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许地山：我几乎不敢希望能与他为友
“当时我呢，只是个毕业生，什么学识也没有。可是地山在那时候已经在燕大毕业留校教书， 大家都说他是个很有学问的青年。初认识他，我几乎不敢希望能与他为友，可是，他有学问而没有架子，他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他同我去吃八个铜板十只的水饺，一边吃一边说，总说得有趣。我不再怕他了。”老舍这样回忆与许地山的第一次见面。
老舍初识许地山，是在1922年春。当时，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开办英文夜校，老舍报名参加，也常到教会帮忙。不久就认识了常到那里去的许地山。那年，老舍23岁，许地山大他5岁。
老舍后来回忆说：“当我初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朋友’，不必细问他什么；即使他原来是个强盗，我也只看他可爱。一来二去，我试着问他一些书本上的事；我生怕他不肯告诉我，因为我知道有些学者是有这样脾气的。但是，地山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和谈笑话似的，他知道什么便告诉我什么，没有矜持，没有厌倦，教我佩服他的学识，而仍认他为好友。学问并没有毁坏了他的为人，像那些气焰千丈的‘学者’那样。”
“有学问，天真可爱，没架子”，这是老舍对许地山是第一印象。当时的许地山已经和茅盾等人发起了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散文名篇《落花生》，在圈内颇为知名。他们相识的一年后，许地山即与梁实秋、冰心等人一起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念哲学系。而老舍开始在北京第一中学教语文。
伦敦岁月：是他鼓励我写出了第一篇小说
巧的是，在1924年9月，当老舍应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请前去任华语教员时，许地山正好刚从哥大毕业，来到了伦敦。许地山与老舍的共同好友易文思便安排他们俩住在了一起。老舍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在文中记述道：“易教授住在Barnet，所以他也在那里给我找了房。他告诉我，是和许地山在一块。我更痛快了，见了许地山还有什么事做呢，除了说笑话？”许地山打算在牛津大学继续研究比较宗教学，那时还未开学，于是就先在伦敦和老舍做起了室友。
老舍诙谐幽默，喜开玩笑，常常妙语如珠。许地山也很健谈，常滔滔不绝，犹若江河之下，时夹一两句谐语。两人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据说，有时他们在伦敦街头相遇，便会展开“聊天竞赛”。
“早哇，您老。”北京人老舍带着一口漂亮的京腔。
“耐唔客气呢哉，我地唔爱噉哉！”许地山或以粤语回敬。
要是在寒暄后谁忽然想起了一个什么话题，两人的脚跟便会像被钉住似的，能足足聊上四五个小时。老舍曾说许地山“能由男女恋爱扯到中古的禁欲主义，再扯到原始时代的男女关系。他的话一会儿低降到贩夫走卒的俗野，一会儿高飞到学者的深刻高明，谈一整天并不倦容，大家听一天也不感疲倦。”
当时的许地山正整日埋头于创作和研究，而老舍尚未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受许地山影响，老舍曾萌生研究宗教的念头。许地山在当时可谓宗教研究的大家，老舍经常向他请教，许自然知无不言。但有一日他对老舍说：“选择职业，固有许多客观因素，但最重要的，还应是自己性之所近。我劝你写小说，研究宗教的工作嘛，倒可以先搁一搁。
“你看当今文坛，创作者人数虽不少，像是很热闹，可总是一种声气一种格调。要打破这种局面，你有这份才能。你的经历、你的生活积累，好好利用，你是能成为一个大小说家的。”
老舍开始试写小说，起初他没什么自信，便总是抓着机会就给许地山朗读一两段。许听了，只顾了笑说：“可以，往下写吧！”
一年后，老舍的首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诞生了。许地山鼓励他寄回国内去。几天后，一封附有许地山推荐信的包裹远隔重洋来到了上海《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的手中。数月后，这篇处女作被刊载了出来。老舍到中国饭馆吃了顿杂碎，“犒赏三军”，从此开始慢慢在文坛崭露头角。
老舍曾问许地山用“落华生”作为笔名的用意，许笑而不答，提笔写道：宽而可济，朴而不迂。或许正是许地山身上这种不求虚誉，平实致用的落花生精神让老舍对其尊敬、信任，又不觉得有距离感。
每逢暑寒假，许地山必回伦敦玩几天。他们就这样在异国他乡做了两年朋友。1926年10月，许地山由胡适推荐，去往香港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并举家迁居香港。而老舍于1930年也回到了北京，并开始大量发表作品，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一颗新星。
两位好友的人生路看似由此分叉，但他们从未忘记对方。老舍曾回忆道：“自从他到香港大学任事，我们没有会过面，也没有通过信；我知道他不喜欢写信，偶而写一封，也只是几个奇形怪状的字，写在一张随手拾来的破纸上。我管他的字叫作鸡爪体，真是难看。所以我也就不写给他。抗战后，为了香港文协分会的事，我不能不写给他了，仍然没有回信。可是，我准知道，信虽没来，事情可是必定办了。果然，从分会的报告和友人的函件中，我晓得了他是极热心会务的一员。我不能希望他按时回答我的信，可是我深信他必对分会卖力气，他是个极随便而又极不随便的人，我知道。”
“落花生”之缘：共同的平民思想
在许地山发表散文《落花生》后12年，也就是1935年许地山离开燕京大学那会儿，老舍也写了一篇《落花生》。后世认为，两人相知甚深，性格相近，老舍的这篇同题作品虽表现手法不同，但在创作意图和主旨上都与许文非常相似，可能多少受了许的旧文影响。
“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许地山的作品文如其人，平实自然中富有童趣，又寓深刻于朴素之中。
而老舍之作则俏皮幽默，描写生动传神：“大大方方, 浅白麻子，细腰，曲线美。”“弄开看：一胎儿两个或三个粉红的胖小子。脱去粉红的衫儿，象牙色的豆瓣一对对的抱着, 一边儿还接着吻。”
两篇《落花生》都体现了一种平民思想。许地山将苹果、桃子、石榴与花生作对比，说它们“果实悬在枝头，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当时的许地山立志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在1921年许开始创作时将笔名取为“落华生”，以此自省。
老舍则把瓜子拎出来批评一番：“它夹你的舌头，塞你的牙，激起你的怒气——因为一咬就碎；就是幸而没碎，也不过是那么小小的一片，不解饿，没味道，劳民伤财，布尔乔亚”,令人莞尔。
在当时，这种以物喻人的手法甚为常见，而撇开表达方式，两人想要传达的精神内核尤其一致。这或许也是他们长期友谊的精神基石。
生死相隔：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49岁。噩耗传来，老舍悲痛万分，他写下与许地山的交往与友谊，述说许地山的“性格与才能，表明他是怎样的可爱与可敬”，名为《敬悼许地山先生》，刊于17日的《大公报》。
开篇他便写道：“地山是我最好的朋友。以他的对种种学问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的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每当我看见他的笑脸，握住他的柔软而戴着一个翡翠戒指的手，或听到他滔滔不断地讲说学问或故事的时候，我总会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岁，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岁，他必定还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有说有笑。”“地山竟自会死了——才将快到五十的边儿上吧。”
许地山去世四个月后，老舍仍然为失去这位良师益友而倍感伤心，又撰写了同名文章予以悼念，文中夹杂着老友趣事：
“当他遇朋友的时候，他就忘了自己：朋友们说怎样，他总不驳回。去到东伦敦买黄花木耳，大家做些中国饭吃？好！去逛动物园？好！玩扑克牌？好！”
然而“昔日的趣事都变成今日的泪源。你怎可以死呢！”“不能再往下写了……”老舍在悼文最后无法抑制心中的悲伤。如今，这两位民国时期的大家都早已离开人世，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依然为人们所传诵，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各自的凄凉结局：十年生死两茫茫
二十多年过去，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遭红卫兵“斗争”和毒打的第二天，在公园独自坐了整整一天，最终在深夜走向太平湖边，投水自尽。不知他脑中是否曾掠过那位先行他一步的挚友许地山。老舍之死，是为家国之不幸，世道之荒诞，自身之清白，是士可杀不可辱之意。
"他直如秋夏间的鸣虫，生活的期间很短，并没有想到所发的声音能不能永久地存在，只求当时哀鸣立刻能够得着同情者。
他没有派别，只希望能为那环境幽暗者作明灯，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
这段摘自许地山散文集《落花生》（《〈解放者〉弁言》）的一段话恰巧可以描述二位作家的共通之处——没有派别，心底赤诚。
许地山在49岁时英年早逝，他所处的时代太过于兵荒马乱，他的散文又多空灵幽远，返璞归真之感，在那群情激昂的年代，显得“不合时宜”而注定要被边缘化。他像落花生一般被散落在了民国时期，生前辉煌不及，身后落寞有余。
好在直至今日，这对好友在民国璀璨群星中皆双双成为不可忽略的文化遗珠，闪着光亮。他们的作品依旧被欣赏，他们的精神仍然被珍视，在这快速阅读时代，也算一桩幸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