大恐慌为什么会出现在富裕的江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僧道乞讨？在这样的盛世之中到底有着怎么样的矛盾？
孔飞力给了三个原因：首先，人口、物价和金钱的影响，叫魂危机恰恰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货币供应的增长已开始，缓解人口压力的前夕；其次，是不平衡的发展，十八世纪的经济，在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以及富庶的三角洲与贫脊的山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与之相伴的是则是人口的持续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最后，是这种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变化，使得人口向外部与下层人口流动。
正因为弘历对僧道的严格登记制度和度牒制度，大批的未获僧职，处于过渡状态的见习修行和尚又不是注册在案的有地位的僧侣流浪在外，乞讨为生。这就为大恐慌提供了主体条件。
二、官府的介入：传达更恐怖的信号
“叫魂”妖术来源于民间，公众自发了一场步调一致的集体行动。
“意见一致的程度是很关键的，如果分歧严重，就不会有合作、自发的努力，但当对需要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的意见相当一致时，则几乎肯定会有有效的集体行动。意见一致的程度有时候被认为好像是集团行动或集团团结的唯一重要的决定因素。”
于是民间出现了对“近似”妖术者的私自处罚行为。国家不可能容忍民间代替自己行使公权力，这种权力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国家的手中。
该书第一章所列举的所有案件中，基本上都以无罪释放了。就官员（知识阶层）而言，他们对于“叫魂”显然有三种态度：其一，完全不信，认为只是民间的迷信使然；其二，半信半疑，应该依具体情况而言；其三，相信确实有妖术的存在。
无论他们的态度与意见如何，只要在其治下发现有妖术的可能并因此产生纷乱与恐慌，出于自己政绩的担心，他们也要慎重地考虑此事，于是他们的态度被制度与自身的利益模糊与淡化了。官府审判案件时，证据显然是最重要的。
但是官员们也不敢草率鲁莽行事，因为案件必须移交上一层机关审查，任何翻供与证据的缺失都会令自己受到上级官员的责难。但是官员所依靠的证据主要是捕快或衙役所带回来的人犯与物证。
在“萧山事件”中，上层机关在审查时，发现本案的证据是衙役伪造的，衙役索贿不成反栽赃。在知县与衙役之间出现的信息断裂与不实，皆是缘于运用公权力所进行的“寻租”行为。
另外，在“胥口镇奇事”中衙役在收缴了与“叫魂”相关的发辫之后，即将相关僧人带回官府，后来无罪释放，但是地方官鉴于公众的愤怒与不安，又在第二天发布要严厉打击实行妖术之人。
官府是具有权威性的国家机关，其行为势必会造成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关于“叫魂”妖术的敏感案件，无论此案的最终结果是有罪还是无罪，官府的介入更加深了笼罩在公众范围内的妖术恐慌，传达了更为令人相信的信号。
官府暧昧不明的态度，与裁判技术的单一，使得审判与法律常常不能作为澄清真相的途径，即使官府最后查明案情确实与被告无关，也依此警告原告不要轻易地控诉，但是这种作法显然是无效的。
人们在对信息的甄别上常常辅之以自己的想象与前见，官员们无法步调统一地向公众传达一致的信息，反而在加剧这种恐惧的滋生。
官府被迫介入“叫魂”案，在此初期官府并没有来自高层的压力，他们的办案更多的是为了尽快平息这场“恐慌”，但是由于公众的集体行动、衙役的“寻租”行为以及刑讯逼供这些因素的组合，在公众社会前见的影响之下，有意识地摄取了官府发射出来的信号。
故而，使得官府的审判非但没有降低这种恐慌度，反倒融化为社会的恐慌来源之一。
三、皇帝的介入：效率低下与结果无奈
无论如何，这场恐怖的阴风无形当中越过了长城到达了北京，它渐渐地笼罩在大半个中国的上空。而这样的一种信息的到达开始刺痛弘历敏感的神经，也标志着一种国家在紧急状态下的应急机制开始启动。
弘历对于汉文化以及他所统治的汉人的真实看法将决定他恐惧的原因；信息是一种权力和力量，掩盖信息是发生于皇帝与官僚之间的一个严重问题，而弘历对此是相当不满但是又苦无机会整顿，“叫魂”其实是一个契机，而当这个契机到来时，弘历的所谓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似乎遇到了阻碍，而这种阻碍又恰恰是他所对于官僚所采取的制度产生的；“叫魂”案件打乱了官僚们从容的日常节奏，弹劾下属则会危及到他们官官相护的权力网络。
因此，大清朝的百姓实际上是受制于弘历与官僚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牺牲品。
（一）介入的原因——国家对超自然力量的立场与弘历的统治观
国家对待超自然力量的问题是暧昧不明的态度，一方面，国家本身通过许多途径建立了与神灵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国家同神灵世界存在着有效联系，是会大大提高它们的地位的。
普通百姓在上苍与实际政治之间起着一种调停联接的作用，一个没落的王朝若是失去了天命，其信号便是民间的动乱，反之，一个王朝若是天命所属，其象征就是百姓的安居乐业。因此妖术可以被视为上天带给民间的动乱，会给人们造成不稳定和大难临头的。
这种人与神灵世界之间未经官方批准的交流对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基础都是一种威胁。这种立场必然会触动每一个帝王的神经。对于皇朝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
但是单单有这个因素似乎还不能说明为什么弘历会对妖术人士下令清剿，因为在嘉庆和光绪年间也曾出现这样的恐慌却不曾见他们下令清剿过，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弘历对于汉人的统治观。
孔飞力认为弘历的治国风格，是尚武的满人种族特性与普世主义文化的一种不太和谐的混合物。而面对江南，其实也是面对汉人，他总是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
弘历在江南问题上的恐惧，又将满人被汉化的问题与他作为皇帝的一个更常见的忧虑——行政机构效率下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腐败的汉人官吏和被汉化的满人正在携手使他的帝国走向下坡路。“叫魂”危机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他要以此来捍卫满人的文化特性，也要揭露江南那些丑陋的妖党术士，以此来去除江南文化的堕落腐败。
（二）弘历与他的官僚之间的博弈
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全面有效的掌控。作者在第一章关于中国窃贼传奇中，列举了德清县的石匠们、萧山事件、苏州的乞丐们和胥口镇奇事，让我们初见了“叫魂”的端倪，但是信息传输的阻碍以及冤案给无辜的人带来的痛苦，使之成为百姓的恐慌和官府的糊涂断案的一种变相的扭曲。
弘历在这个过程中，所采取的清剿措施，与其说是他与“政治犯”之间的较量，倒不如说是他与他所“控制”的官僚机器之间的一场博弈。
谁最先掌握并控制信息，便能在博弈中处于主动的位置。而皇帝势必是这场博弈的信息最终获得者，不过聪明的皇帝早就明白了“封锁和扭曲信息是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
故而，皇帝会将自己的信息源触角直接伸至各处，但是不管他的行动如何迅速，也仍然滞后于官员掩盖与模糊信息的行动。于是皇帝的介入真正带来其与自己官僚的争锋相对的状态。不过，慢慢地，在博弈的局数不断增加之后，收益却在不断递减。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此番博弈的两个时序——
1、官僚们预防措施的选择逻辑
采取预防措施的最佳组合点上，每一项预防措施的边际成本与它降低事故概率的边际产出的价值相等。在任何一种预防措施低于最优水平的时候，增加预防措施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将大于预防措施的边际成本。
而在弘历时代，官僚的责任来源于：其一，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弹劾；其二，考评制度；其三，非常规的专制权力，可以使官员丧失宠信，也可以是丧失财产，自由甚至生命。
官员在“叫魂”妖术恐慌中，进行了一次成本与收益的考量。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我们选择省级官员作为范本进行分析。省级官员在整个信息传递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因为其既要考虑到与他所控制的官僚网络的关系，也必须考虑到皇帝对于他作出的选择的反应，同时也要考察其他省级官员报与不报的收益比较。
首先，省级官员若是弹劾下属渎职与无能，其必然在某种意义上，打破自己长期经营的官僚网络，也极有可能影响皇帝对于自己的评价，这时皇帝有可能通过处罚与其他归责措施，以重新获取信息的掌控权；其次，若是进行弹劾，下级官员也将进行一种信息传递的选择，若是风险收益小于将为此付出的成本（例如被弹劾），那么对于失察的处罚便使他无法得到地方上的信息。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省级官员之间也要横向考量，当一个官员在进行策略选择时，必然要关注到其他官员策略选择的收益情况，而这恰会影响到自己的策略选择。
由于“妖术”案在各地均有查处，故而各省的官员事实上都有上报的义务，只要有一个上报，那么皇帝便掌握了信息的主动权，以皇帝为核心的权力扩散与责任追究机制便会被启动。
由此，我们发现，影响官员上报的因素主要有：官僚网络破碎所付出的成本，不能获得下级信息的成本以及皇帝的责任追究机制。我们假设有A省级官员与B省级官员，他们的选择有报与不报，而且他们都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者，矩阵中的数字便是他们所会得到的报酬，如图所示的博弈矩阵图：
因此，在上图矩阵中，我们发现，两位官员，不管如何组合，都有一个最佳策略选择，即选择不报总比上报好。信息掌握于自己手中总比透露给皇帝来的安全。这便是官员们集体采取信息隐瞒不报的行为逻辑。
2、弘历的介入——官僚的抵制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官员们在经过上报与不上报的策略考量选择不报，但是他们又必须面临一个问题，便是尽早地处理与解决这次恐慌，而我们已经分析过官员们法庭审判的尴尬与无效，因此，弘历的介入便是趋势。
于是，大恐慌进入了看似由弘历主导的“游戏”，实质上进入了更为混沌的局面。
通过前述关于国家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分析可知，弘历行动逻辑的前提是：一，必然存在着制造或者散布“妖术”的“正犯”；二，官僚们的信息必须经过“筛子”进行选择，而且大部分的信息弘历是不相信的。首先他严厉地斥责属下的隐瞒行为，例如对江苏巡抚彰宝的痛斥，整饬属下；其次是重申官场规范，即必须要严格地执行自己的命令；最后是强化个人关系，失职者有可能面临着失去皇帝信任与恩宠的惩罚。
当对信息先发制人防范后，并没有达到掩盖的效果之后，官员们也各自开始了自己的过失补救措施。因此在弘历的强力之下，我们看到了两种场面，一种是奔忙于清剿，克尽职守，极力挽回弘历的信任，例如江苏巡抚彰宝；一种是采取抵制措施，例如吴绍诗的“忙而不动”，其子吴坛的“转移视线”。
在弘历的行动逻辑前提之下，在第一种场面中却形成这样的悖论：弘历的朱批中明确不能对犯人进行刑讯逼供，但是又隐隐地透露着一股压力，因此当官员们就迫切地将这种压力与被期望转嫁至犯人身上，无论这些官员们如何选择，他们都已经步入了“囚徒困境”，都必须选择通过压榨犯人或者制造案情，以满足弘历对于“正犯”的查剿。
在第二种场面中，这些官员们显然更加聪明地逃过了隐瞒信息与办事不力的斥责，于是我们发现这样的结果，即弘历的视线永远无法透过官员们的网络操作，他的权力被官僚们大打折扣。
于是弘历欲加强硬与看似“公正”“赏罚分明”，其实也总是被抵消于其自身的利益与官员们自身利益的不断博弈之中，他最终还是难以打破官僚体制的自我满足，因为其自己的利益使他必须将这些问题寄托于他并不信任的群体与无常的权力之上，这样使得整个“清剿”变得毫无效率与尴尬。
四、结语
至此，我们惊奇地发现，以“叫魂”主题展开的妖术迷雾与恐慌，已经变调。恐慌的并不是妖术，而是特定群体在整个社会之中的恐惧。
民众恐惧于自身生命的未知威胁；皇帝恐惧于他始终无法把握信息的权力与面纱之下的运作；官员们的恐惧则在于官场规则的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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