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人权、民主的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尽管我并不赞同白鲁恂（Lucian Pye）的如下观点——伊斯兰教的民主尚属可能，而“儒家民主”完全是不可能的，但我很重视他的诠释立场。作为杰出的政治学家，他对我们理解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深思熟虑的观点必须被提及。他通过对中国人精神—文化的社会化与政治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独裁心态——他视之为儒家学说的典型特征——在中国人的“心灵习性”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即使有建立亲近民主制度的良好意图，也会不可避免地失败。然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相信，有利的外部条件能使情况有所改观，而且没有理由认为文化不会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海内外似乎出现了一批声音渐强的学者，在明显没有政府资助或鼓励的情况下，出版了许多论著，探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实践与中国的治理方式并不相适宜。他们倾向认为一种不同类型的民主甚至是非民主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罗思文（Henry Rosemont）、安乐哲（Roger Ames），特别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探询“人权”对社会幸福的有效性，以及就这点而言美国的情况。当然，质疑的目标并非人权本身，而是将个人主义作为人权的前提条件的自由主义观点。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丹尼尔·贝尔支持“非自由民主”的观点。
我个人的立场则有本质不同。我自认为儒学复兴运动中第一代和第二代思想家和实践者之儒家精神的传递者。张君劢的儒家宪政主义和徐复观的儒家自由主义并非对西方模式的被动接受。诚然，这两种观点是根据西方启蒙运动最优秀的遗产——自由、理性、法治、人权和个人的尊严——而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他们提倡一种新的儒家政治，反对独裁主义、因循守旧等。他们从未怀疑，在西方的影响下和根据启蒙精神，现代儒家人格应当是思想自由、理性、遵守法律、尊重和改善人权，和有力地捍卫个人的尊严。但同时也意识到，儒家成为君子或“成圣成贤”的“为己之学”、“身心之学”、“天道性命之学”，与作为现代人类繁荣基础的价值观可能存在紧张与冲突。
换言之，没有理由预设儒家民主在原则上是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此外，我们可以质疑基于个人自由思想的普遍性，但我们必须承认，对分配正义、机会平等以及言论、出版、集会、宗教自由的关注，本着时代的精神，即使不是抽象的普遍性伦理，也是世界性的伦理。诚然，正是在儒家批评精神的伟大传统下，徐复观将他自己定义为一个儒家自由主义者。
总而言之，新儒家学者公共批判的自觉意识已完全是民主的。儒家民主并非臆想，而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中国向功能上等同于一种新形式的自由民主的改革，不仅确实可能，而且在道德上也势在必行。
二十年前，我与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教授共同推动北美地区儒学与人权的研究，其成果最后汇集在《儒教与人权》（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近些年来，梁涛教授在推出思孟学派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同时，也积极致力于儒学与人权的研究，我与他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曾先后举行过两次“儒学与人权”研讨会，集中国内一批搞中国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学者，对此问题作出深入探讨。《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30日曾以“学界热议儒学发展新路向，用人权激活传统儒学”为题做了报道，引起学界的关注。现梁涛教授将其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时搜集到的西方学者的相关成果翻译编辑成书，将以《美德与权利——跨文化视域下的儒学与人权》为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成果均在海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相信对大陆学者也会有一定借鉴、参考作用。我愿意对梁涛教授将要出版的新书做出郑重推荐。