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恐怕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不会只是叹惋“斯人已逝”，而是会呼唤“魂兮归来”。
本文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众号（微信ID:ibookreview），作者：李夏恩
按：与魏斐德、史景迁比肩而立，合称“汉学三剑客”的一代大师孔飞力于2月11日去世了，直至昨日下午，我们方从汉学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的推特上得知了这一噩耗。提到孔飞力，你大概会立即想到《叫魂》一书，书名虽然诡奇，但任何将“叫魂”仅仅看成是“叫魂”的读者，读到最后都会发现自己严重低估了这位老外汉学家的真正实力，他所真正揭橥的乃是帝制中国最玄秘的事物——权力。上世纪70年代末初次来华，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孔复礼”改成了“孔飞力”，避开了“克己复礼”之嫌，却不小心换作了一个中国自行车品牌。
与许多中国学者恪守烈女不适二夫之精神吃定一个研究领域到死不同，孔飞力一直善变：他关注太平天国叛乱和中国地方社会研究，也同样关注现代化冲击下的地方菁英与毛时代基层社会的破坏式变化，还为无数读者献上了那道对中国研究改肠换心的大餐《叫魂》，而即使到了垂暮之年，他又再一次转向去研究海外华人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孔飞力的每一次脱胎换骨，都是对中国这一母体的重新认识。
今天，让我们一起认识并怀念孔飞力，一位平易近人的汉学家，一座中国学者心中的学术富矿。
文| 李夏恩
1
“叫魂”的孔飞力：
一次对妖术和权力的挖掘，
一座中国学者爱慕的学术富矿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踞……”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透过上面这段文字知道孔飞力（Philip A Kuhn）这个名字的，对初次在书店的架子上见到《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初版于1990年，第一个中文版于1999年推出，后在2012、2014年再版）这本书的中国读者来说，光是书名就足以让人产生某种诡奇的联想，而这本书的内容则更为令人惊奇，甚至是某种震悚的感觉。与大众所熟悉的中国历史学家严肃的刻板的大部头著作全然不同，这本书的开场就充满了某种奇异的魅力，吸引人一步步深入孔飞力所构建的镀金时代的乾隆盛世之中。在作者的笔下，这个看似生机勃勃的盛世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稳如泰山，一个荒诞不经的妖术谣言就足以动摇其看似坚不可摧的政治根基。通过显微镜似的抽丝剥茧，读者会发现那个在当时官方的政治文宣中，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在时下热播的影视剧中乾隆盛世只是一种不确定的假象，民众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帝国之中，无论是自然还是经济的生态系统都暗藏隐忧，“终岁勤勤而衣牛马之衣，食犬顒之食”的记载往往而见。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5月
虚假盛世下民生的困苦一如腐败的土壤，为谣言杂草的疯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然而倘使孔飞力的笔悬停于此，那么他恐怕只能侧身二三流史家之林，而无法成为真正冠绝一时，与魏斐德、史景迁比肩而立，合称“汉学三剑客”的一代大师了。孔飞力真正着力之处，乃在于帝王意旨之下的官僚集团是如何应对这宗妖术谣言以及其所带来的恐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叫魂”谣言不仅仅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枢纽，君主与官僚通过对这一事件的介入，来将意识形态中作为概念的专制权力转化为实际的、可见的行动；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燃料，用以推动整个官僚机器内部的各种关系进行运作。
清代的道士化缘图，请注意道士背后的小儿，在孔飞力的《叫魂》中，这些游方僧道因为难以被纳入到国家控制的体系之中，处于半游离的状态，所以往往被当作谣言的传播者与妖术的制造者。
任何将“叫魂”仅仅看成是“叫魂”的读者读到最后都会发现自己严重低估了这位老外汉学家的真正实力，他所真正揭橥的乃是帝制中国最玄秘的事物——权力，那种在绝对意志支配下通过官僚机器的运转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权力，是比叫魂妖术更令人畏惧的事物，对君主来说，它是一种操控的手段；对官僚来说，它是一种可以竞争和分配的资源，而对普通民众来说，它只是一种幻觉。一如孔飞力在这本书最末所写下的那段具有预示性的结论：
“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控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对1999年的中国读者来说，无论是这种写法还是视角，都足以称得上是一种巨大的震撼，人们第一次发现隐藏在两百年前的帝国内部的一宗看似无关紧要的妖术谣言，竟会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很难想象中国历史上还有多少这样类似的小事，被时间的洪流挟沙卷走，从而淡出人们的记忆。孔飞力这个名字，也在读者中深深地扎下根来，有那么一段时间，“叫魂”成为了一个热门词语，中国的历史学者和爱好者都纷纷然将“叫魂”这个词加入到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章之中，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直到今天，仍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者都以自己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中有孔飞力这个名字而感到自豪，孔飞力的著作就像一座富矿，成为人们无穷无尽开掘的宝藏。
但值得深味的是，尽管国人对孔飞力的著作可谓身入宝山，得睹庄严，击节再叹，但对作者孔飞力这个人，大众至今却仍然在脑海里只有断章残篇似的印象，以至于在孔飞力过世整整四天之后，中国的媒体才姗姗迟来地匆匆忙忙刊出一篇几百字的简介以追念这位滋养了千万历史研究者的汉学大师，这多少让人想到钱锺书的那句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在这里，这句幽默的名言，却充满了某种淡淡地悲凉味道。
2
从“孔复理”到“孔飞力”：
身穿西装脚蹬运动鞋的汉学家,
为避“克己复礼”不小心更名自行车品牌
历史学给人的感觉就是正襟危坐，尽管不少大众历史写手将其拉低了不少身段，使其愿意屈尊惠顾芸芸大众，但总体而言，一位历史学家给人的感觉就应当是保罗·巴恩所谓的“书斋里拖着长长白胡子的长者”，比起在历史中发掘勘探的功夫，他们在生活上增彩添色的手段实在是大大逊色，但比起中国同行来，许多汉学家却显得丰富多彩，个性十足，很多中国网友都听过宋史巨擘包弼德（Peter K.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的作者）和民国史大家柯伟林（W.C.Kirby，《德国与中华民国》的作者）在哈佛公开课上一起演唱“两只老虎”版的《中国朝代歌》，一些有幸躬瞻尊荣的人也许还在包弼德，业内的别名是“包公”充满中国情调的宅子里品尝过用中国古董磁盘盛放的澳洲龙虾。而法国汉学家，道教研究者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皇皇巨著《道藏索引》的编者），则真的是一名受过正一道法箓的道士。相比这些人来说，孔飞力可能显得有些平常，但一些见过他的人都会为他的平易近人印象深刻，这位上身穿着西装脚下却蹬着运动鞋的汉学家给很多访学者留下的是一段温暖而充满智慧的记忆，一位中国访学者龚咏梅曾经这样回忆孔飞力上课时的情景：
“孔飞力一般只写中文字，而且只会写繁体字，有时候写的过程会突然卡在那里，疑惑地端详着那些字，因为它们往往可能少了点笔画，或是缺了个口，或少了条腿。先生也觉得这字有点不对劲，可就是想不起来该如何改正，这个时候他的学生们就会善意地笑笑，然后告诉他哪儿不对。做老师的就立即明白过来，冲着学生们摇一下头，叹口气说：‘哎，都怪敲键盘敲多啦！’”
而他的中文名字“孔飞力”，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一场可爱的误会，他的汉名原来叫“孔复礼”，1958年7月6日孔飞力曾与鼎鼎大名的中研院院长郭廷以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郭氏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此描述与踏入中国研究未久的年轻学者的见面：“下午一时半离华府，倬文、心园、宗一及张歆保、孔复礼（Philip A Kuhn）二君相送。孔君系哈佛硕士，从事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已习中文三年，谈话颇为自如。”
孔飞力
他之所以在大陆的名字成为“孔飞力”，根据他自己打趣的说法是他在1979年6月初次访问中国大陆一经奇遇，正是这次访问最后诞生了那本震撼中国读者的中国学名著《叫魂》，不过一个副产品是让他得到了“孔飞力”这个名字，原因是当时中国虽然文革一经宣告结束，但余烬犹炽，顶着“孔复礼”这个名字，当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批孔批林”运动中“孔老二”被钦定的一大罪状“克己复礼”，于是孔的中国同行半开玩笑地劝他把名字改成不那么孔老二的“孔飞力”，面对如此好意，孔氏欣然从命，但非常有趣的是这件事还有一个下文，待孔飞力完成研究回到美国后，一位来美的中国学者告诉他他的这个新名字与中国某自行车品牌颇为类似，弄得孔氏哭笑不得。在他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的自己第一本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该书初版于1970年，为孔飞力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国太平天国之乱中的民兵：团练之理论与实践》（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的修订本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于1990年，再版则是12年后的2002年，但直到今天又过了14年，这本市面难得一见的书却一直未能再版），他的题赠署名仍然是“孔复礼”，实际上，今天除了大陆之外，在海外港台，他的名字一直就是“孔复礼”。顺便提一句，与他同样遭遇的还有在中国大陆享誉盛名的汉学家，“中国中心论”的极力倡导者，《在中国发现历史》和《历史三调》的作者柯文（Paul A．Cohen），其实人家的真正的汉文名字叫“孔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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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变的孔飞力：
孔飞力的每一次脱胎换骨，
都是对中国这一母体的重新认识
尽管孔飞力长久以来被大陆叫错了名字，但他却不以为意，想必一直认同中国有其独一无二历史的他，应当不会介怀这个国家以自己的方式给他按上一个由中国特色的中文名字，这毕竟无损于他自踏入中国学研究以来对这个国家始终如一的兴趣，但他的学生生涯却并非“从一而终”。像很多中国学者一样，中间颇多变数，他在哈佛本科研究对象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格兰，同时在大学期间又受到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影响，尽管之后转向历史，但他对人类学的兴趣却始终未变，即使是他转向了历史，他最先感兴趣的也不是中国历史，而是日本史，一位初对远东感兴趣的青年学者会首先看上日本不足为奇，不仅因为1950年代正是美日关系的蜜月期，无论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造还是之后的韩战爆发，日本都是当时美国远东政策的焦点，更因为哈佛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日本史学家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赖公不仅是日本史首屈一指的名家，更是参与美国对日政策的亲日派教父级人物，所以孔飞力在1954年毕业后，首先是前赴欧洲东方学重镇伦敦亚非学院学习日语和日本史，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那么日后孔飞力也许会同样成为一位海外日本学大师，也许日本会多一部《叫魂》一样的名著，而中国人则失落地少了一部《叫魂》这样具有启蒙意义的经典之作。
但1955年的从军生涯使孔飞力的日后的研究之路发生变化，他在加州蒙特利半岛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蒙特利乃系南加州华人聚居地，许多留美华人学者都曾在其中任教，其陆军语言学校以广州官话教育甚至连参观过的胡适都在日记中点头称许，在该学校“生产”的汉学家亦不乏其人，比如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律史研究名家艾德华（R.Randle Edwards）即出于此间，但只能算是孔飞力的学弟了。孔氏也正是在这里受到中国文化之感染，而进入中国学研究之殿堂。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Chinese Among Others》（他者中的华人）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即使登上中国学之堂，并且在其中占据要津，但与许多中国学者恪守烈女不适二夫之精神吃定一个研究领域到死不同，孔飞力却是一直善变，郭廷以1958年与他见面时留下的印象是他在进行国民党史研究，但他最终提交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却是关于太平天国叛乱和中国地方社会的研究，他也同样关注现代化冲击下的地方菁英与毛时代基层社会的破坏式变化，他在1970年代对在整个20世纪被作为政治口号的“土豪劣绅”的精深定义，直到今天仍被学者所有意或无意的运用。而就在人们期待他会推出一部现代中国士绅嬗变著作的时，他却为无数读者献上了那道对中国研究改肠换心的大餐《叫魂》，而即使到了垂暮之年，他又再一次转向去研究海外华人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孔飞力的每一次脱胎换骨，都是对中国这一母体的重新认识，就像他的那本由论文和演讲汇编的小册子《现代中国的起源》一样，他通过一系列看似毫不相关的研究，展现了中国如何嬗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它的内在历史的进程是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它在现代所遭遇的一系列难题，包括社会的流动、政治的参与，身份的认同，还有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一直反复困扰整个中国的问题——权力的分配，从这一点上来说，孔飞力本身就是一名叫魂者，当然不是巫术意义上的，而是在唤起一个隐藏中国历史之中的幽灵，提供一种视角，让人们可以看清它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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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不能成为孔飞力？
亦步亦趋只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
一位上过孔飞力的人说孔在课上最喜欢的说的一句话是：“我的问题不是Why and how China didn't（中国何以不如此），而是相反Why and how China did（中国何以如此）”孔飞力用这句话表达他对坚定的“中国中心论”的观点，但对本身已经是中国人的我们来说，也许更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何以不能像孔飞力那样？
在过去的30年间，无论已经陆陆续续翻译了无数汉学家的著作，像孔飞力的《叫魂》这样被视为经典模板的著作也不再少数，一个稍微留心社科人文类书籍的读者都不难举出几个有分量的汉学家的名字，孔飞力、柯文、史景迁、裴士锋、欧立德、柯娇燕……但为何他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却难以做到？甚至照葫芦画瓢都很有些画虎不成反类犬？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中国的历史研究在对西方同行的借鉴中一直以来都“舍本逐末”，我们喜欢引用他们的结论和观点，却鲜少考虑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些观点的，他们的分析方法是什么？背后又隐藏了怎么样的思想资源？一个作者呈献给读者的著作往往只是他思想的冰山一角，真正的功夫其实隐藏在背后。回想数年前，史景迁的《康熙》一书引发了中国史学界的一场极大震撼，人们很难想象一位历史学家竟然可以假借传主康熙的口吻，以第一人称书写一本伪造的个人传记，而传记的内容却又来自于当时的实录、上谕、圣训、奏折和其它经得起考验的史料。中国学者对这本书争论不休，一些拙劣的模仿品也纷纷出炉，但对一个谙熟西洋文学史的人来说，史景迁的《康熙》并不值得非常惊奇，他只是采取了西洋文学中一种很常见的叙述手法罢了，这种假死者口吻做传的做法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希腊讽刺作家琉善就在《死人对话》里戏拟那些死去的英雄、国君和哲人的对话，这种“死人对话”成为一种文体，从中古时代到启蒙时代再到现代一直流行于西方文学创作中，而史景迁《康熙》所本的则更简单，他取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本虚构的罗马皇帝哈德良的传记小说，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名著《哈德良回忆录》，只不过他把哈德良换成了康熙而已。
孔飞力
孔飞力亦复如是，他的经典之作《叫魂》几乎处处都可以体现出他是如何直接从西洋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著作中汲取养料，在被中国读者惯常忽视的注释和参考书目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看似与“叫魂”研究主题毫不相关的西洋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著作，包括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研究美国印第安社会的《纳瓦霍的巫术》（Navaho Witchcraft）、李奇的《魔发》（Magical Hair）、麦克法兰著名的英格兰巫术研究著作《都铎与斯图亚特时期英国的巫术》（ 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等等，但正是这些很容易被中国学者以毫不相干为理由弃之一旁的著作，造就了孔飞力看似与众不同的经典之作。
倘使我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只是一味的赞叹和争论，甚至像一些学者那样酸溜溜地将其指责为“离经叛道”和“小题大做”的话，那么孔飞力的去世就真的带走了一个时代，跟在《叫魂》的后面亦步亦趋的结果只能是生产出“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拙劣山寨品，而无法有真正站在大师肩上属于自己的创造，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恐怕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不会只是叹惋“斯人已逝”，而是会呼唤“魂兮归来”。
2016年2月16日晨纪念孔复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