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去世，世人对其多有不同的解读，对比章氏本人思想与事业，这些阐释恐怕与章氏本人对自己的定位相去甚远。
章太炎死后，他的两位著名弟子钱玄同与鲁迅对其一生的学问、事功作出了非常不同的评价。钱玄同以“素王”、“明德”表彰章太炎，这是今文经学思维方式下对古文经学家的一种形象建构。鲁迅称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其评价的标准是“学随政变”的“革命”观，这既是一种深刻的总结，也造成了严重的误解。
素王与明德——钱玄同如是说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去世的当天，在北平的钱玄同就收到了电报。他在日记中写下：“闻此消息后，心中总觉怔住了。”可见，钱氏与章太炎的感情之深。
随后，钱玄同为章太炎写了挽联：
恭挽
先师菿汉先生
素王之功不在禹下；
明德之后必有达人。
这幅挽联按照年龄大小署了六个人的名字，即马裕藻、许寿裳、吴承仕、周作人、沈兼士、钱玄同。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
钱氏说他对章太炎的学问继承的主要是文字音韵方面，这既是实事求是的表述，也透露出他与章氏学术思想的区别。在章太炎的学问体系中，文字音韵为基础、经史之学为中干，诸子佛学为极致。而在经史之学中，钱氏的主张大体是今文经学，即使是新文化运动期间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仍然萦绕钱氏心头。到了晚年，钱氏对微言大义又有重新重视的倾向。钱玄同的今文经立场使他不能认同乃师对诸子学、佛学的推崇。所以，钱玄同说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懵无所知。这看起来是自谦之词，本质上是对师徒二人在学术思想上差异的一种暗示。
钱氏说章太炎“素王之功不在禹下”，这里他是化用戴震的学生挽戴震之语来挽章太炎的。但钱玄同对章太炎关于戴震的论述并未完全理解，章太炎的确表彰戴震对“以理杀人”的驳斥，但他还在《释戴》中指出戴震因为不了解佛学与道家思想而对自然之理的解释不得要领。因此，章太炎之论戴震很大程度上有佛学与道家的背景在，钱氏拟章太炎于戴东原，反映的不是章氏本人之意，而是钱氏自己的理解。
关于章太炎的政治成就，钱玄同主要表彰的是章氏的攘夷之功，拟之为“素王”。需要指出的是，“素王”是今文经学推崇孔子微言大义的惯用之词，章太炎曾在《国故论衡》的《原经》篇中予以驳斥。今钱玄同却又将章氏比为“素王”，这实在是其以今文经学思想论章氏这个古文经学家必然结论。
挽联的后半句“明德之后必有达人”，是钱玄同借《大学》之“明德”，表达他在道德观与人生观上深以师论为然，与其道德经世的事功追求。
因此，钱氏对章太炎之死的评价其实是出于自己思想体系的一种建构。
鲁 迅
鲁迅自新文化运动时就在思想上与章太炎分道扬镳，认为章氏已经落伍，“不妨叛之”。但在人格上，鲁迅仍给章氏很高的评价。
章太炎逝世后，鲁迅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为纪念（《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文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我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鲁迅将章太炎定位称“有学问的革命家”，这种“革命”开始于木板《訄书》之出版，结束于反对袁世凯称帝。鲁迅所说的木板《訄书》即初刻本《訄书》，据朱维铮先生的考证，此书之出版不晚于1900年4月上旬（《章太炎全集》第一辑第三卷《訄书初刻本訄书重印本检论·本卷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章太炎生于1869年，逝于1936年，自戊戌变法直到晚年，章太炎的政治活动均未中断，而且这种政治活动与其学术思想之发展是同步的。鲁迅却只截取约16年的时间，换句话说，这是鲁迅希望的章太炎传世形象，即有学问的革命家。大体来说，在鲁迅看来，当章太炎革命时，其学问也是革命的。当章太炎落伍时，其学问就往后拉车屁股了。显然，鲁迅对章太炎这约16年的革命家经历之评价，是以“学随政变”为标准的。
在“学随政变”的革命标准下，鲁迅对章太炎思想之阐释有严重偏差。对章太炎主持《民报》期间的活动，鲁迅也是赞扬他与保皇派的斗争，而忽视章氏本人十分重视的“俱分进化论”、佛学思想。民国之后，章太炎在政治上许多事迹，除了反对袁世凯称帝外，他在联省自治与抗战问题上都有许多政策建言与实际参与。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章太炎民国之后的学术思想发展，鲁迅基本没有具体论述，而章太炎的一些重要著作如《菿汉微言》、《检论》等都是在这个继续“革命”的时段完成的。
这说明，鲁迅虽然将乃师章太炎定位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但是在这个十几年的“革命”中，鲁迅重视的仅是那些具有“革命”的“学问”。以“学随政变”的“革命”标准来衡量章太炎的学术思想，无疑遮蔽掉了章氏本人学术思想的许多重要面向。
了解了鲁迅评价章太炎时“学随政变”的“革命”标准，也就能理解他对《章氏丛书》的态度了。鲁迅批评1919年编订的《章氏丛书》相比之前的版本少了许多战斗性的文章，1933年的《章氏丛书续编》则“更纯谨”。因此，鲁迅不满于章太炎“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
这里鲁迅所说的《章氏丛书》是浙江图书馆于1919年刊刻的，较1915年上海右文社的《章氏丛书》只是略有“删革”，并非如鲁迅所说的“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1919年的《章氏丛书》中依然能看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建立孔教议》、《邹容传》等斗争的文章。
可是，鲁迅并没有理解或者不想去理解“战斗”只是章太炎学术思想与政治主张的一部分，他的战斗同时也是建设的基础。章太炎由早年的战斗，走向晚年的建设，而作为学生辈的鲁迅却活在章太炎早年的战斗思想中，这也就是为何章太炎反对新文化运动而鲁迅等人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原因。
对比钱玄同、鲁迅两人对章太炎之死的不同评论，反映出钱、鲁二人对章氏之死的阐释，其实是借已死的乃师对自己思想理念的一种表达，并非是章太炎本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